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應該是最近五年來，深圳“跑得最慢”的一次。
11月4日，深圳市統計局公佈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數據，全市地區生產總值18689.13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6.6%。
隨即，有熱心網友自行測算了深圳今年第三季度（7~9月）的GDP增速，得出“只有0.5%”的結論，引發坊間熱議。其後有專業人士指出，該算法存在問題，第三季度增速應為“5.15%”。
對比國家統計局早前公佈的“第三季度同比增長6.0%”，一時間，“首次低於全國水平”“深圳‘失速’”等言論撲面而來。
考慮到GDP統計的複雜性，我們在此不對數據本身做更多測算。不過，以官方口徑來看，6.6%的增速，不僅比上半年的7.4%下降了0.8個百分點，也是自2014年以來深圳在季度考核中交出的最差成績。
2014-2019年深圳經濟數據
就好比一個尖子生突然考了倒數，深圳究竟怎麼了？
我們和幾位專家朋友聊了聊，在他們看來，外部環境的壓力、轉型升級的需求等等，都讓深圳慢了下來。現在的深圳更像處在一個“陣痛期”，一時的“失速”不等於“失去”。
大家對深圳抱有很高的期待，認為它能‘反週期’，但事實上深圳是會受到週期影響的，面對下行壓力，它的經濟一樣會出現波動。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如是說。
擔憂
過去兩年，大家應該聽了很多關於小漁村創造“奇蹟”的故事。特別是GDP連續超越廣州和香港後，深圳被推到了一個高點，“唱好”之聲四起。
但任何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問題與不足，深圳也非完美。最新公佈的三季報，就像打開了一扇窗戶，讓我們可以更冷靜地看待深圳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據當地媒體報道，前三季度深圳全市進出口總額下降1.8%，成為GDP放緩的主要因素之一。資深財經分析師、上海邁柯榮信息諮詢董事長徐陽認為，因為貿易問題因素，深圳外貿表現難免受到影響。
不過，引發外界更多擔憂的，還是製造業。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第一產業增加值19.14億元，增長5.5%；第二產業增加值7338.04億元，增長5.5%；第三產業增加值11331.95億元，增長7.4%。
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同期的0.1:40.2:59.7，調整為今年前三季度的0.1:39.3:60.6。
加之早前公佈的部分數據，今年以來，深圳不僅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增速放緩，同時，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二產業投資增速更出現負增長。對這座“製造強市”而言，這樣的局面並不多見。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認為，如果出現工業投資額負增長，“那就說明今年的形勢比以往還嚴峻。”也有觀點指出，要結合全國情況來看，不能籠統地說沒有新增投資就是不增長了。
但無論如何，都是需要警醒的。
比如，有專家向我們提到，作為一個由中小企業支撐而來的城市，深圳的中小企業正在“流失”——有的走，有的關，其結果必然會反映到經濟數據上。
當然，深圳的企業搬遷潮並非今年才出現。早在2016年，時任深圳市長許勤就在一次講話中表示，“近期，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
根據《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業發展情況的專項工作報告》，2018年，深圳有91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現外遷情況。同時，該報告還指出，近三年外遷的192家企業中，電子信息製造企業共計27家，佔全部外遷企業的37.5%。
企業為何外遷？有限的空間資源不斷推高經營和生活成本，“地”的矛盾日漸凸顯。
而在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耀看來，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還是“先行示範區”建設，都對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進一步提高產業層次，調整還將繼續。
陳耀表示，目前還有不少中小企業說是科技創新型，但本質上還是以加工組裝為主，在研發投入、創新成果方面，難以滿足深圳未來發展的需要。
選擇
與其他一線城市相比，工業經濟對深圳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
只需對比2019年前三季度第二產業佔GDP比重就能看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分別為17.4%、27.5%、27.6%和39.3%，深圳擁有絕對優勢。
而從就業上看，據《深圳統計年鑑2018》，2018年末，在深圳的943.29萬就業人口中，製造業就業人口為377.49萬，佔比超過40%。
任何一個真正的國際化都市，服務業的佔比往往會達到60%~70%，甚至更高。深圳是否也應該照此路徑，讓服務業填補城市經濟的“缺口”？
討論早在數年前就已開始。
2016年，深圳“十三五”規劃中創造性地劃定了270平方公里的“工業紅線”，要求深圳工業用地到2020年不低於深圳土地的30%。一石激起千層浪，究竟寸土寸金的深圳有沒有必要留出如此大面積的工業用地，變成了一個社會範圍內廣泛討論的話題。
彼時，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指出：
作為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深圳的工業佔了太多的土地資源，導致其服務業基礎達不到應有的水平。
有規劃專家甚至認為，超過30%的比例是徹頭徹尾的工業城市。因此，工業化思維主導的深圳需要轉變觀念，“從製造向創造邁進”。
但工業紅線的“擁護者”也不在少數。2017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會長李毅中在一次公開發言中提到，業界公認的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的警戒線是30%，按照製造業佔工業比重為92%計算，工業佔GDP的比重至少應該守住34%，“不要再低了”。
那麼，製造業對深圳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李津逵認為，深圳的成功正是來自以製造業為生的中小企業，大量中小企業共同湊成了深圳的經濟生態，它們將製造成本降到最低，當地生產的低成本、沒有過多剩餘功能的產品，剛好符合了現在人們快速消費的習慣，這種需求尤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得到很好的證明。
更重要的是，深圳的內外環境尚沒能使其構建起完全依靠服務業推動創新的體系。
在林江看來，鞏固製造業恰好是深圳進一步發展服務業的基礎，從工業帶動先進製造業再帶動先進服務業的推進機制，是深圳能夠選擇的最保守的發展方式。而周邊的東莞、惠州還沒能與深圳有效融合，這也導致深圳不得不追求更為完整的產業鏈。
在此背景下，深圳近年來不斷出招，穩住工業底盤的決心十分明顯。
2017年底，深圳發佈了一份《工業區塊線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遏制了從2015年以來工業用地改為公寓和“類商業化”的熱潮。但徵求意見稿發出後收到了來自深圳各界的69條意見，這個“史上最嚴工改政策”的部分內容又進行了些許迴旋——有關該意見爭論的火力可見一斑。
如今，深圳再次站上了選擇的關頭。面對更加突出的用地矛盾，是否還要繼續堅持對工業的強硬姿態？
破局
三季報出爐的第二天，深圳集中推出了30平方公里產業用地，這一“大手筆”引來了大量
關注。畢竟，面積比深圳大兩倍的上海，整個“十三五”期間新增的產業用地也僅有25~30平方公里。有人指出，深圳再次釋放出積極信號，就是要穩住二產，提升製造業，為經濟進一步強根築本。
再次將目光錨定工業，深圳是否做好準備？
事實上，早在去年6月，《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徵求意見稿）》就已提到，深圳將對住房供應結構和比例進行調整，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公共租賃住房佔新增住房供應總量的60%左右，其總量到2035年不少於100萬套。
兩週前，深圳在全國率先發布了《地價測算規則》，進一步顯示出深圳以公租房等形式解決高房價問題的決心——據此規則，深圳可售的安居型商品房和人才住房的地價將分別按市場地價的30%和40%確定，這比原來的60%~70%下降了近一半。
一系列舉措，不禁讓人聯想到以公共住房有效控制房價、併成為全球表率的新加坡。
1964年，新加坡正式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成立建屋發展局幫助居民提供公共住房，也就是所謂的“組屋”，以解決新加坡土地資源匱乏的問題。到現在，新加坡的組屋為80%的市民提供了住所，併成為新加坡完成高效城市規劃的重要載體。
組屋的一個作用是，有效抑制了在新加坡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可能出現的炒房行為。有人測算，根據2015年新加坡家庭收入報告，一個新加坡家庭年收入平均約為是10.4萬，以普通家庭申請成熟社區的四居室47萬為例，房價收入比是4.5，也就是說，一般居民家庭4.5年就可以購買一套組屋。
深圳是否會成為下一個新加坡？種種信號顯示，二者在靠近。
今年5月，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會見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一行；
10月，深圳市長 陳如桂會見新加坡國立大學校董會主席謝福華一行；
當月，兩地還簽署關於新加坡-深圳智慧城市合作倡議的諒解備忘錄。
就在幾天前的產業用地全球推介計劃新聞發佈會上，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劉慶生再次提到，從全球標杆城市來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33億元產出。深圳12億元的地均產出“與其有較大距離，必須進一步努力”。
而在700多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上，第二產業比重高達30%的新加坡，在工業發展上顯然有許多深圳可資借鑑的地方。
城叔此前在新加坡學習訪問時，就曾驚豔於當地“樓宇”式的工業廠房。正如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教授陳憲所言，高端製造業不再需要禁錮於較低的容積率中，相反，它們將走向市區、走向高樓當中。
新加坡向天空要資源的做法，可以成為深圳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方案，而且完全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儘管與北上廣相比，土地資源頗為有限，但若參照紐約、新加坡等世界頂級城市，倒顯得“綽綽有餘”。
林江還表示，深圳對企業已經有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成為許多企業進入深圳的隱形“屏障”。對於更多中國城市而言，製造業提檔升級是早晚的事，深圳走得更快，更早經歷了發展的“陣痛”，一時的經濟放緩可能難以避免。
還是那句話，深圳這次“失速”，不代表“失去”，不必慌張。
記者|餘蕊均 楊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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