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共和国掌柜也很穷

陈云，素有共和国“掌柜”之赞誉。作为党和国家的经济先驱，陈云一路筚路蓝缕，从起步到再出发，遂有中国财经工作如今的一路凯歌。

他掌管着共和国的国库！权够大了吧？令人想不到的是，“大掌柜”的一生积余只有不足两万元的稿费。

陈云1905年6月13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他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14岁的陈云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当学徒，后当店员。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

出身苦寒的陈云并没有对金钱产生强烈的渴望。他去世后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整理财产：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1336元，各项补贴约250元，每月上缴所得税31.05元；按照国家规定，他从当年5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家属可领到10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再加上不到两万元的稿费，这就是共和国“掌柜”一辈子的全部积蓄……

然而，一辈子积蓄与平民相仿的陈云并非不会理财，当年，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的“理财”中去了。

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在边区物价波动时，陈云巧用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对边区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采取手段化解，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4年夏天，边区政府一次短时间内就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了大量金价波动的差价，充实了银行准备金，还进口了大量必需物资。

而让陈云发挥其卓越的经济领导才能，是在开国之初。

1949年5月9日，陈云奉命赴京主持中央财经工作。通过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此，毛泽东认为，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斗争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工商业资本家一度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缺乏人才，要打0分。而当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李先念也对他的部下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徐向前），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

陈云总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对待手中掌握的财经权力。1950年2月13日，陈云提出：财经工作人员“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

从1949年进京，陈云 在西城区北长街58号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他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很多墙皮脱落，过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他仍然不同意，觉得不影响办公，没必要修，结果又没修成。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时，陈云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就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他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在他的坚持下，连续3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他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

陈云20世纪50年代的全家福

陈云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朴素的陈云让厨师发起了“牢骚”。“这是因为他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

陈云同志艰苦朴素精神，是一份沉甸甸的革命遗产。

陈云女儿陈伟华回忆，他“两条毛裤穿了20多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10年；后来在医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

“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陈云，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陈云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按规定由公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年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这两套“礼服”后来穿旧了，胳膊下面和膝盖等部位磨得很薄，工作人员想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陈云却说，“补一补还可以穿”。

陈伟华说，“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

晚年，有两个山核桃，一直放在他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他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他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全面停演传统评弹，仓促上演新编书目的局面，但新编书目内容粗糙，质量低下。1959年后，陈云大胆提出：“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文艺界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文艺作品流于枯燥严肃。陈云风趣地说：“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作报告也要讲点笑话。”

陈伟华说，“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

陈云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陈伟华说，“父亲很忙，没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一次，我从托儿所回来，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对他太陌生了。每次见面，父亲总是把我拉到怀里，用胡子亲我，还问‘扎不扎？’我咯咯地笑。父亲离开家人已经十几年了，可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我的脸上。爸爸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告诉妈妈，上小学时，每天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写毛笔字则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我珍藏着爸爸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时至今日，每当展开它们，看到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都仿佛清晰地看到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