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延闓 (1880～1930年)，1904年(光緒三十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1909年任湖南諮議局議長。辛亥革命時，被推舉為湖南都督。1912年加入國民黨，歷任大元帥府內政部部長、秘書長，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等。1926年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代理武漢國民政府主席。1928年後支持蔣介石，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
譚延闓有顯赫的地位，他絕對不會遭遇書法資料匱乏的困難，但是他在臨池時卻痴心不二，篤守一碑，獨鍾顏真卿《麻姑仙壇記》。從1914年開始，數年之中，他共計臨摹《麻姑仙壇記》達220通之多。
像他這樣對單一經典如此沉浸，付出超常的專心與恆心，即使在如今的書壇專業人士中也絕非易事，百不一見。
書法技法中有程式化的一面，需要投入一個絕對時間量方能獲取。譚延闓篤守“麻姑”，逐步在技術上達到了精熟的地步。“麻姑”在楷書家族中具有極高地位，譚延闓的投入因而獲得巨大意義。于右任稱讚：“譚組安是有真本領的。”正是對其書法功力的首肯。
作為書法名家的譚延闓對書法的投入卻彷彿專業人士，極具專業精神。也就是說，在譚延闓身上，職業行為與業餘愛好呈現出錯位的現象。

譚延闓的書法訓練方法對當代書壇是具有啟發意義的。如今，許多人對書法欠缺恭敬之心，朝學執筆而暮言創造，以自己的淺薄與簡單來臆測古代傳統。
2003年，筆者在某都市偶遇一書法碩士某某，當時筆者尚在央美讀書，某某熱情教誨：“你們央美的訓練過於保守，我們這邊要開放多了，敢於創新。”並且揮毫示範以明其理。然而隨後目睹其人大作，筆者痛心不已，痛感其一筆也沒有寫進宣紙，方知其所謂“創新”不過是尚未入門的胡作非為。
不過，譚延闓的書法是存在嚴重不足的。他帶著有色眼鏡進入“麻姑”。這個有色眼鏡來自清代中期學顏有成的名家錢灃。他完全挪用錢灃的策略來理解和處理“麻姑”。
當然，錢灃的做法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為“麻姑”拓本漫漶不清，具體臨摹時，需要臨機處置，發揮主觀想象給予還原；“麻姑”字幅有限，拓展成榜書巨字時，需要精心控制與適當調整，個別細節甚至要不惜誇張。
但是調整後的效果是得失俱存的，不管是錢灃，還是譚延闓，他們都放大了顏真卿楷書中端正挺拔、闊大猛利的一面，壓縮或捨棄了其中內蘊的醇厚、婉轉、樸拙的另一面，在豐富性上打了折扣。
另外，藝術史必然強調時間維度，相比於早出一個世紀並寫出個人風格的錢灃，譚延闓滿足於優孟衣冠，這顯然是激情不足、思維懶惰的表現，或者是想象力匱乏的結果，是不足為訓的。書法畢竟不完全取決於技術，歸根結底，書法是心性的花朵，它的深層機制恰恰植根於那至今仍然神秘得無法洞悉的內部世界。
像譚延闓這樣的文化修養與書法功底，如果在書法的觀念或理想方面做一點調整，是非常有可能更上層樓的。
譚延闓晚年開始參考米芾行書，嘗試在行書中調整自己慣常的節奏與結構。可惜，這段時間未能持續很久。譚延闓愛好馬騎，貪於美食，這些愛好給他種下了禍根。1930年，譚延闓騎馬墜落引發中風，病逝於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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