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飞燕，举世闻名。1969年8月19日，出土于中国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邻近的雷祖庙台基下一个东汉汉墓中，时代距今1700多年，为99件青铜车马武士组成的仪仗俑阵中的一件。一年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陪外宾访问兰州，抽暇到甘肃省博物馆视察馆藏文物，在这批铜车马仪仗中发现了“铜奔马”。在仪仗俑中，铜奔马格外醒目突出，重约7.15公斤，高34，5厘米，宽10，1厘米。马头微左扬，昂首扬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于一飞鸟之上，飞鸟展翅，惊愕回首。根据当年陪同郭沫若先生参观甘肃省博物馆的人员回忆，郭沫若在观察铜奔马的过程中，将其称为“马踏飞燕”。其后主流名称一直延用“马踏飞燕”。
此器出土时已碎为数块，后经故宫博物馆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修复后，于1971年7月1日参加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这是铜奔马首次与公众见面，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从此名震环宇，蜚声海内外。
1983年，在数以千计的待选珍贵文物中，铜奔马一举夺魁，被中国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从此，马踏飞燕举世闻名，“马踏飞燕”这一名称也被固定下来。
但“铜奔马”从出土至今，其名称和寓意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最终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关于“马踏飞燕”的名称，主要还有以下几种说法：“铜奔马”说，“马踏龙雀”说，“飞燕骝”说，“天马”说，“马神——天驷”说。铜马足下的飞燕无疑是用来比喻良马之神速，后经学者指出鸟的尾端没有剪刀状分叉，不是燕，而是隼类猛禽。但也有人认为此鸟即《相马经》中所称良马“逮乌鸦”（速度超过乌鸦）之鸦。而铜马也不是一般的良驹，而是“天马”或“天驷”。 我国古代有一种被称为“紫燕”的良马，它奔驰的速度足以与燕子相媲美。所以，才有后来李白《天马歌》当中“回头笑紫燕”的千古绝句。这里的“紫燕”一语双关，既指“良马”又指“飞燕”。以上几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1982年3月丹麦赛马协会主席金斯·伊伏生在参观了铜奔马后还指出，根据世界上五种马的分类（走马、跑马、驰马、奔马、跃行马）来看，应属跃行马。因为不同种的马主要以步伐区别，奔马是交叉步，行速慢；跃马是对侧步，速度最快，武威铜马造型正是对侧马，认为应叫“跃行铜马”。（文史杂志，1994（2））但主流名称多年来一直将其称为“马踏飞燕”。
但是，我一直不同意“马踏飞燕”及其他诸名称，所谓“马踏飞燕”、“马踏龙雀”、“天马”、“马神——天驷”、“跃行铜马”诸说，都是形而上学的就其貌而定其名，并没有真正探摸到铜奔马设计者的初衷。
2007年秋，我赴甘肃武威市雷台汉墓考察，看到“铜奔马”是一组出征的青铜车马中的一件。更坚定了我认为此器决不仅仅如郭氏所言，只是一件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而肯定与战争有关的看法。
首先，马踏的不是飞燕，而是矛隼，一种中型而凶猛的鹰。矛隼在中国只分布于东北和西北等地，极为罕见。假如确实如此，那么，它所代表的正是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在西北边境与之厮杀的难解难分的劲敌——匈奴。
何出此言，有1972年在内蒙出土的匈奴王冠为证。
内蒙古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顶匈奴王鹰形金冠，这件战国匈奴墓葬出土的鹰形金冠饰，由黄金鹰形冠顶饰和冠带饰两部分组成。冠顶傲立的雄鹰采用圆雕的方法塑造，以夸张的手法突出呈内钩状的鹰喙，来表现猛禽的凶猛，表现了匈奴勇猛强悍的性格及对英武善猎的崇拜。这件珍贵的文物是目前国内发现在惟一一件匈奴王金冠。
匈奴人是最初在蒙古高原活动的一个游牧民族，我国从有记载的编年史开始就一直有他们的踪迹，殷商时期，他们被称为鬼方、犬戎等等。从春秋时期开始，匈奴人不断南下骚扰。
秦至西汉王朝，特别是西汉时期，面临的最严重的忧患就是匈奴的袭掠犯边。西汉王朝多次发动对匈奴的反击，仅自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始，至征和三年发起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四十余年之间，汉武帝刘彻就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匈奴的十五次远征，可以说，匈奴是西汉中央政府首要的军事作战目标。汉政府与匈奴作战最终取胜的转机，与汉政府得到了大宛国（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一带）的汗血马有关。匈奴是游牧民族，匈奴人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军事部落联盟。他们长于征战，有着极强的作战机动性。他们善于骑射，善于佯作后退诱惑敌人，然后迂回包抄。匈奴的骑兵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匈奴的这种作战优势正是汉军的弱势。一方面没有强大的骑兵，一方面也没有足以与匈奴骑兵抗衡的优种战马。马是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利器，马的优劣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为争夺汗血马种，中国汉代发生过两次血腥战争。汉武帝派百余人的使团，带着一具用黄金做的马模型前去大宛国，希望以重礼换回大宛马。经过4000多公里陆地行军，到达大宛国首府贰师城(今土库曼斯坦阿斯哈巴特城)。大宛国王爱马心更切，不肯以大宛马换汉朝的金马。汉使归国途中金马在大宛国境内被劫，汉使被杀害。汉武帝大怒，作出武力夺马的决定。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命李广利率领骑兵数万人，到达大宛边境城市郁城，但并未攻下，只好退回敦煌。回来时人马只剩下十分之一二。3年后，汉武帝再次命李广利率军远征，带兵6万人，马3万匹，牛10万头，还带了两名相马专家前去大宛国。此时大宛国发生政变，与汉军议和，允许汉军自行选马，并约定以后每年大宛向汉朝选送两匹良马。汉军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3000匹。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玉门关时仅余汗血马1960匹左右。汗血马体形好、善解人意、快速、耐力好，适于长途行军，非常适合用作军马。引进了“汗血马”的汉朝骑兵，果然战斗力大增。汉武帝不惜巨大代价夺取汗血马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军事，也是为了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优势。这是无庸讳言的。因此，铜奔马无疑是在作战中立功的汗血马的真实写照。
西汉武帝时期对匈奴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匈奴元气大伤。西汉晚期，匈奴发生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顺汉朝，流窜到中亚与汉朝为敌的郅支单于也被汉朝消灭，汉匈关系从此走向和解。
这件“铜奔马”产生的时代正是汉匈战争以大汉朝胜利而告终的时代，这是一件宣扬战争胜利的青铜作品，代表汉军的“汗血宝马”将代表匈奴王冠上傲然而立的鹰踏在足下，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汉军必定战胜匈奴的主题。这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这件铜奔马应命名为“马踏匈奴”。
说到“马踏匈奴”，我们自然会想起另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侧的石马。这件石马，表现的是和霍去病生死相依的马。霍在生前就是骑着这匹马征战厮杀，立下战功的，故石马实际上就是霍去病的象征。这件石雕作品被命名为“马踏匈奴”。石马高1.68米，长1.9米，形态轩昂，英姿勃发，一只前蹄把一个匈奴士兵踏倒在地，手执弓箭的士兵仰面朝天，露出死难临头的神情。艺术家的动静结合，形象地表现了大汉帝国的强盛不可侵犯。艺术家用一人一马，高度地概括了霍去病戎马征战的丰功伟绩。战马骠悍、雄壮、镇定自如，巍然挺立。与之对比的是，昔日穷凶极恶的匈奴此时仰首朝天，蜷缩在马腹之下，虽已狼狈不堪，仍然凶相毕露，面目狰狞，手持弓箭，企图垂死挣扎。作品通过简要、准确地雕琢，尤其是在马的腿、股、头和颈部凿刻了较深的阴线，使勇敢而忠实的战马跃然而出，又好像纪念碑一般持重圆浑。这一作品把圆雕、浮雕、线雕等传统手法结合一体，既自由又凝练，既保持了岩石的自然美，又富于雕刻艺术美。
一铜一石两件《马踏匈奴》，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同时，又含有象征主义的构思，而主题都是犯我者必亡。
说来太巧了，正当我在雷台汉墓对铜奔马的文化内涵苦苦思索时，一只隼从西方箭一般飞来，落在不远处的一棵高大白杨上。一位同事连忙举起相机，用长焦把它拍了下来，放大一看，原来它抓到一只飞鸟，正在贪婪地大快朵颐。资料上说，矛隼在中国只分布于东北和西北等地，极为罕见。而我在西北偏偏就遇到了，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一天是2007年9月4日。
刘春声，文化学者，作家，自由撰稿人，笔名齐庚、别署村野。著有长篇小说《天雨》，散文集《探花集》、《中国古代镂空花钱鉴赏》，《情满吕梁山》，主编出版历史上第一部压胜钱辞典《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编》。涉猎古钱币、金石篆刻、碑拓、水墨画、油画、摄影等。致力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是上世纪北京有影响的“北海印社”成员。1986年参加改革开放后国家文物局举办的首届全国文物鉴定学习班，有幸聆听当时健在的各门类文物鉴定大师的教导。数十年来在《收藏》《中国收藏》《收藏界》《中国钱币》《中国钱币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国门报》《团结报》等各类期刊报纸发表两百余篇有影响的文学学术鉴赏文章，首次提出压胜钱是古代艺术类商品的观点，是国内公认的压胜钱收藏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钱币学会常务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主编，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客座教授，北大资源学院文物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北京炎黄艺术馆副秘书长，《今日头条》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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