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典目錄中，佛教的專科目錄佔有較重要地位，它不僅內容豐富，而且類目設置也較嚴謹，近現代學者梁啟超、陳士強等對此有詳細研究。但在中國古代官、私目錄中也著錄有大量釋書，對這一研究則注意較少，雖也有學者研究，但或侷限於《七錄》、《七志》、《隋書•經籍志》等目錄，或在中國目錄學史中稍帶提及，研究範圍較窄。基於此，本文從整個中國古代官私書目發展這一角度出發，對這一問題試做探討，以引起其進一步討論。
在《隋書•經籍志》以前，佛教以外的學者對釋書的目錄整理，當推西晉秘書監荀勖撰《晉中經簿》，他首次著錄二卷釋書，劉宋王儉在《七志》中將道教、佛教經典附在第七部後，稍後阮孝緒仿此在《七錄》中列外篇兩部，為《佛法錄》和《仙道錄》，《佛法錄》分釋書為戒律部、禪定部、智慧部、疑似部、論證部五部，雖然由於阮氏信佛，才先佛而後道，其釋書分類也是從佛教角度而劃分，但無論如何，古代官私書目將釋書納入自己體系開始於魏晉南北朝。
一、官方目錄對釋書容納
《隋書•經籍志》是現存在最早四部分類的官方目錄，它把佛、道作為附錄置於四部之後，並作一概述，但卻不著錄書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八五中指出：“梁阮孝緒作《七錄》，以二氏之文，別錄於末，《隋書》遵用其例，亦附於志末，有部數、卷數而無書名。”《提要》之言雖點明《隋志》在處理道、佛兩類是遵循《七錄》例，但卻未說明是否《隋志》對釋書的再分類也遵循《七錄》？而實際上，《隋志》對釋書的再分類參考佛經分類法，就目前來看，很可能參考隋開皇十四年的《隋眾經目錄》。按現存最古之佛教經錄，為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但其未按大小乘、經、律、論分類，自僧祐之後，佛教經錄才注重按大小乘、經、律、論分類。有兩部僅存篇目的經錄，其分類頗有參考價值，一為《李廓錄》，一為《寶唱錄》，這二經錄都有大小乘、經律論之分，但又過於瑣碎，體例上也不夠嚴謹。直至《隋眾經目錄》出現，這一問題才得以解決。而該目錄在時間上與《隋志》僅相距20多年，在體例上，《隋志》對釋書的再分類也與《隋眾經目錄》相似。故可以說，《隋志》對釋書的分類可能是《七錄》與佛教經錄的總結，其對釋書的體系和經典是經過認真整理，只不過由於“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而未著錄。儘管如此，《隋志》還是著錄大量與佛教有關的書籍，其廣泛地分佈於四部之中，共計樂類2種，孝經類2種，小學類2種，儀注類1種，舊事類1種、雜傳類15種，地理類9種，儒家類2種，雜者類11種，天文類4種，曆法類8種，醫家類17種，別集類12種，總集類4種。可見，《隋志》還是注意到佛教文化對魏晉南北朝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響，力圖把這些佛教文化吸納到自己的知識系統中來。而醫家類、雜傳類、雜者類、別集類、地理類、曆法類這前六名所收釋書的排列次序，也足以表明《隋志》對佛教的一定認識。在這種認識基礎上所完成的吸納過程尚有不妥之處。如同一本《感應傳》既被收入雜傳，又被收進雜者傳與許多釋書並列。又如《歷代三寶紀》在佛經目錄中本是目錄書，卻被放進雜者傳。再者如在雜傳、雜者、總集中都有僧傳體書等。這些不妥之處都表明《隋志》試圖把釋書納入自己知識體系是一漫長過程。
與《隋志》相比，《舊唐書•經籍志》則既有失敗之處，但也可取之處。其失敗在於沒有仿效《隋志》專設釋家類，而把釋家附錄在道家類裡。《隋志》乃至毋煚《開元內外經錄》對釋書的整理理論都被拋棄了。並且減少與佛教有關書的著錄，樂類1種，小學2種，正史1種，雜傳14種，地理4種，道家25種（內附釋書22種），雜家11種，歷算9種，醫術本草2種，別集2種。同時，也延續《隋志》一些不妥作法，如還是把僧傳放在雜傳等。但其可取之處在於新增加一些反映唐代佛道鬥爭的釋書，如法琳《辯正論》，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等。
打破這種局面的是1030年成書的宋代《三朝國史》，它恢復釋家類，共記錄58部釋書，616卷，且列釋家於子部第四，在當時官方地位亦可想而知，但《三朝國史》已經亡散，現雖有趙士煒《宋國史藝文志輯本》。但殘缺不少，已不知原書如何編排。
這以後重要的官方目錄是1040年成書的《崇文總目》，現通行本是《四庫全書》編修時從《永樂大典》等書輯的十二卷本，它延續宋《三朝國史》恢復釋家類，並改名為釋書類，居子部之末，同時一改《隋志》、《舊唐書•經籍志》作法，除了在地理類著錄《大唐西域記》外，其餘部類都未著錄與佛教有關的書籍。另外，還擴大釋書著錄範圍，收錄佛教經典、註疏、燈綠、語錄、禪頌等釋書。較遺憾是，編者也未對釋書再分類，而是無規則排列在一起。但無論如何，《崇文總目》明確提出釋書類，並有意識地著錄佛教經典、註疏、禪頌等到官方目錄中來，這些都是《崇文總目》的一大進步。
《崇文總目》之後不久即出現《新唐書•藝文志》，它的性質與宋《三朝國史藝文志》略同，然而，與《崇文總目》相比，它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在退步。它延續《舊唐書•經籍志》舊法，將釋書附於道家類之下。但在著錄釋書範圍上，它又採用《崇文總目》之法，共著錄釋書25家，40部，395卷，範圍包括佛教經典、註疏、禮儀、僧傳、護法文集、類書、目錄等。所涉及的釋書範圍與數量都多於《舊唐書》，同時對《舊唐書•經籍志》不合理作法也稍作修改。正式將雜傳中的僧傳等釋書放入道家類與其它釋書排列。但與《崇文總目》一樣，也未對釋書再分類。
稍後的《宋史藝文志》則主要在宋《崇文總目》基礎上，又增加不少釋書，而並未延續《兩唐書》舊法。
《文淵閣書目》是明代的官修書目，此書不分經史子集，以《千字文》編號，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號，佛書在寒字號，共二廚，其範圍包括佛經、住疏、語錄、文集、傳記、筆記等，數量與範圍比《宋史藝文志》又有增加。
其後的《明史藝文志》，由於採用斷代著錄，故對釋書著錄也有影響。《明志》釋家居子部之末，共著錄釋書115部，大多皆明代人所著述，其範圍涉及釋書經典，註疏，語錄，傳記等。
清代的官方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可以說是我國十八世紀前學術的大總結，但若單就其釋氏類而言，則又是一大退步。《總目•釋家類》序曰：“《舊唐書》以古無釋家，遂並佛書道家，頗乘名實，然惟錄諸家之書存二氏作者，而不錄二氏之經典，則其義可從，今錄二氏於子部未，有阮孝緒例，不錄經典，用劉煦例也。”《總目》之言實推崇《七錄》、《舊唐書•經籍志》對釋書的分類及著錄範圍。而對於《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通志》、《國史經籍志》等眾多官私書目對釋書分類及著錄範圍的發展皆視而不見，可謂是《總目》一大遺憾。
從上可見，中國古代官方書目對釋書容納這一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進展不大，所呈現特點如下：
1、反覆性，自《隋志》仿《七錄》體於四部後附佛、道以來至《四庫總目》的釋家類，其間釋家類的設立歷經反覆，忽立忽撤，其在子部的排位也忽前忽後，這些都是反映各個朝代對佛教的看法。
2、混亂性，儘管古代官方目錄學力圖納釋書於自己的知識體系中，但其對所收錄釋書均未再分類，而是無次序地排列。可見官方以釋書再分類並沒有一清醒認識。
3、偏見性，從古代官方目錄所收的釋書來看，無論在分類上還是著錄範圍上，都呈現其偏見性，即所錄釋書多以傳記、地理、文集為主，雖然《崇文總目》、《新唐書•藝文志》等也收錄語錄，禪頌等類釋書，但其範圍、數量都遠遠不夠。《四庫總目》在這一點上尤為突出。
二、私家目錄對釋書的容納
由開篇我們可知，私家目錄著錄釋書當起於魏晉南北朝時王從儉《七志》、阮孝緒《七錄》，隋唐時雖有吳兢《吳氏西齋書目》、杜信《東齋集籍》等私家書目，但多亡失，不見其詳細記載。
宋代鄭樵可以說對這項工作做出開創性成就，首次在《通志•藝文略》中，按自己意圖對釋書再分類，共分為傳記、塔寺、論議、論述、章鈔，儀律、目錄，音義、頌讚，語錄十類，鄭樵列傳記為釋書類之首，可見其還是相當重視佛教史傳，這種分類使釋書在傳統目錄學體系中有了較大的容納空間，使得較多的釋書得以安置，就目前可見的官私目錄而言，我們是從《通志》開始才看到這一變化，就古典目錄學發展而言，也是一個進步，它反映古代民間士大夫對釋氏的認識和吸收，但遺憾的是，這一再分類並未被當時官方目錄所採用。
同為宋代目錄學家的晁公武在釋書問題上則又異於鄭樵，晁氏列釋書類於子部之未，並未對釋書再分類，但他或以題要形式引儒者對釋書的評價或對其考證，與前不同。其收錄釋書範圍亦未超過鄭樵，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著錄釋書，亦用此法，“今取傳記、禪律纂之書，參儒典者見之。”有的題錄甚至直接引用晁氏之說。
在宋代，釋書版本的珍貴也引起一些私家書目對其著錄，尤袤《遂初堂書目》首次在版本書目中設立釋家類，著錄釋書，這一點對明清私家書目影響較大。
明清時期，私家書目急速增長，出現多種書目類型，按其職能，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導讀書目，專門為指導後學而編的書目。如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龍啟瑞《經籍舉要》，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為本這個宗旨。這類書目多不重視釋書，或設釋道家，或附釋家於道家。如張之洞《書目答問》設釋道家，著錄9種釋書，且都是“舉其有關孝證事實者”。再者如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是為教課宗族子弟而編的書目，故其類例設置、書籍安排都從導讀實用考慮，各類圖書以內容優劣和學習時輕重之別劃分內外。凡學有淵源，可資誦法者劃歸內篇，各參臆見，詞有枝葉，不合訓詁者歸入外篇，孫星衍則附釋家與道家下，分內外二篇。內篇者錄取釋書經典2種，僧傳3種，護法類文集5種，目錄1種，外編著錄僧傳2種，註疏1種。這種內外之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孫星衍對釋書的認識。孫氏不僅著錄釋書卷數，書名，而且還註明其版本。如《四十二章經》一卷，孫氏就注有三種版本。一為六和塔宋刊本，二為明石刻本，三為明毛晉刊本。這些為研究單本釋書的流傳也提供較高史料價值。
第二，版本目錄，以登記、查核所收珍貴名本為主的書目。如《季滄葦藏書目》、《藝芸書舍宋元書目》、《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鐵琴銅劍樓藏書目》等。這些書目是以釋書的版本來做為收錄的標準。如汪士鍾《藝芸書舍宋元書目》，該書目共分為宋板書目、元板書目兩大類，在這兩類下，再按四部分法，在宋板書目子部釋家類共收8種釋書，在元板書目子部釋家類收錄2種釋書，正如顧千里序所言，“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暸 ，遇則能名而又嗜好所至，專意在茲，仰取俯拾，兼收幷蓄，揮斥多金。”可見，這種著錄全憑私藏家本人對書版本喜好而定。其它版本書目如《滂喜齋宋元本書目》等皆效汪氏之分，有的版本書目則不分宋、元兩類，而直接在四部分類下著錄書名，如《涉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子部中僅收一部釋書《訶摩圖說》，並標明其價錢。
第三，登記、考訂書目。這是明清私家書目中較為普遍的一種書目，其以記載私家藏書、考訂藝文為主，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葉盛《 籙竹堂書目》、《文瑞樓藏書目錄》等。這類書目由於受明清書目變革風氣影響，其分類體例上也多為不同。有的或作《總目》分類，有的或按《文淵閣書目》分類，在收書範圍上，有的僅收一代之書，有的則好蓄異書。這些對釋書的著錄也有影響。如《千頃堂書目》主要著錄明朝一代文獻，併兼補宋金元藝文志之缺。在著錄釋書上，黃虞稷於子部設立釋家類，著錄與明代有關的釋書。再者如私家書目《文瑞樓藏書目錄》，其著錄標準。是“自幼嗜古”，好蓄異書”。故在著錄釋書時，講究“異”字，其在子部設釋家類，共收12種釋書，如《觀音考》一書就甚為奇特，從未見於其它官私書目。還有的釋書由於其較多引經據典，重佛教故實，徵引繁富，對考據之學甚為有用，故也為清代私家書目所重視，如《法苑珠林》等。在明清私家書目中，著錄釋書最多的當屬葉盛《籙竹堂書目》，現存初編本的《 籙竹堂書目》由於是“未定之本”，故其體例也甚為混亂，佛書類在全書之未這與葉盛本意是不符的。但就其著錄釋書範圍和數量而言，均為諸家之首。共著錄釋書312種，涉及佛教音樂、目錄、儀式、註疏、語錄、禪頌、傳記、詩文、語錄等各方面。
當然，由於明清私家書目太多，其著錄釋書的標準、體例、範圍也多不一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即明清私家書目與官方目錄在著錄釋書問題上，二者有一定的差異，相比而言，明清私家書目更呈現多樣化，興趣化。這一點也可以說是古代私家書目著錄釋書的特點。
三、兩種宗教和三個知識體系
由上兩節，我們大約可以瞭解釋書在中國古代官私書目的分佈，這種分佈與佛經目錄的著述是大異的，並且古代官私書目之間也有差異，這種差異反映了兩種宗教與三個知識體系之間的矛盾。
中國的官方、民間學術是在儒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的學術經過在漢代的良好發育，滲透到整個古代中國，成為中國古代學術的基礎，無論官方目錄還是私家目錄都以經部為第一大部類，就是這種儒家意識的表現。同時，歷代皇朝出於政治上需要，對佛教等其它宗教採取一定兼包政策，故以儒家為基礎的知識體系試圖包容其它宗教的學術，中國古代官私書目就是一個範例。雖然佛教的醫學、天文曆法、史學等文化成就被吸收到中國官私書目來，但仍有大量佛教內容未被吸納進來。在中國古代，佛教文化不能全面被納入中國古代官私書目的主要原因是宗教之間矛盾，在第一節中，我們看到佛教典籍最難被官方目錄系統所容納的就是那些闡述教義、儀式的經典、註疏，雖然《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等在這方面有所增加，但所增加釋書或限於禪宗典籍，或是御注佛經，或是儒家學者所註疏的，都有很大侷限性。同時，無論官私書目著錄釋書時，或以儒家經典參考，如馬端臨《文獻通考》，或列為史部，如《隋書•經籍志》，或附於道家之下，如《舊唐書•經籍志》、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等，這一切都表明中國古代官私書目都是站在自己的宗教立場和學術立場來評價佛教典籍。
與官方目錄相比，民間私家書目雖然由於受儒家影響，二者在宗教知識系統上大致相似，但由於官方、民間的知識系統也不完全一樣，故二者在著錄釋書的範圍上，目的上也不同。
首先，在釋書著錄範圍上，私家目錄不僅著錄官方目錄收錄的釋書，而且還著眼於佛經、註疏、語錄、目錄、禪頌、佛典等各類釋書，明白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四庫總目》等官方目錄所收的釋書為何遠不如鄭樵、葉盛之多。
其次，在釋書著錄目的上，二者也不大一樣。官方目錄多出於其政治上考慮，正如《隋書•經籍志》序所言：“夫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同時也與其宗教兼包政策有一定關係。而私家書目著錄釋書目的則為多樣化，或從導讀實用出發，如張之洞《書目答問》、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或從收藏版本出發，如《藝芸書舍宋元書目》、《滂喜齋宋元本書目》，或出於個人興趣，如《文瑞樓藏書目》等。
總而言之，中國古代官私書目對釋書的著錄帶有不同的觀點和目的，一定程度上從某個側面反映佛教在中國古代的發展和撰者對其的某種思想傾向。可以說，中國古代官私書目所著錄釋書，不僅對文獻學有重要意義，對中國佛教史研究也有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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