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馬懿父子趁大將軍曹爽及其掌握禁軍的兄弟，曹羲、曹訓和曹彥等人扈從魏帝曹芳離開洛陽謁陵之機，在洛陽發動軍事政變，這就是史稱的“高平陵之變”。司馬懿在老朽殘年行此險事，成功地控制了洛陽城，一舉剷除了曹爽集團，從此掌握了曹魏的中央政權，司馬氏也由此開啟了魏晉嬗代之路。

司馬氏十六年的魏晉嬗代之路，走的並不輕鬆。在這期間，司馬氏內外強敵環伺，外有吳蜀虎視眈眈，內有來自皇室外戚、魏廷中央的重臣和地方軍閥勢力，不斷以各種方式和司馬氏展開了殊死了鬥爭。在亡魏成晉的這條荊棘之路上，司馬氏有時毫不猶豫地舉起屠刀，比如誅殺曹爽黨人時的殘酷血腥；有時又顯示出了令人驚訝的寬容，比如陳泰公開痛哭曹髦之死的政治挑釁卻並不致罪。《晉書·宣帝紀》裡說司馬氏“外寬內忌”，筆者覺得這確實是司馬氏在這期間統治手段的精闢總結和真實寫照。

那麼，司馬氏這種看似矛盾的“屠戮與寬容”，背後究竟蘊含著怎樣的時代內容？司馬氏又為什麼要採取這種“外寬內忌”的統治策略呢？

帶著這樣的疑問，筆者就來和大家一起回顧一下這段歷史，並做一解析和討論，以求教於各位喜歡三國曆史的朋友。

一、名士減半，司馬氏對政敵的殘酷屠戮

（一）對於曹爽集團核心人物的清洗

曹爽集團是司馬氏集團最直接的敵人，兩個集團的矛盾由來已久。《晉書·宣帝紀》說司馬懿早年“不欲屈節曹氏”，曹操還曾經派人刺之。司馬懿因為害怕才不得不出仕為曹操的丞相文學掾。這段記載被南宋政論家葉適認為是史家的誇飾而非事實，“懿是時齒少名微，豈為異日雄豪之地，而操懼憚之至此？且言不欲屈節曹氏，亦可笑也”。葉適的邏輯和推斷都無問題，但是問題在於葉適只是提出了疑問，而並沒有回答《晉書》為什麼要“捏造”這樣一段有鼻子有眼的“謠言”？

除此之外，《晉書·宣帝紀》還有一段頗具傳奇色彩的記載，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三馬食槽”和“鷹視狼顧”的故事。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晉書》中的這兩段記載簡直如出一轍，都在極力渲染司馬懿和曹氏由來已久的矛盾和對立，但是《晉書》這樣寫究竟有著什麼樣的深意呢？筆者覺得這應該和司馬懿在“自作家門”過程中滅絕人性的屠戮有極大關係，是司馬氏欲圖從儒家話語系統中尋找相關資源來為自己辯護之故。孟子有云“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正是因為曹氏對司馬懿早年以及長期的“不義”，所以才有後來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懿對曹爽集團高舉屠刀，進行殘酷和血腥鎮壓的“不仁”。而司馬氏這種急切的自我辯護，其實也可以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一窺其屠戮的慘絕人寰。

當時的殘酷之狀，就連《晉書》也不加以諱言“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司馬懿誅殺曹爽及其黨人，採取了連老幼婦孺都不放過的“夷三族”無差別屠殺。“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三國志·曹爽傳》）。清人趙翼曾經說過：“竊人之國而戕其子孫至無遺類，此其殘忍慘毒，豈復稍有人心！”，雖然趙翼這個評價說的是隋朝的楊堅，但是放到司馬懿身上也是毫不為過而十分貼切的。

更有親歷其事者如王廣所說的“同日斬戮，名士減半”。王廣描述的這個酷烈景狀應該並非虛言，因為就連王廣自己隨後也倒在了司馬氏的屠刀之下。

（二）對於武裝對抗者毫不手軟的屠戮

前面我們提到王廣自己也被司馬氏所殺，王廣何許人也？大家可能稍感陌生，但是一說起他的父親，熟悉三國的朋友可能就都知道了，王廣的父親正是淮南三叛首次發難的王凌。王凌出身太原王氏，是漢代的名門望族，其叔父就是設計誅殺董卓的王允。自曹丕篡漢以來，王凌歷任兗州、青州、揚州和豫州的長官，極其熟悉東南的形勢，是曹魏後期穩定魏吳前線局勢的重要人物。另外王凌的妹妹嫁給了出鎮關中的徵西將軍郭淮；徵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軍事的王昶，荊州刺史、揚烈將軍王基這兩人和王凌也私交匪淺。以王凌的資歷和在曹魏的權勢網絡而言，確實是一個可以挑戰司馬懿政治地位的人物。

對於這樣一個人物，司馬懿當然要對他趕盡殺絕。

《三國志·王凌傳》：

“朝議鹹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屍斫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

王凌先是受司馬懿誆騙而投降，本來以為自己和司馬懿是舊交，能得一條生路。後來王凌發現司馬懿欲置自己於死地，又轉而選擇了自殺希望保全宗族。但是沒想到司馬懿殘忍決絕到了如此地步，司馬懿後來不僅“常規操作”夷滅王凌三族，還把已經下葬的王凌開棺戮屍，然後將王凌殘屍暴市三日。另外，這件事還牽涉到早就死了的前兗州刺史令狐愚，令狐愚因為之前和王凌共謀起兵，由此同樣被夷三族，也被開棺戮屍。

在隨後鎮壓毌丘儉和諸葛誕的武裝對抗中，司馬氏對待這些敢於公開和自己叫板的政敵。無一不毫不手軟地進行瘋狂屠戮，

令人不寒而慄的“夷三族”在這個時期幾乎已經成了“標配”。

《三國志·毌丘儉傳》：

“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三國志·諸葛誕傳》：

“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

“夷三族”在中古時期來講也是極其慘烈和不人道的，然而這一酷刑在司馬氏剷除政敵的過程中被濫加使用，顯示出了司馬氏極其殘暴的一面。司馬懿對待曹爽先欺騙後屠殺的做法，有人曾經形象地總結為“曹爽只是想讓司馬懿滾，而司馬懿要的是曹爽死”。其實司馬氏在對待鐵了心要和自己作對的勢力，無論親疏貴賤，又何嘗不都是如此呢？

所以我們看到，即便是像夏侯玄這樣和司馬氏的“通家年少”，司馬氏也會痛下殺手。

（三）夏侯玄之死

嘉平六年（254年）李豐和張緝試圖發動誅殺司馬師的政變，並計劃事成之後讓夏侯玄輔政。但是這個計劃尚未付諸實施，就因為走漏風聲遭到司馬師的撲滅。

《三國志·夏侯玄傳》：

“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從記載中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司馬氏對待政敵，甚至只是潛在的政敵的冷酷無情。首先夏侯玄很可能根本沒有參與此次政變，盧建榮教授在《魏晉之際的變法派及其敵對者》一書中認為，司馬師此舉只是借題發揮，剷除朝中潛在的政治對手而已。無獨有偶，認為夏侯玄完全是被冤枉的還有清代學者趙一清，“姜氏雲：太初之死，由師夙憾，兼有異志，惡其相逼，而構此獄。”

夏侯玄之死，是魏晉鼎革之際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關於司馬師構陷夏侯玄必置之於死地這件事，需要單獨稍作分析。

夏侯玄是曹魏晚期政壇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也可以說是人氣爆棚的一個人物。司馬懿在世的時候，考慮到輿論影響，也只是把夏侯玄從關中召回洛陽，解除他和軍隊的聯繫，以太常這個閒職來安排他。

《魏氏春秋》：

“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嘆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

司馬懿死後，許允曾經對夏侯玄說以後終於不用擔心了。結果夏侯玄反而敏銳地預見到自己不會被司馬師所容，甚感憂慮。其實夏侯玄和司馬師本來還是少年時期的好友，夏侯玄之妹就是司馬師的第一任妻子，兩家本來還是姻親，關係非常密切。當司馬師要殺夏侯玄的時候，司馬昭曾經還流淚動情地為夏侯玄求情。司馬師斥責司馬昭“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司馬師口中的這件事指的是當年在司空趙儼的葬禮上，夏侯玄來得稍遲些，參加葬禮的數百賓客都“越席而迎”，顯示了強大的號召力和人望。

然而就連這件事本身的真實性也極其可疑，裴松之在為《三國志》做注的時候就曾經提出過質疑“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雲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趙儼的葬禮在正始六年，夏侯玄此時應該遠在關中，根本沒有在洛陽。

以上種種都傳達出這樣一個信息，那就是因為夏侯玄在曹魏政壇上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導致司馬師非常忌憚他，想置之於死地的想法由來已久。李豐那次未遂的政變，剛好給了司馬師一個絕佳的機會。

那麼這裡又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司馬懿可以容得下夏侯玄，而司馬師就一定要痛下殺手呢？

司馬懿在曹魏已經是四朝元老，本身已經擁有顯赫的戰功和卓越的政績，在當時被譽為“朝廷之望”。所以司馬懿在面對夏侯玄這種人物的時候，只需要解除他的兵權就可以從容處之。而權力來源是繼承司馬懿的司馬師，在夏侯玄面前顯然就不具備這種資歷和優勢，所以面對可能威脅到自己政治地位的夏侯玄，司馬師會有這種果斷冷酷的處置，也就順理成章了。

夏侯玄之死是司馬氏亡魏成晉之路上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標誌著曹魏中樞僅存的忠曹勢力徹底被消滅。同時也把司馬氏“內忌”作風表現得淋漓盡致。面對可能威脅到自己統治地位的對手，不管這個人是什麼身份，跟自己是什麼關係，司馬氏都會毫不猶豫地舉起屠刀。

可以說，高舉屠刀以血腥暴力的手段來剷除異己，是司馬氏魏晉嬗代之路上一個最重要的手段。將這個手段運用到極致的事件，恐怕就是司馬昭弒君了。賈充一句“司馬公平日養著你們幹什麼的！還用多問嗎?”成濟就“抽戈犯蹕”刺死魏帝曹髦。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曹髦被弒殺之後，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屍於股，號哭盡哀”，表現出了對魏帝的留戀，自詡魏臣的時候，司馬昭又表現出了對這一極具政治挑釁意味的舉動極大的寬容，並不追究。與此類似的，還有後來庾純公開質問賈充“高貴鄉公何在？”也並未受到任何處罰。可以說，司馬氏在這裡向我們展示了與他們在魏晉嬗代之路上，高舉屠刀形象不同的另外一面，那就是他們對於曹魏舊臣的寬容。藉由這種寬容，司馬氏成功地將魏臣變成了晉臣。

二、從魏臣到晉臣，司馬氏的寬容

高平陵之變的時候，司馬懿曾經親口跟高柔說，“君為周勃矣”。由此可見曹魏元老都將這次政變視為和漢初周勃掌控北軍以剷除諸呂，安定劉氏天下一樣性質的行為。曹魏元老同情高平陵之變，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他們就馬上支持司馬氏改朝換代的意圖。這一點從蔣濟身上身上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印證，蔣濟希望放過曹爽，繼續維持曹氏的天下。雖然高平陵之變得手後，司馬懿的目標已經朝著亡魏成晉發展了。但是司馬氏篡魏和曹丕代漢有著很大的不同，漢魏鼎革之際，天下大亂漢已失德，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而司馬氏上位的時候，曹魏國勢正隆。因此司馬氏除了對曹爽集團核心人員必須進行毫不留情的清洗以外，卻也

無法將曹魏的功臣貴戚及其子弟排除出統治階層。

此外，三國也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曹魏外部還有吳蜀在虎視眈眈。高平陵曹爽被殺之後，原來屬於曹爽黨人握有兵權的夏侯霸從關中奔蜀。夏侯霸是夏侯淵的兒子，本來是和蜀漢有殺父之仇的，不得已投蜀。姜維曾經問他“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徵伐之志不？”夏侯霸回答“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這裡連

夏侯霸都看出了司馬懿除了要打擊像他這樣手握兵權的異己分子以外，還必定要爭取一切能支持司馬氏執政的曹魏舊人。

司馬氏想要完成魏晉嬗代，維持國內的政局穩定是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這就意味著司馬氏並不具備在國內進行無差別清洗的條件，司馬氏作為高平陵之變大獲全勝的一方，自然對曹爽為什麼失敗有著深刻的認識。司馬氏自己作為曹魏功臣集團中的一員，對功臣元老的力量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因此，拉攏而不是屠戮原曹魏集團，就必然成為司馬氏的優先選擇。所以我們看到，原曹魏集團中只要認可司馬氏掌權的，司馬氏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予以了寬容甚至進一步擢升。何茲全先生在《三國史》裡曾經評價曹操在漢魏鼎革之際對待原有政治勢力時，是“猛與寬”相佐而動。其實在這一點上，司馬懿也是深得其故主之神髓，“屠戮與寬容”正是司馬氏在魏晉嬗代之路上“外寬內忌”執政風格最好的註釋。

所以我們看到甚至是原曹爽集團裡的鄧衝、裴秀、王沈、荀勖、這四個人竟然

名列咸寧元年配饗晉宗廟的功臣名單。曾經屬於司馬氏主要政敵陣線的這四人，最後竟然轉化成為了司馬氏統治集團的核心力量。不僅如此，西晉的開國元勳盧欽和王渾，也曾經被曹爽徵辟，同樣屬於曹爽集團中的一員。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曾經指出，“其時佐命功臣，一樣從幾個貴族官僚家族出身，並不曾呼吸到民間的新空氣。故晉室只是一個腐敗老朽的官僚集團，與特起民間的新政權不同。”

雖然陳寅恪先生認為魏晉兩個王朝，統治階級並不相同。曹魏是以曹操為代表的“法家寒族”，而晉朝則是司馬懿為代表的“世家大族”；陳老的學生萬繩楠也有相同的看法，認為曹爽集團和司馬懿集團是根本對立的兩個政治集團。然而就其社會基礎和統治階層的核心人員而言，兩個集團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關於這一點，時人其實就已經有所注意了，《晉書》裡就曾經指出“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玄孫。”在司馬氏控制曹魏政權的十六年中，對曹魏原來的政治格局其實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認可的，原來的曹魏官員只要表示接受司馬氏的執政，司馬氏也會承認他們原有的政治地位，甚至寬容他們，允許他們在某種程度堅持自己的政治觀點甚至表達對魏室的留戀

，所以才會有前文我們提到的陳泰之事。

通過這種寬容的方式，不僅原來的曹爽黨羽可以成為西晉的開國元勳，更關鍵的是大量原曹魏政權中的官僚，以和平的方式加入了司馬氏集團，完成了從魏臣到晉臣的轉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於司馬氏魏晉嬗代的事業，這種“寬容”所起的作用遠比屠戮政敵來得更為巨大

。

結論

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後，曹魏的國內外形勢還相當複雜，司馬氏的魏晉嬗代之路還充滿了各種風險和挑戰，外戚、曹魏舊臣和地方軍閥都在蠢蠢欲動。面對這種局面，司馬氏恩威並濟，一方面毫不留情地舉起屠刀，對於公開反抗自己執政地位者進行殘酷血腥的屠戮；一方面又注意收拾人心，表現出了令人驚訝的寬容，司馬氏極力拉攏和爭取承認自己掌權的曹魏舊有官僚，把他們吸納為新政權的一員。

憑藉著“屠戮與寬容”這兩種手段，司馬氏以“外寬內忌”的姿態，最終完成了亡魏成晉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