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父子趁大将军曹爽及其掌握禁军的兄弟，曹羲、曹训和曹彦等人扈从魏帝曹芳离开洛阳谒陵之机，在洛阳发动军事政变，这就是史称的“高平陵之变”。司马懿在老朽残年行此险事，成功地控制了洛阳城，一举铲除了曹爽集团，从此掌握了曹魏的中央政权，司马氏也由此开启了魏晋嬗代之路。

司马氏十六年的魏晋嬗代之路，走的并不轻松。在这期间，司马氏内外强敌环伺，外有吴蜀虎视眈眈，内有来自皇室外戚、魏廷中央的重臣和地方军阀势力，不断以各种方式和司马氏展开了殊死了斗争。在亡魏成晋的这条荆棘之路上，司马氏有时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比如诛杀曹爽党人时的残酷血腥；有时又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宽容，比如陈泰公开痛哭曹髦之死的政治挑衅却并不致罪。《晋书·宣帝纪》里说司马氏“外宽内忌”，笔者觉得这确实是司马氏在这期间统治手段的精辟总结和真实写照。

那么，司马氏这种看似矛盾的“屠戮与宽容”，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时代内容？司马氏又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外宽内忌”的统治策略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就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并做一解析和讨论，以求教于各位喜欢三国历史的朋友。

一、名士减半，司马氏对政敌的残酷屠戮

（一）对于曹爽集团核心人物的清洗

曹爽集团是司马氏集团最直接的敌人，两个集团的矛盾由来已久。《晋书·宣帝纪》说司马懿早年“不欲屈节曹氏”，曹操还曾经派人刺之。司马懿因为害怕才不得不出仕为曹操的丞相文学掾。这段记载被南宋政论家叶适认为是史家的夸饰而非事实，“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操惧惮之至此？且言不欲屈节曹氏，亦可笑也”。叶适的逻辑和推断都无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叶适只是提出了疑问，而并没有回答《晋书》为什么要“捏造”这样一段有鼻子有眼的“谣言”？

除此之外，《晋书·宣帝纪》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记载，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三马食槽”和“鹰视狼顾”的故事。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晋书》中的这两段记载简直如出一辙，都在极力渲染司马懿和曹氏由来已久的矛盾和对立，但是《晋书》这样写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深意呢？笔者觉得这应该和司马懿在“自作家门”过程中灭绝人性的屠戮有极大关系，是司马氏欲图从儒家话语系统中寻找相关资源来为自己辩护之故。孟子有云“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正是因为曹氏对司马懿早年以及长期的“不义”，所以才有后来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对曹爽集团高举屠刀，进行残酷和血腥镇压的“不仁”。而司马氏这种急切的自我辩护，其实也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窥其屠戮的惨绝人寰。

当时的残酷之状，就连《晋书》也不加以讳言“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司马懿诛杀曹爽及其党人，采取了连老幼妇孺都不放过的“夷三族”无差别屠杀。“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三国志·曹爽传》）。清人赵翼曾经说过：“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虽然赵翼这个评价说的是隋朝的杨坚，但是放到司马懿身上也是毫不为过而十分贴切的。

更有亲历其事者如王广所说的“同日斩戮，名士减半”。王广描述的这个酷烈景状应该并非虚言，因为就连王广自己随后也倒在了司马氏的屠刀之下。

（二）对于武装对抗者毫不手软的屠戮

前面我们提到王广自己也被司马氏所杀，王广何许人也？大家可能稍感陌生，但是一说起他的父亲，熟悉三国的朋友可能就都知道了，王广的父亲正是淮南三叛首次发难的王凌。王凌出身太原王氏，是汉代的名门望族，其叔父就是设计诛杀董卓的王允。自曹丕篡汉以来，王凌历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的长官，极其熟悉东南的形势，是曹魏后期稳定魏吴前线局势的重要人物。另外王凌的妹妹嫁给了出镇关中的征西将军郭淮；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军事的王昶，荆州刺史、扬烈将军王基这两人和王凌也私交匪浅。以王凌的资历和在曹魏的权势网络而言，确实是一个可以挑战司马懿政治地位的人物。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司马懿当然要对他赶尽杀绝。

《三国志·王凌传》：

“朝议咸以为春秋之义，齐崔杼、郑归生皆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凌、愚罪宜如旧典。乃发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

王凌先是受司马懿诓骗而投降，本来以为自己和司马懿是旧交，能得一条生路。后来王凌发现司马懿欲置自己于死地，又转而选择了自杀希望保全宗族。但是没想到司马懿残忍决绝到了如此地步，司马懿后来不仅“常规操作”夷灭王凌三族，还把已经下葬的王凌开棺戮尸，然后将王凌残尸暴市三日。另外，这件事还牵涉到早就死了的前兖州刺史令狐愚，令狐愚因为之前和王凌共谋起兵，由此同样被夷三族，也被开棺戮尸。

在随后镇压毌丘俭和诸葛诞的武装对抗中，司马氏对待这些敢于公开和自己叫板的政敌。无一不毫不手软地进行疯狂屠戮，

令人不寒而栗的“夷三族”在这个时期几乎已经成了“标配”。

《三国志·毌丘俭传》：

“别攻下之，夷俭三族。”

《三国志·诸葛诞传》：

“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

“夷三族”在中古时期来讲也是极其惨烈和不人道的，然而这一酷刑在司马氏铲除政敌的过程中被滥加使用，显示出了司马氏极其残暴的一面。司马懿对待曹爽先欺骗后屠杀的做法，有人曾经形象地总结为“曹爽只是想让司马懿滚，而司马懿要的是曹爽死”。其实司马氏在对待铁了心要和自己作对的势力，无论亲疏贵贱，又何尝不都是如此呢？

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像夏侯玄这样和司马氏的“通家年少”，司马氏也会痛下杀手。

（三）夏侯玄之死

嘉平六年（254年）李丰和张缉试图发动诛杀司马师的政变，并计划事成之后让夏侯玄辅政。但是这个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就因为走漏风声遭到司马师的扑灭。

《三国志·夏侯玄传》：

“于是丰、玄、缉、敦、贤等皆夷三族，其馀亲属徙乐浪郡。”

从记载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司马氏对待政敌，甚至只是潜在的政敌的冷酷无情。首先夏侯玄很可能根本没有参与此次政变，卢建荣教授在《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一书中认为，司马师此举只是借题发挥，铲除朝中潜在的政治对手而已。无独有偶，认为夏侯玄完全是被冤枉的还有清代学者赵一清，“姜氏云：太初之死，由师夙憾，兼有异志，恶其相逼，而构此狱。”

夏侯玄之死，是魏晋鼎革之际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关于司马师构陷夏侯玄必置之于死地这件事，需要单独稍作分析。

夏侯玄是曹魏晚期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可以说是人气爆棚的一个人物。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考虑到舆论影响，也只是把夏侯玄从关中召回洛阳，解除他和军队的联系，以太常这个闲职来安排他。

《魏氏春秋》：

“太傅薨，许允谓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

司马懿死后，许允曾经对夏侯玄说以后终于不用担心了。结果夏侯玄反而敏锐地预见到自己不会被司马师所容，甚感忧虑。其实夏侯玄和司马师本来还是少年时期的好友，夏侯玄之妹就是司马师的第一任妻子，两家本来还是姻亲，关系非常密切。当司马师要杀夏侯玄的时候，司马昭曾经还流泪动情地为夏侯玄求情。司马师斥责司马昭“卿忘会赵司空葬乎？”司马师口中的这件事指的是当年在司空赵俨的葬礼上，夏侯玄来得稍迟些，参加葬礼的数百宾客都“越席而迎”，显示了强大的号召力和人望。

然而就连这件事本身的真实性也极其可疑，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过质疑“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时玄已为关中都督，至十年，爽诛灭后，方还洛耳。案《少帝纪》，司空赵俨以六年亡，玄则无由得会俨葬，若云玄入朝，纪、传又无其事。斯近妄不实。”赵俨的葬礼在正始六年，夏侯玄此时应该远在关中，根本没有在洛阳。

以上种种都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因为夏侯玄在曹魏政坛上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导致司马师非常忌惮他，想置之于死地的想法由来已久。李丰那次未遂的政变，刚好给了司马师一个绝佳的机会。

那么这里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司马懿可以容得下夏侯玄，而司马师就一定要痛下杀手呢？

司马懿在曹魏已经是四朝元老，本身已经拥有显赫的战功和卓越的政绩，在当时被誉为“朝廷之望”。所以司马懿在面对夏侯玄这种人物的时候，只需要解除他的兵权就可以从容处之。而权力来源是继承司马懿的司马师，在夏侯玄面前显然就不具备这种资历和优势，所以面对可能威胁到自己政治地位的夏侯玄，司马师会有这种果断冷酷的处置，也就顺理成章了。

夏侯玄之死是司马氏亡魏成晋之路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曹魏中枢仅存的忠曹势力彻底被消灭。同时也把司马氏“内忌”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可能威胁到自己统治地位的对手，不管这个人是什么身份，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司马氏都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

可以说，高举屠刀以血腥暴力的手段来铲除异己，是司马氏魏晋嬗代之路上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将这个手段运用到极致的事件，恐怕就是司马昭弑君了。贾充一句“司马公平日养着你们干什么的！还用多问吗?”成济就“抽戈犯跸”刺死魏帝曹髦。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曹髦被弑杀之后，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於股，号哭尽哀”，表现出了对魏帝的留恋，自诩魏臣的时候，司马昭又表现出了对这一极具政治挑衅意味的举动极大的宽容，并不追究。与此类似的，还有后来庾纯公开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也并未受到任何处罚。可以说，司马氏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与他们在魏晋嬗代之路上，高举屠刀形象不同的另外一面，那就是他们对于曹魏旧臣的宽容。借由这种宽容，司马氏成功地将魏臣变成了晋臣。

二、从魏臣到晋臣，司马氏的宽容

高平陵之变的时候，司马懿曾经亲口跟高柔说，“君为周勃矣”。由此可见曹魏元老都将这次政变视为和汉初周勃掌控北军以铲除诸吕，安定刘氏天下一样性质的行为。曹魏元老同情高平陵之变，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马上支持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意图。这一点从蒋济身上身上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印证，蒋济希望放过曹爽，继续维持曹氏的天下。虽然高平陵之变得手后，司马懿的目标已经朝着亡魏成晋发展了。但是司马氏篡魏和曹丕代汉有着很大的不同，汉魏鼎革之际，天下大乱汉已失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而司马氏上位的时候，曹魏国势正隆。因此司马氏除了对曹爽集团核心人员必须进行毫不留情的清洗以外，却也

无法将曹魏的功臣贵戚及其子弟排除出统治阶层。

此外，三国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曹魏外部还有吴蜀在虎视眈眈。高平陵曹爽被杀之后，原来属于曹爽党人握有兵权的夏侯霸从关中奔蜀。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本来是和蜀汉有杀父之仇的，不得已投蜀。姜维曾经问他“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夏侯霸回答“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这里连

夏侯霸都看出了司马懿除了要打击像他这样手握兵权的异己分子以外，还必定要争取一切能支持司马氏执政的曹魏旧人。

司马氏想要完成魏晋嬗代，维持国内的政局稳定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司马氏并不具备在国内进行无差别清洗的条件，司马氏作为高平陵之变大获全胜的一方，自然对曹爽为什么失败有着深刻的认识。司马氏自己作为曹魏功臣集团中的一员，对功臣元老的力量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因此，拉拢而不是屠戮原曹魏集团，就必然成为司马氏的优先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原曹魏集团中只要认可司马氏掌权的，司马氏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予以了宽容甚至进一步擢升。何兹全先生在《三国史》里曾经评价曹操在汉魏鼎革之际对待原有政治势力时，是“猛与宽”相佐而动。其实在这一点上，司马懿也是深得其故主之神髓，“屠戮与宽容”正是司马氏在魏晋嬗代之路上“外宽内忌”执政风格最好的注释。

所以我们看到甚至是原曹爽集团里的邓冲、裴秀、王沈、荀勖、这四个人竟然

名列咸宁元年配飨晋宗庙的功臣名单。曾经属于司马氏主要政敌阵线的这四人，最后竟然转化成为了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不仅如此，西晋的开国元勋卢钦和王浑，也曾经被曹爽征辟，同样属于曹爽集团中的一员。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曾经指出，“其时佐命功臣，一样从几个贵族官僚家族出身，并不曾呼吸到民间的新空气。故晋室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与特起民间的新政权不同。”

虽然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两个王朝，统治阶级并不相同。曹魏是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寒族”，而晋朝则是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陈老的学生万绳楠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政治集团。然而就其社会基础和统治阶层的核心人员而言，两个集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时人其实就已经有所注意了，《晋书》里就曾经指出“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玄孙。”在司马氏控制曹魏政权的十六年中，对曹魏原来的政治格局其实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认可的，原来的曹魏官员只要表示接受司马氏的执政，司马氏也会承认他们原有的政治地位，甚至宽容他们，允许他们在某种程度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表达对魏室的留恋

，所以才会有前文我们提到的陈泰之事。

通过这种宽容的方式，不仅原来的曹爽党羽可以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更关键的是大量原曹魏政权中的官僚，以和平的方式加入了司马氏集团，完成了从魏臣到晋臣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司马氏魏晋嬗代的事业，这种“宽容”所起的作用远比屠戮政敌来得更为巨大

。

结论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曹魏的国内外形势还相当复杂，司马氏的魏晋嬗代之路还充满了各种风险和挑战，外戚、曹魏旧臣和地方军阀都在蠢蠢欲动。面对这种局面，司马氏恩威并济，一方面毫不留情地举起屠刀，对于公开反抗自己执政地位者进行残酷血腥的屠戮；一方面又注意收拾人心，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宽容，司马氏极力拉拢和争取承认自己掌权的曹魏旧有官僚，把他们吸纳为新政权的一员。

凭借着“屠戮与宽容”这两种手段，司马氏以“外宽内忌”的姿态，最终完成了亡魏成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