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有名。有名到日军和美军，先后找他拍电影。他又很“命背”，背时到他拍的电影，日军和美军，先后禁映。他就是曾与黑泽明齐名的龟井文夫。
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军部为了高扬战意，请龟井文夫拍一部电影，《战斗的士兵》。按说，既然拿了军部的钱，自然得按着他们的规矩来。既拍出日军勇敢的一面，也要拍出被占领地的中国人热烈欢迎日军的场面。
哪里知道，拍完一看，军部马上撤回了资金支持，还不准上映。原来，他的镜头及处，多是日军无神的目光，悲凉的遗体，思乡的情绪。
中国人呢？虽然配合着日本的亲民表演，可表情里更多是的害怕与不信任。一句话，他把本来要煽动狂热战斗意志的电影，差不多拍成了反战片。
看过的人称其渲染失败主义，片名该叫《疲惫的士兵》。难怪军部要生气了。这还不算完。1941年，他在拍完一部反映农民生活困苦的影片后，被人检举违反《治安维持法》而投入监狱，取消了导演资格。《战斗的士兵》直到1970年代才放映。
日本投降之后，盟军司令部资助他制作了《日本的悲剧》。这部纪录片“主要利用战时拍摄的电影胶片，呈现对导致日本陷入侵略和灾难性战争的日本统治势力的痛彻分析”。按说，这是盟军需要的呀。而且，上映时票房还不错。
可首相吉田茂却很不爽。尤其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叠映镜头——“在观众眼前，裕仁天皇从严肃的、身着戎装的国家司令官，
变身为仁慈和蔼、略带佝偻、穿着朴素的外套，系领带戴呢帽的文民形象“让他极为生气。一句话，就是不够高大伟岸，是站着看天皇而非跪着。吉田茂找到威洛比少将一起看这电影。威洛比还真怒了。
不过，他的怒跟吉田茂不同。因为，片子里流露出对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暗怒。而此已是麦克阿瑟的政策。《拥抱战败》一书说，在放映约三周后，此片的所有拷贝与底片都被收缴。这也标志着对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严肃讨论从此中止。不过，对龟井文夫而言，这是他的高光时刻。毕竟，既不容于日军又不容于美军的电影人，还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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