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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精衛差點成為廈大首任校長

廈門大學是陳嘉庚先生創辦的，這個大家都知道。當年陳嘉庚是在什麼背景下創辦廈門大學的呢？在《南僑回憶錄》中，陳嘉庚有專門提及，今天咱們來說說。

創辦廈門大學的初衷，是陳嘉庚先生有感於當時的福建沒有一所大學，而隔壁的廣東，還有民國政府所在地的江蘇大學林立，這十分不利於福建的發展。在幾番斟酌之下，陳嘉庚決定創辦廈門大學。

陳嘉庚先是自己捐了100萬元用於開辦前兩年的花費，之後自己又認捐300萬元，以每年開銷25萬元做計劃，這300萬元準備使用12年。

當時在學校的籌款方面，陳嘉庚有一個頗為樂觀的安排，就是等學校開辦兩年之後，他將向數量不少的南洋華僑富商募捐“鉅款”（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的用詞）。顯然在他看來，這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過於樂觀了（下一節說）。

大學開辦，自然要有校長。此時，早年在新加坡結識並惺惺相惜的汪精衛進入陳嘉庚的視野，當時（1919年）的汪精衛還是“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的民族英雄，他成為漢奸還得是將近20年以後的事。

在收到陳嘉庚發出的邀請之後，汪精衛敬佩陳嘉庚的報國熱忱，十分痛快地答應了，他對陳嘉庚表態道：“來廈居住，一可靜養精神兼研究學問，一可幫助廈大之事。”為了表示決心，他讓自己的夫人陳璧君先行到廈門商討相關事宜，陳璧君在廈門期間，就住在鼓浪嶼黃奕住的觀海別墅裡。

幾年之後汪精衛再到廈門，還是住在黃奕住的觀海別墅，顯然他和黃奕住也交情不淺，後來離開時，他還專門錄寫了一首李白的《山中問答》贈送給黃奕住：問餘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渺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再後來汪精衛淪為漢奸，還特別要拉攏黃奕住入夥，結果被看重民族氣節的黃奕住拒絕了，這是後話。

1919年8月，陳嘉庚在上海成立私立廈門大學籌備委員會，聘請蔡元培、黃炎培、汪精衛、餘日章、郭秉文、胡敦復、葉淵、鄧萃英、黃孟圭等人為籌備委員，一切工作開始進入有條不紊推進中。

本來以為汪精衛入主廈門大學是板上釘釘的事，沒想到由於時局的變化，這件人事安排落空了。當時的廣東軍閥陳炯明為了支持孫中山，從福建帶兵殺回廣州趕走桂系軍閥，並請孫中山重回廣東，作為孫中山得力助手的汪精衛為了革命，只好向陳嘉庚請辭，汪精衛擔任廈大校長的動議也就此作罷。

後來籌備委員會開會，重新推舉鄧萃英為廈門大學首任校長，但當時鄧萃英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參事，任命他為廈大校長時，大家有共識他必須辭去教育部的工作，專任廈大校長。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鄧萃英一直沒有辭掉教育部的公職，反而想在教育部上班，廈大校長還是掛他的名號，日常工作交由教務長鄭貞文和總務長何公敢負責。

這引起當時業已入學的120名學生的不滿，他們以匿名信的方式逼迫鄧萃英必須辭職，否則將以公開聲討的方式給他難堪。鄧萃英見無法二者兼得，只好向陳嘉庚請辭，也不認可他做“掛名校長”的陳嘉庚連一絲挽留都沒有，用他在《南僑回憶錄》裡的話說：“鄧君於是來函辭職，餘亦不留也。”

這件事情之後，陳嘉庚從新加坡請回當時頗有名望的林文慶先生接任校長，林文慶先生在廈大一干就是16年，為廈大可謂嘔心瀝血，可惜由於種種原因，他對廈大的貢獻很長時間被刻意忽略，直到2005年廈大才建了一個“文慶亭”紀念他。

2、三次失敗的募捐，讓陳嘉庚感嘆理想之失敗

前面已經提及，廈大開辦之初，陳嘉庚先捐了100萬，後又認捐300萬，並準備在學校正式運作兩年之後開始向南洋富僑募捐“鉅款”。

兩年之後，陳嘉庚果然開始了他的募捐行動，第一次的募捐對象是一位“原籍同安，富貫全僑”的富僑，當時陳嘉庚給他寫了一封長信，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希望對方“捐五百萬元為廈大基金，否則多少隨意，抑捐辦醫學一科，以為君紀念”。

沒想到對方收到信函後，只是交代他的商行經理電話告知陳嘉庚信收到了而已，過了一段時間，陳嘉庚託朋友問詢，對方居然回覆說並沒有捐款的意思，第一次募捐就這樣宣告失敗。

第二次募捐更為曲折，陳嘉庚都有點低聲下氣之感了。1924年，陳嘉庚到印尼萬隆處理生意上的事，結識了一位祖籍漳州，有兩三百萬盾家產的富僑，因彼此有惺惺相惜之感，這位富僑第二天請陳嘉庚到家裡吃飯，席間向陳嘉庚吐槽膝下無子之荒涼。

原來這位已屆花甲之年的富僑平生無子，後來向自家兄弟過繼了一個侄子為嗣，沒想到養到19歲時又意外夭折，唯一的一個女兒，偏偏又在出嫁後死了丈夫寡居在家，可謂家運不濟人丁稀落。所以言談間便有了然之感，只希望趕緊給女兒再找門親事，然後把家業傳接過去，自己打算告老退休云云。

從富僑家裡告辭之後，陳嘉庚又起了為廈大募捐的念頭，心想這位富僑資產雄厚，為廈大捐資十萬盾，六七萬盾也可以，當作做善事衝一衝他的家運不濟大概是沒問題的。於是陳嘉庚就託友人轉達希望對方為廈大捐建一座圖書館的願望，並且說明圖書館可以用他的名字命名以做紀念。如果可以，他會親自上門拜訪再做詳細說明。

陳嘉庚還特別讓朋友提醒對方，他的兄弟在廈門開錢莊，和廈大校長林文慶是好朋友，這筆捐款肯定不會被騙或挪作它用，請對方大可放心，陳嘉庚為了廈大，連自己的誠信都賠上了，意思是說：你要是不相信我，總該相信你自己的兄弟和林文慶校長吧？

誠意至此，結果還是沒打動對方，兩天之後對方回覆，沒有捐款的意願。

陳嘉庚不死心，差不多半個月之後他又到萬隆，重新託另外一個朋友向這位富僑表示，捐款金額少一點也可以，沒想到還是吃了閉門羹。

陳嘉庚由此大加感慨，自廈大開始創辦4年多來，他自己的捐款已經花費了100多萬，沒有一座建築標上自己的名字，沒想到只要對方捐幾萬就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圖書館，對方竟還是不願慷慨解囊。

第三次募捐，是在印尼爪哇認識一位才四十多歲，祖籍同安的富僑，他們認識的時候，這位富僑剛從廈門探親回到爪哇。陳嘉庚心想對方在廈門期間一定親眼所見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的成功，所以向對方開口募捐應該不至於遭到拒絕。

於是陳嘉庚就託了一位在當地有名望的中間人轉達捐款的意思，沒想到對方想都沒想就一口回絕。

三次募捐失敗，讓陳嘉庚對廈大創辦之初對募捐的樂觀頗感無奈，不由得“自恨以前理想之失敗”，他也分析其中的原因，在《南僑回憶錄》中他這樣寫道：“所可怪者，我國人傳統習慣，生平艱難辛苦多為子孫計，若夫血脈已絕，尚復代人吝嗇，一毛不拔。既不為社會計，亦不為自身名譽計，真其愚不可及。”

雖然多次募捐都失敗了，但也恰恰是失敗，更彰顯了陳嘉庚讓人感佩的“盡為廈大奔走之責任”的可貴，所謂世道人心，其實就是如此。

3、陳嘉庚曾計劃把南普陀也徵作廈大校園的一部分

廈門大學開辦之初，校址所在地的演武池到處是巨石和墳墓。

一些巨石好處理，陳嘉庚讓工人就地取材，把這些石頭鑿作建築校舍之用，“不但堅固且亦美觀”；有些巨石則因為跟墳墓靠近，墓主的後人認為破鑿這些石頭會壞了他們家的風水，所以紛紛來交涉，遇到這種情況，陳嘉庚就耐心解釋，解釋不聽，就暫且讓工人停工，待這些人離開，陳嘉庚馬上讓工人迅速復工，等到他們發現時為時已晚，“雖再來交涉亦莫可奈何”。

陳嘉庚此舉，看似頗有些霸道，實則不然，他有一片赤子之心，也得有商人的精明和強勢，否則何以成事？

對於墳墓，陳嘉庚則在數里之外的山腰先買下一處空地，用作遷墳移葬地，並在各報紙刊登遷墳啟示，“立碑標明，限日遷移……如不自動遷移，本大學則為代遷，並規定津貼遷移費。”由於安排妥當，遷墳之事得以順利進行，校舍之建築，也按計劃進展。

廈大和南普陀寺相鄰，當時陳嘉庚有三點考量：“唯南普陀佛寺或仍留存，或兼作校園，至寺前田地，廈大需用時，則估值收買之。”

後來南普陀寺還是留存了下來，寺前的田地也沒有被廈大買走，出世的寺廟和入世的大學之間和諧共處，最好的人間圓滿莫過如此。

4、為了不誤及青年，陳嘉庚把廈大捐給了國家

從1926年開始，由於時勢動盪，陳嘉庚在南洋的生意開始走下坡路，儘管如此，他還是極力維持著集美學村和廈門大學的正常教學運作。到了1937年，眼看著時局更加惡化，“餘念廈集二校雖可維持現狀，然無進展希望，而諸項添置亦付缺如，未免誤及青年。

也就是說，到了1937年，雖然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村還能維持正常運轉，但要有更大的進展短期內也看不到希望，反而一些原來安排好的規劃無法進行下去，長此以往，恐怕耽誤青年的前途。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陳嘉庚開始考慮減輕負擔的問題，“若政府肯接受廈大，餘得專力維持集美，豈不兩俱有益，此乃出於萬不得已之下策。”

把廈大捐給國家，他專力辦好集美學村，雖然是萬不得已之下策，但當時的情境之下，這已經是最好的安排了，所以陳嘉庚分別呈書福建省政府和教育部，表達了“自願無條件將廈門大學改為國立”的意願。

文書送出之後，一直沒有收到回覆，這時候正好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赴歐洲公幹，中途經停新加坡，陳嘉庚就以盡地主之誼的名義上船為孔祥熙送行，孔祥熙跟他透露了廈門大學變更為國立行政院已經通過的消息。

果然沒過多長時間，陳嘉庚就收到了教育部的回函，同意接受他把廈門大學捐給國家，並委派薩本棟先生為校長。

1937年7月1日，私立廈門大學正式改為國立廈門大學，薩本棟先生成為國立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

捐出廈門大學，陳嘉庚雖然解了負擔之重，心裡卻自責不已，他在《南僑回憶錄》中寫道：“每念竭力興學，期盡國民天職，不圖經濟竭蹶，為善不終，貽累政府，抱歉無似。”

為了減輕自責，陳嘉庚只好借用古訓寬慰自己，他說：“回憶古語云：‘善始者不必善終’，亦聊以自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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