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二戰中的傳奇救援行動「一」

500,二戰中的傳奇救援行動「一」

1943年,儘管二戰的各個戰場還在鏖戰,但大家都有感覺,軸心國已經在走下坡路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勝算越來越大。

北非戰役結束之後,斯大林不斷要求盟軍儘快在西線開闢第二戰場,但是在丘吉爾的竭力主張下,美英方面還是先登陸了意大利,以期攻擊軸心國“柔軟的下腹部”。不能不說,丘吉爾的戰略眼光非常準,1943年9月盟軍登陸之後,意大利法西斯迅速宣佈投降。

然而,因為盟軍的籌劃失誤,兩個登陸地點相距太遠,以及意大利軍隊大批向納粹投降,納粹德國有機會迅速調兵遣將,陸續派入100萬人,依託意大利狹窄的地形,硬生生把意大利之戰變成了漫長的血戰。

不過,盟軍到底在意大利站穩了腳跟。在地面與納粹戰鬥的同時,盟軍終於把一處戰略目標穩穩納入了轟炸機的飛行半徑之內,這一處目標,就是位於羅馬尼亞的普洛耶什蒂。

在發動世界大戰之後,納粹德國深陷資源不足的困境,尤其是對機械化作戰至關重要的油料,一直是德軍的心頭病。1940年,羅馬尼亞親德勢力發動政變,位於普洛耶什蒂的油田和煉油廠幾乎無損交到了德國法西斯手中。當時,普洛耶什蒂的石油供應量高達每年1000萬噸,滿足了納粹近1/3的需求,此外還供應了意大利的全部石油。

也正因為如此,在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普洛耶什蒂被列為戰略轟炸的第四大目標(前三位分別是:潛艇(U艇)製造廠、飛機制造廠、交通線)。無奈,之前盟軍限於戰略轟炸機作戰半徑,一直無法對普洛耶什蒂發起有效打擊。

在盟軍穩穩控制了意大利南部之後,原駐紮在突尼斯的美國陸軍航空隊第15軍(當時美國空軍還沒有獨立出來)轉場到意大利南部的福賈(Foggia)。以福賈為基地,依靠著名的B-17“空中堡壘”轟炸機,再加上新裝備的B-24“解放者”轟炸機,盟軍終於可以對普洛施蒂耶進行常態打擊了。從地圖上可以看到,從意大利起飛之後,經過亞得里亞海、黑山和塞爾維亞(當時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到達羅馬尼亞,直線距離不到10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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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賈到普洛耶什蒂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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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空中堡壘”轟炸機,因為大量出現在宣傳作品裡而成為明星。遍佈機身的機槍塔為轟炸機提供了全方位的保護,機組10人,除了正副駕駛、導航員,其它均為機槍手。與同時期的英國轟炸機不同,B-17的腹部也設有球形機槍塔,可以抵禦來自下方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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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解放者”轟炸機,載彈量和航程都超過B-17,名氣卻不及B-17。B-24的腹部也設有球形炮塔,機槍手們更喜歡B-24,因為它的球形炮塔是電動的,而B-17是手動的(腹部球形機槍塔在起降時需要收入機腹,在飛行時降下來)。

為了準確打擊油田和煉油廠,有效摧毀生產能力,盟軍轟炸機改變了之前的夜間轟炸或是高空轟炸的策略,而選擇在晝間進行低空轟炸——轟炸機排成密集隊形,集中投下炸彈。這種轟炸的效果當然遠遠好於夜間轟炸和高空轟炸,但是不難想見,其代價也是驚人的。

遠的不說,1943年8月,美軍從北非基地出動177架B-24“解放者”,從幾十米高度密集轟炸普洛耶什蒂。最終只有92架返航,其中54架因為受傷嚴重再也無法飛行,陣亡人數高達310,另有108人被俘,78人被扣留在土耳其(機組迫降在當時中立的土耳其)。在這次襲擊之後,美軍大傷元氣,很長時間裡都沒有再次光臨普洛耶什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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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美軍對普洛耶什蒂發起名副其實的“低空轟炸”

佔領意大利南部之後,美軍可以以福賈為基地,對普洛耶什蒂進行常態化空襲了。據統計,從1943年10月到1944年10月的一年裡,美軍為空襲普洛耶什蒂總共出動了超過2萬架次的轟炸機和戰鬥機。從1944年春開始,更是每天都安排了轟炸。

與密集轟炸任務結伴而來的是高企的損失率:飛機損失率高達15%,人員損失率接近10%。到1944年8月,已經有350架轟炸機被擊落。因為黑山、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都在納粹的控制之下,跳傘的飛行員一旦被抓獲就直接送去戰俘營,唯一的例外是在南斯拉夫地區,如果跳傘的飛行員遇到當地的抵抗組織,就會被保護起來,避免了被送去戰俘營的命運。

如今大家說起南斯拉夫的抵抗組織,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鐵托。尤其是在中國,廣為流行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和《橋》,兩部電影塑造的游擊隊員都可以看到鐵托的影子。但是,當時的抵抗組織並不只有鐵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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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電影《橋》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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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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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托

長期以來,在南斯拉夫主要分佈著很多不同的抵抗勢力。最主要的力量來自薩爾維亞族,共有兩股,一股是鐵托(Ј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拉丁文寫法是Josip Broz Tito)領導的“游擊隊(Partisan)”。另一股是由前南斯拉夫皇家陸軍軍官德拉查·米哈伊洛維奇(Драгољуб Дража Михаиловић,拉丁文寫法是Draza Mihailovic)領導的“祖國軍”(更為大家熟知的名字是“切特尼克(Chetniks,意思是‘軍事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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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軍”的領導者,米哈伊洛維奇

鐵托的戰略是剛猛的,游擊隊誓死與納粹戰鬥,如果納粹因為報復而屠殺人民,這反過來增強了大家的戰鬥意志;米哈伊洛維奇則更偏向於“持久戰”,保存實力與納粹周旋,他堅信盟軍會取得最後的勝利,不必進行無謂的犧牲。當然鑑於當時戰場局勢複雜,無論游擊隊還是祖國軍,與納粹之間都有錯綜複雜的聯繫,在局部借納粹的力量攻擊對方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不過總的來說,它們都是堅定的反法西斯力量。

執行轟炸任務的美軍飛行員在出發之前就已經得到教導:如果在南斯拉夫地區跳傘,儘量選擇在鐵托控制的區域,實在不行,跳傘後尋找鐵托的游擊隊,而避免接觸米哈伊洛維奇的祖國軍,因為他們和德國人關係密切。因此,跳傘落入祖國軍勢力範圍的美軍飛行員一開始都膽戰心驚,生怕祖國軍戰士把他們交給德國人。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祖國軍戰士對這些飛行員出奇地好。儘管南斯拉夫人的生活已經很窘迫,他們還是盡其所能,為美國飛行員提供足夠的給養,哪怕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足惜。曾經有美國飛行員抱怨睡得不好,床板上鋪的都是乾草,立刻有早先跳傘的飛行員帶領他去看南斯拉夫人的床——那不過是用石頭拼成的小平臺,勉強能夠入睡而已。

也有美國飛行員抱怨吃得不好,但是在看過南斯拉夫人自己的食物之後,他們只剩下了慚愧和感激。同時飛行員們也發現,祖國軍戰士與當地老百姓的關係融洽,並不像傳說的那樣與德國人勾結。

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祖國軍戰士領著美國飛行員穿過一道又一道封鎖線,最終集合在Pranjane。在那裡,他們還見到了米哈伊洛維奇本人,據回憶,他看起來非常平等,沒有架子,深受人民敬愛,絲毫不可怕。

美國人得到的優待似乎不難理解。因為米哈伊洛維奇的策略就是積蓄力量,等待盟國反攻,所以他的部隊非常重視和美國人的關係。可是,為何美軍飛行員得到的教導是,儘量尋找鐵托的游擊隊,避免接觸祖國軍呢?要知道,鐵托的共產主義傾向可是相當明顯的。

眾所周知,丘吉爾一直是堅定的反共分子,只不過在需要與納粹戰鬥時,他才選擇了與斯大林成為盟友。對丘吉爾來說,南斯拉夫境內的兩支抵抗勢力當然是有益的。儘管他不喜歡共產黨,但也無法輕視鐵托,尤其是考慮到和斯大林的關係。所以在鐵托和米哈伊洛維奇之間到底選擇誰,在很長的時間裡,丘吉爾一直沒有明確決定。

為了做出決定,英軍的特別行動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派出了特工人員Duane Hudson上尉深入南斯拉夫調查情況。Duane Hudson也果然不負眾望,在七個月的時間裡不斷穿梭於鐵托和米哈伊洛維奇的根據地之間,發回了大量的前線信息。根據這些情報,英國人判斷米哈伊洛維奇並不是好的合作伙伴,他總是違抗英國的命令,也不願意接受英國的指導。

Hudson上尉的最終結論是,米哈伊洛維奇和祖國軍,與意大利密切勾結,對抵抗德國的態度相當消極。不過他也提到,米哈伊洛維奇勾結法西斯的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制止南斯拉夫的分裂,相比軸心國,他更偏愛盟國。如果盟軍前來解放南斯拉夫,那麼他一定“對軸心國發起總攻”。所以,米哈伊洛維奇也被德國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被懸賞通緝——任何村莊只有被查到掩護米哈伊洛維奇或者祖國軍,都要受到嚴厲的懲處,15歲以上男子會被全部槍決。

之後,SOE又派出一名特工深入調查,結論與Hudson大同小異。米哈伊洛維奇的部隊與意大利人做軍火買賣,對盟軍缺乏忠誠,軍紀也不太好。不過無可否認的是,這些現象在游擊隊裡也存在。

不過,米哈伊洛維奇發給在英國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電報裡,他說的是另一番景象:他有大量的機會與德國人合作,但基本都拒絕了。他努力發出這樣的信息,他和他的隊伍值得盟軍信賴。他也提到德國人不停地接觸他和他的部隊,開出各種條件收買,但他的答覆是:“只要你們還在逮捕和殺害無辜的南斯拉夫人民,只要你們還停留在我們的祖國,就別想有任何談判”。這樣看起來,他又是如假包換的愛國者。

現實的情況如此矛盾,如此讓人困惑,很長的時間裡,英國人一直無法做決定。甚至到了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期間,南斯拉夫、鐵托、米哈伊洛維奇都成了丘吉爾的專門議題之一,要與斯大林嚴肅討論。

最終,英國人在漫長的權衡之後選擇了鐵托,然後迅速加大了對鐵托的援助力度。1943年11月,專門負責支持鐵托的只有6人,到了1944年10月,人員已經急劇增加到40人。而米哈伊洛維奇和祖國軍,已經被盟軍排除在“自己人”之外了。

那麼,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米哈伊洛維奇到底是不是投機分子?對盟國到底有沒有忠心?真正的答案,要等到許多年後的1997年,隨著檔案的解密,才能露出水面。

二十世紀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再加上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讓許多人對資本主義失去了信心,轉而把人類的希望寄託在社會主義之上。在這種思潮下,英國不少出身上流社會,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開始自發同情共產主義,願意接觸蘇聯並主動貢獻。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劍橋五人(the Cambridege Five)”,已知四人分別是:Guy Burgess, Donald Maclean, Kim Philby, Anthony Blunt。第五人的身份雖不明確,但根據四人的上線Oleg Gordievsky來分析,應當是John Cairncross。

在戰爭之前,這些人已經主動勾搭了蘇聯情報組織,戰時他們在政府和軍隊中身居高位:Philby在英國軍情六處領導反間諜工作;Burgess擔任過英國外交大臣的秘書,可以接觸到頂級的外交機密,並把它們源源不斷地傳給克格勃;Blunt是藝術歷史學家,是英國女王的藝術顧問,也是軍情五處的特工;Maclean在英國駐美大使館供職,美國的原子彈機密就是他洩露給蘇聯的。Cairncross在布萊特奇利公園鑽研密碼,也為軍情六處服務,他同時通過秘密渠道把情報傳給蘇聯。

其實在這之外還有第六人,他的名字叫James Klugmann。後來英國已經確認,Klugmann不僅僅是間諜(spy),更是內奸(mole),他的威力或許比“劍橋五人”更大。資料顯示,蘇聯人在南斯拉夫問題上早有預謀,不斷運用各種信息誤導英國人,引誘他們放棄米哈伊洛維奇,支持鐵托。Klugmann在SOE的南斯拉夫部門工作了兩年半,他通過各種手段,成功促使丘吉爾下決心拋棄米哈伊洛維奇——諷刺的是,他在SOE的上級Basil Davidson還滿懷讚許地稱讚Klugmann的情報工作卓有成效。

按照專門研究南斯拉夫二戰史的歷史學家David Martin的說法,Klugmann不僅主導了丘吉爾的選擇,更主導了戰後這一地區的國際形勢:“Klugmann這種內奸,他最大的成就是,通過精心篡改信息,將一千五百萬人民的命運交到了共產主義勢力手中”。

如今再看“劍橋五人”等人,或許很難做出簡單的判斷。他們的動機很單純,並不是為了物質利益,行為也未必是完全危害“國家利益”。舉個例子,1943年東線庫爾斯克會戰之前,英國情報機構已經通過“大本營行動(Operation Citadel)”破譯德軍通訊密碼,得知了德國南方和北方集團軍的作戰計劃,並通過正式渠道告知斯大林——雖然是有所保留的。不過,Cairncross從地下渠道提供了完整的情報。也就是說,他們的“叛國”行為,客觀上確實幫助了反法西斯戰爭。

英國人一向以情報手段的高超著名,但是這一次,對於南斯拉夫的情況,他們完全矇在鼓裡,所以最終選擇了支持共產黨的鐵托。而遠在千里之外的米哈伊洛維奇對此更是一無所知。他能做的只有不斷給流亡政府發電報,說明他的忠誠。然而他始終得不到盟軍的信任,也得不到肯定的答覆。

隨著時間的流逝,到1944年下半年,米哈伊洛維奇的祖國軍已經營救了接近200名美國飛行員。這些飛行員迫切希望回到空軍基地,祖國軍也迫切希望盟軍救走他們,一來減輕給養壓力,二來也是說明自己對盟軍的態度。他的部隊一次又一次地通過短波發送消息,把已經集合起來的美軍人員的姓名、軍銜都列上,以期獲得對方的回應。

但是在另一邊,盟軍對於米哈伊洛維奇已經失去了信心。雖然他說有超過200名美國空軍人員需要營救,但是誰又能擔保,這不是米哈伊洛維奇勾結納粹設下的圈套呢?

那麼,他們能取得盟軍的信任嗎?如果能,在納粹控制的區域,又該如何撤走這200人呢?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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