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範圍內，

城市地區在過去二十年間不斷擴張，城市人口比例超過一半。除了例如美國等城市化程度高的發達國家外，諸多發展中國家也正在經歷著由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的快速轉變。因此，城市的發展和由城市化引發的各種變化是21世紀的關鍵議題之一。城市化帶來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對能源需求的不斷上漲，因而針對城市範圍內的能源轉型成為了各國關注的焦點。在不同的經濟體之間，城市能源與汙染問題呈現出了具有時間和空間差異性的不同表現。為了進一步推動城市能源轉型並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研究城市化，經濟增長和能源供需這三者之間的關聯，對政府制定能源政策和展開相關工作

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關鍵詞：城市化 能源轉型 發達國家 快速發展的亞太經濟體

高樓林立，人潮擁擠是全球城市的共同特徵，為了保障城市居民活動的正常運行，能源供應與消耗往往居高不下。據聯合國預估，到2050年城市人口將達到60億之多，與之相伴而來的是日益嚴重的能源危機和氣候威脅，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能源轉型都迫在眉睫。亞太地區近年來成為了全球環境議題的焦點，由於該地區人口基數和經濟財富的崛起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具有後發且迅速集中的顯著特點，尤以中國為例，因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能源轉型路徑也不盡相同。通過比較在不同時間點發展的經濟體其能源供需之間的差異性，可以更好地瞭解城市化在能源轉型中的作用與影響。

聯繫：城市發展，環境變遷和能源轉型

城市環境變遷理論

城市的發展會帶來怎樣的環境挑戰？這一問題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之間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基於經驗趨勢，高收入城市相較於低收入城市，其環境負擔會呈現出分散性和延遲性。城市環境變遷理論認為：

• 貧窮的城市，其環境挑戰會有本地化，即刻發生和健康威脅的特徵；
• 中等收入，快速發展的城市，環境負擔會遍佈整個城市或地區，其影響會有所延遲，並對健康和生態可持續性存在威脅；
• 富裕或高收入的城市，環境負擔是全球性且跨代的，主要是對可持續性的威脅。因而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會有不同的問題佔主導，但沒有一個城市可以解決所有環境問題。

回顧能源歷史，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和能源技術使得能源的獲取從狩獵和採集轉變為農業；直到工業革命之前，社會才從生物質和有生命力的能源轉向風能和水能作為化石燃料的供應；工業革命則標誌著所謂一次能源供應順序變化趨勢的開始，即從煤炭到石油再到天然氣和核能，其能量密度越來越高。每次能源變化，都會帶來經濟活動的重組和新的環境後果。通過對亞洲城市環境變遷的觀察可以看出，從傳統到工業，再到現代環境挑戰，其變化速度明顯快於過往的歐美國家，此外，在較低的收入水平

的現狀下，其環境挑戰會以重疊或同時發生的方式出現。最近的研究表明，社會經歷從傳統燃料消耗到電力和其他現代燃料的使用幾乎不存在所謂定期且一致的路徑。

城市環境變遷的驅動因素

影響城市環境變遷的因素是什麼？除了經濟收入外，氣候、資源與健康等也是迫使能源轉型的潛在因素。“驅動因素”可以包括導致環境變化的任何自然因素或人為因素。在城市環境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驅動因素對發達國家城市內部轉型的影響。

例如，在19世紀中期的華盛頓，人們隨意傾倒工業和生活垃圾，廢物未經處理便直接排入臨近的河流、湖泊等水域，造成堵塞和汙染，牲畜在街上肆意亂竄，對人類健康也造成了威脅。鑑於這些驅動因素

，政府開始修建供排水系統、並對垃圾和廢棄物進行收集和處理。覆蓋全市範圍的自來水管道取代了井水、泉水等本地水源，人們的用水變得更加潔淨便捷。同時，排水系統也使得下水管道和沖水廁所取代了糞池。工程師們根據各個城市不同的情況，設計了不同的地下排水系統。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工程師喬治·E.韋林的“韋林系統”。這是美國第一個將雨水徑流與汙水相分離，使其分別進入不同排水管道的下水系統，這樣的設計有助於汙水的定期排放，從而減少了流行病的發生。這些轉變開啟了環境變化的新時代，並促進了美國城市的發展，最終引發了工業，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全方位變革。

時間與空間的影響

什麼是所謂空間和時間的影響？有大量文獻表明，當代的

發展環境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在過去的30至40年中，全球化對人類與環境的關係產生了特別強烈的時空影響：

與時間有關的影響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速度和效率不斷變化的結果，通過將地點緊密聯繫在一起在全球範圍內創造出城市動態，迫使城市地區趨同，為具有不同社會，文化和政治歷史以及經濟水平的城市之間創造了相似的條件；

與空間有關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現象不均勻地分佈在空間節點上（即城市內部和城市之間），並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城市動態，迫使城市地區之間產生差異

，不同的現象日益集中在城市。

時間和空間之間有四種相互關聯方式：時間/空間收斂，-分離、-壓縮和-伸縮：

• 時間/空間收斂是指地點之間距離的減小。隨著交通的快速發展，旅行時間減少，這個概念通常表示為“世界越來越小”；
• 時間/空間脫節是指社會系統和關係跨越時空的延伸。人們以兩種方式進行交互：面對面以及通過運輸和通信技術進行遠程交互。現代社會人可以與傳統的社會關係“脫節”，因而第二種遠程交互方式越來越重要，人們沒有必要在某個特定的位置上成為重要的社會角色
  ，因為這些關係已經擴展到了整個空間；
• 時間/空間壓縮指的是“通過時間消滅空間”，這是資本主義動力的核心。這解釋了為什麼社會關係和發展模式在空間上得以延伸並最終改變了開發環境。“時間是金錢”，諸多技術和策略促進了時間/空間的壓縮，通過各種方法來加速“資本流通”，從而減少“資本週轉時間”，將投資及時轉化為利潤，但與此同時也對階級權力與社會文化生活之間的平衡造成了迷惑和破壞；
• 時間/空間伸縮描述了與發展相關的轉變模式，例如現在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轉變相較發達國家發生的
  更早（在較低的收入水平即可發生）且變化更快（從時間維度來看），並會同時出現一系列問題和挑戰。此外，還有許多不同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包括全球經濟，人口和體制的變化以及當地土地使用和政策的影響，這些因素助長了這些趨勢的產生。

包括我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了英國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發展歷程，但值得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在收入水平較低時的快速發展，會增加各種條件和挑戰，並會使先前發達國家已經歷的順序發展模式分層化，因而其發展現狀變得更加複雜並令人感到困惑。儘管這些變化

具有多樣性，複雜性和迅速性，但從許多方面衡量，當今發展中國家與與發達國家過去所經歷的條件相比，會具有更高效且對環境危害更小的優勢，例如在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對環境的危害要小得多。

比較：美國和快速發展的亞太經濟體

城市化趨勢比較

在20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歷了大規模的迅速城市化，整個歐洲的人口從3億增至4億（年平均增長率為0.7％），而美國的人口則從9千萬增至1.7億（年平均增長率為1.2％）。將這些人口規模與亞太地區的人口規模進行比較，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約14億），其次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和泰國。這些經濟體的人口在

1970年至2000年之間以每年超過1.4％的速度增長。城市人口的膨脹導致大型城市的崛起。以1980年為例，在中國大約有42個城市人口過百萬，而到2005年則有95個城市。放眼亞太地區，1980年大約有67個城市過百萬，到2005年則有131個，其中有6個城市超過千萬。

城市化和城市中心的規模是解釋西方經驗與發展中國家經驗之間差異的重要考慮因素，除次之外還有城市化的時間和速度。

• 從時間角度來看，與過去相比，現在許多地區都在經濟收入水平較低的時候實現了城市化，即在任何特定的人均GDP水平上，亞太地區內城市化水平要高於美國。
• 從速度角度
  來看，下圖中比較了美國和一些亞太國家在類似經濟發展水平下的城市化率（城市化水平隨時間的增長百分比），可以看到，該地區除泰國外的經濟體其城市化率均高於美國。

此外，1895年至2000年間，美國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40％，同樣的比例提升日本用了60年，而韓國僅用了50年。

能源轉型的比較

通過對城市化、能源供應、消費和收入趨勢之間的分析比較發現，發展中國家不僅僅是上文提到的城市化進程更快，還呈現出了更快的能源載體使用和消費趨勢。此外，當在類似的收入範圍內比較能源消耗隨時間的變化時，大多數國家的增長速度要快於美國，且沒有美國所經歷的線性和順序性轉變。總的來看，發展中經濟體的財富增值和城市化發展

以及能源供應和消費方式與美國相比都更為有效，從而降低了對全球環境的影響，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 更早

在原油和汽油方面，亞洲十個國家中的七個國家供應水平很高，但收入水平低於美國。天然氣略微不同，該地區九個經濟體中有五個經濟體的供給水平很高，其收入低於美國。對於水力發電而言，六個經濟體中有兩個經濟體的收入水平低於美國。而核能和現代可再生能源供應領域，大多數使用這些技術的經濟體的收入水平遠低於美國。例如，韓國核電的興起時候的人均GDP約為4000美元，而該技術在

美國出現時，人均GDP為14300美元。越南以人均GDP2300美元的價格開展了現代可再生能源的部署，而美國在這一領域興起時的人均GDP約為18500美元，只有新加坡以20000美元高於美國。

在能源消耗方面，十個經濟體中除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外，在相似電力消費水平下，其收入水平均低於美國。此外，與美國相比，中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和菲律賓的電力消耗水平較低。

• 更快

就人均GDP相近的總供應量隨時間的變化而言，亞太十個經濟體中有八個的變化速度快於美國。從最終消費總量變化的比較來看，所有六個比較都使亞太地區經濟體的增長快於美國。

在能源供應增長較快的國家中，汽油，石油和天然氣的增長也超過了美國的增長速度。就煤炭而言，韓國城市化水平的增長要快於美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相似的人均GDP範圍內，亞太經濟體工業和交通運輸部門的能源消耗變化通常快於美國。就

工業部門消費的變化速度而言，只有中國香港和日本的增長速度低於美國。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和日本商業部門的能源消耗增長速度快於美國。

• 同時進行

通過比較轉換時間可以看到，美國從一種能源形式向另一種能源形式過渡的順序模式在其他經濟體中並未發生。也就是說，對於所研究的經濟體，沒有一個明顯的模式與美國所經歷的排序類似。例如，印度尼西亞尚未經歷過生物質向煤炭的過渡，但已經經歷了生物質向石油和天然氣的過渡。當確實發生了轉型時，它們的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通常低於美國。

• 更高效

比較收入和城市化水平相近的各個部門的能源總消耗，以及單位能源輸入的工業產出的測算差異可以看到，大多數經濟體都比美國更高效。例如，類似的城市化水平之下，韓國平均消耗24.1噸石油當量能源，而美國人平均消耗446.1噸。在任何可比的經濟增長水平下，發展中國家的工業使用的能源消耗均低於美國。

• 具有較低的全球環境影響

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都比任何其他經濟體或一組經濟體高。雖然新加坡也緊隨其後，但其碳排放水平低於美國。

結論

長期能源政策將為地區的經濟提供良好的服務。鑑於缺乏明確的轉型趨勢以及供求關係的迅速增長，各國應考慮以何種方式（包括能源的多樣性）

最有效地實現快速的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也就是說，儘管與美國相比，所有這些經濟體都實現了更高的效率，但城市化和區域內人口眾多的能源需求規模仍然威脅著本地，區域和全球環境。此外，在後高峰時期，許多經濟體對液態化石燃料的依賴是不可持續的。根據研究結果，可能要特別注意運輸和工業領域，正是這些部門的汽油和機油消耗量增長最快。

[1] Peter J.Marcotullio, Niels B.Schulz, Urban Energy Transition, Chapter 3- Urbanization, Increasing Wealth and Energy Transitions: Comparing Experiences between the USA, Japan and Rapidly Developing Pacific Economies.

[2] Laura Phillips, Peter Smith, 聯合國紀事，可持續城市能源是未來的選擇.

[3] Eliza Gresh, The Borgen Project, Is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haping the world?

[4] 劉曉卉，光明日報， 19世紀美國環境思想和科技的發展對城市環境的塑造

作者 | 周晉羽

內容負責人 | 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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