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从 1994 年起确定开始做林语堂研究， 25 年来，他的主要学术成果都是关于林语堂，包括两本专著《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和《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以及主编的论文集《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评论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和林语堂那一代五四知识人一样，受 1980 年代气氛熏陶下的钱锁桥同样有着“情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结，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重生、中国人是谁之类的大问题。所以，对他来说，林语堂是一颗“棋子”。他试图通过挖掘这颗被他成长过程中的主流话语埋没的“棋子”来梳理自己的历史、发现自己，看看中国本来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现代性途径？现在和未来可不可以有另一种活法？
钱锁桥现在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性和中西跨文化研究。他 1963 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在“文革”中长大，高考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接受西方世界，那学英语是最最改革开放的。那时，我们老师说北外是全国学英语最好的地方”，所以他就念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 1985 年本科毕业后，他前往深圳大学外语系任教。
那时，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着迷的是西方理论，还翻译了研究福柯的书《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而且，他给《福柯》的两位作者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写信，希望能去他们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念书。他们热心帮助钱锁桥，给该校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写了推荐信。所以在 1990 年，他去了美国，先后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的硕士（1992）和博士学位（1996）。
在伯克利前几年，钱锁桥的兴趣依然是西方理论。但是，“随着在美国实地经验的积累，越来越觉得‘西方理论’难以和不断增强的‘情迷中国’无缝对接。理解现代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国声音’。……我一头钻进伯克利图书馆，把林语堂所有的书籍（有的放在亚洲研究栏，有的放在美国研究档）全都借了出来。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中国声音’，慢慢发现我的父辈、祖父辈到底干了什么，从而给我带来了一个’新中国’，让我茁壮成长。”他在《林语堂传》的后记中写道。
德国著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曾评价他是“当今世界研究林语堂的第一人”，“与钱锁桥教授聊天从来不会无聊”。这个评价看起来很高，但其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林语堂都不太受重视，没什么特别好的研究。在中国，人们一般会把他看作中国现代文学里面重要的散文作家，强调“幽默”、“性灵”之类的东西；在美国，很多人则会把林语堂看作华美文学作家，还常常批评他不符合华美作家应该以美国为归依的主旨，属于“政治不正确”，而且主要关注《唐人街一家》一本小说。
钱锁桥觉得，这些都太偏颇，没有看到林语堂的全貌和价值。在他看来，林语堂、胡适、鲁迅代表中国现代思想的三个坐标。“他们的遗产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我有预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必将崛起为世界强势大国，而林语堂的‘遗产’会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特别有用，更有启发。”
他认为胡适和鲁迅两个坐标现在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包罗万象的‘科学的方法’很接近科学主义，既傲慢又危险，人类生命的意义好像只剩下实验和证明。……胡适提倡的‘全盘西化’（后来修改为‘充分西化’）在现代中国一直受到各种怀疑和抵制。假如按后殖民式批评家的说法，鲁迅对西方传教士话语的霸权性质‘视而不见’，胡适从来就不承认有殖民主义这回事。”
“相比鲁迅和胡适的知识遗产，林语堂的心路历程在以下三个层而尤为突出，首先，和胡适、鲁迅一样，林语堂视‘批评’为现代知识分子标识。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批评家，林语堂捍卫‘德先生’最为得力、最为坚定、最为雄辩，特别是针对专制蹂躏人权，林语堂的批评最为犀利、毫不留情。”
“再者，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林语堂远没有像胡适、鲁迅那样反传统。林语堂虽然也批评传统文化，但他的态度修正了许多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论调。林语堂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发展出一套‘抒情哲学’，并推向世界大获成功，从而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性之路而言仍具备可用资源与活力。”
“最后，有别于胡适和鲁迅，无论从人生经历还是批评范畴来看，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更凸显其跨国性、全球性。这不仅是所谓把中国文化译介/推向世界的问题，而是说，在此跨文化翻译行为中，林语堂承担了普世式批评家的角色，批评视野面向整个现代文明（中国现代性问题为其一部分），而不是单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视角与关怀来评论‘宇宙文章’。”
但是，钱锁桥觉得今天要讨论林语堂及其现代知识思想史，好多地方还无法全面展开。“现在林语堂已获认可，被视为现代中国重要作家，其作品可以重印出版，但最好不要讲他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他在《林语堂传》中写道。而在更早期，林语堂完全处于不能提及的位置，比如林语堂和鲁迅、许广平、孙伏园等人曾有一张合影，但国内出版物刊登照片时会将他抹去。“从另外角度讲，也证明林语堂是 21 世纪的，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完全没有过时。”他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道。
Q=Qdaily
钱=钱锁桥
所有儒家经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张人身保护令状的价值
Q：在自由主义批评家这个层面，你说：“和胡适一样，林语堂一辈子都是自由主义批评家。林氏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阐释而发展出来的容忍哲理。”那在你看来，虽同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和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有什么区别吗？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认为，胡适和林语堂代表自由主义的两个面向，前者偏重“
法律上的自由”，后者偏重“精神上的自由”。你怎么看？钱：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呢，不完全是。我首先要强调，林语堂特别强调法律的重要性，比如讲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特征有一些弊病，比如很圆滑、圆融、散漫。他说好多这些特性，关键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宪法保护你的言论自由。你说话说多了，得罪人了，吃亏了，大家就学会了圆滑。如果有保障，中国人会和西方人一模一样，也会去抗议、游说，为自己利益而争，但是没有保障，大家说话，不光吃亏，（还可能）蹲监狱。
所以，林语堂在1930 年代特别强调（法治），比如他对儒家文化的所谓传承，认为儒家文化在政体方面可以转换，有民主基因，强调孔子、孟子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传统当中，一直都有抗争的东西，“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多厉害！儒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基因，我们把它梳理出来，他做的《中国新闻舆论史》就是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他明确表示，儒家文化和西方一比，很明显不够。
林语堂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One writ of habeas corpus is worth all the Confucian classics.( 所有儒家经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张人身保护令状的价值。)”“ writ of habeas corpus”是英国宪政民主的根基，叫“人身保护令状”。中世纪的时候，贵族和王室争权，他说你不能随便抓人，抓了人，我有权利到法庭问，你要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了？不能随便把人就抓起来给搞掉了。林语堂说，这是人类文明进展的重大进步。相比之下，晚明时候，你抗争半天，宦官一弄就把你关到监狱去了，没有这种保障。人家就说，即使你被关进去了，起码告诉我在哪里，你得有理，要辩一辩的。这是人家想出来的办法，但林语堂认为这正是儒家所探索的路径，我们接上去就可以。所以，他实际上也非常强调宪政法律。（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介入，他是非常起劲的，希望要有民权宪政保护。
但同时，我觉得他和胡适的区别，林语堂晚年说，“科玄之争”的时候，胡适基本上是英美实用主义派，讲究逻辑、证据、实证这一套，（但）胡适对法国柏格森这一流派的“浩然之气”（elan vital），这种精神上的东西完全不知。林语堂到德国留学，非常喜欢海涅、柏格森，而且他在气质上实际上是个诗人。这和鲁迅有相通点。所以，他在捋中国文化的时候，特别强调晚明时期的李贽、袁中郎、金圣叹，所有这些名士对他来讲是自由的象征。当然，他的一个人格模板是苏东坡。他认为这些人有自由精神，特别强调精神气质。所以，容忍的哲学、宽达、豁达，都是从精神方面来讲。
宪政方面没做够，我们可以补。但是，同时你还要有名士的自由精神，这也是宝贵财富，我们可以继承过来。
Q：类似的，我们知道林语堂和鲁迅有很多不同，比如最明显的就是政治倾向，那在你看来，林语堂和鲁迅有什么相同之处吗？
钱：我觉得鲁迅和林语堂的交往实际上是一种“异性相吸”，他们本质上好像很不同。因为鲁迅是一个江南没落的绅士家庭出身，浸染到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好多负面东西体会特别深刻且非常痛恨，追求新的东西。虽然他到日本留学，但是他特别欣赏西化的（东西）。他求学、求西医，精神上很要创新。《狂人日记》当中，希望有一个新人来实现解放。
林语堂完全不一样。他是在中国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从小受熏陶的是基督教很平和的、上帝这些东西，上的是圣约翰大学，英语上课，念的西方（教育）。不过，他在圣约翰大学也一直关心中国文化，但是他的行为举止、穿着方面很西化。这在当时也很稀罕。
林语堂德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北京，我觉得那时他们才有交往，“语丝派”每周末到中央公园那边有个聚会。在鲁迅看来，林语堂可能就是个光鲜的、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比他年轻好多， 14 岁。中国人也可以这样西化！这是不是他想象的中国人也应该可以达到的境地？从林语堂的角度看，周氏兄弟是典型中国文人的派头。他们整个思想是江南的气场，但是我刚才说了，虽然他是西化派，但是他实际上一直在探寻中国文化知识。当然，当时林语堂的研究专业是语言学，语言学在中文系，搞文学也都在一起。
但是，另外一个特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从气质上来讲，林语堂和胡适实际上非常不一样。胡适可以说是真正的绅士派，但林语堂有强调精神的一面，有诗人气质的一面，批评角度有时很尖锐，所以这和鲁迅有相通。大家不要忘记，《鲁迅》这篇专论文章（
Lusin，The China Critic， 1928 年 12 月 6 日）是林语堂 1928 年用英文写的，不是最早，也应该是非常早的一篇，所以他们两个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这两个人都很有个性。像林语堂 1930 年代讲的，最主要的就是个性的问题。所谓骨头很硬，都有个性，有自由之气。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
Q：你提到林语堂有一个信念：要争取看到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必须警惕极左、极右两方面的危险。所以在 1930 年代，林语堂既反右（准法西斯式的国民党统治）又反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我觉得做到这点在当时好像很难，所以想问你觉得为什么林语堂可以做到这点？
钱：我觉得并不难。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思维都是被“熏陶”过的，觉得这个好像很难。其实当时不是这样。你看历史，中国自由主义是有很强大的背景，晚清时候，儒家郭嵩焘之类，出去看看英国，都觉得说这就是儒家想要的，我们想要民主。像共产主义、法西斯是后来升起的两股力量。在民国的时候，我觉得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是少数。共产主义或者左翼 1930 年代在舆论界，因为冲锋陷阵，要压倒一切，很冲很猛，显得很重要。但是，你要真正算人数，它不是大多数。
林语堂的政治态度实际上一辈子持之以恒，对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兴趣。因为共产主义是 20 世纪很大的现象，不光影响中国，它是一个世界性运动。所以到中国来，影响非常大，很多知识分子会受到吸引，鲁迅也是。鲁迅不能算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受到吸引是肯定的。胡适都有点受到吸引，他去苏联的时候，曾经觉得这是不是我们人类的一条路？他也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回应。林语堂没有，对苏联搞的那套从来没什么好感。这可能和他基督教、欧美留学所受教育的背景非常有关系。
所以呢，在 1920 年代的时候，他赞同国民革命。他要革命，胡适是反对的。但我们要搞清楚，国民革命是国民党的革命，它是拉着共产党一块儿搞。北洋政府已经是共和体制，但是国民党觉得那是军阀，自己要建立南京政府，所以他是同意的，但是到最后，国共在北伐当中内讧了……国民革命最后泡汤。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在林语堂看来，不是那么完美，不是革命所需要的理想，但毕竟也是国民革命。 1930 年代，共产党要继续革命，想推翻国民政府。林语堂在国民党大行其道时也绝不是隶属于蒋系的。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并不要革现政府的命，他要批判。不让批判，那就用幽默口吻调侃。 1930 年代，除非左翼文人开始围剿他，他（才）进行反击，从来没主动批判。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你对整个时局、语境、背景、批判都要有判断和把握，要有智慧。林语堂和胡适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两个最主要的批评家（critic），但是，其实有一大帮人，不是少数人。
Q：你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情迷中国”，为它开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方案。我就是想搞清楚，“德先生
”和“赛先生”后来是怎么走向激进革命的？那你觉得你现在搞清楚了吗？钱：林语堂晚年在台湾的时候，有好多回忆 1930 年代中国文坛的论述，关心茅盾、老舍等现在都怎样了？因为当时是 1950 、 1960 年代，所有这些文人都被整，一个一个被打倒，而且互相倾轧。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林语堂有一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话，我在拙著最后一章着重引用了。他说，“ 1930 年代是 1950 年代的罪人”，这些种子都在 1930 年代埋下来的。对于 195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1930 年代的知识领袖是有责任的。你当时都是在号召青年往“左”，什么不要读古书，古书有毒，这套东西都非常激进。他说，你造成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激进。当时他们很年轻，后来都跑向延安。他们的知识结构，西方文化不够，中国文化就更不用谈，都是给抛弃了，所以剩下来只有奔向马克思主义。
所以，中国现代性进程当中，你要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出一条合理性的路，很不容易，往往就会产生这种结果。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传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而且和本土的儒家学理最为异化，儒家学说没有这种非常激进的东西。所以林语堂认为，根基都在 1930 年代。我们不要说“文革”怎么样，“文革”的根源不在 1950 年代，一直得追溯到 1930 年代最初的时候。好多激进的表现，和 1930 年代左翼的方式都一模一样。在文化上进行围剿，哪一个人出来了，不准你说话……所以，你看看那些方式，好多似曾相识。“文革”的时候，那就变成极端了。
林语堂在抗战时期做的贡献非常重要，但现在完全被低估了
Q：在抒情哲学家和普世派批评家这两个层面，我非常关注林语堂的居美岁月。你提到，在 这 30 年（1936—1966）间，林语堂和赛珍珠一起，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中国声音，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为西方世界言说中国。因为你是以历史学家的态度来写这本传记，所以比较少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你会如何评价林语堂为西方世界言说中国的这段经历？觉得成功吗？
钱：首先，我觉得他这段经历在中美交流史上其实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笔，很多人现在好像忽视了这一段。那时，中美民间交往实际上是最紧密的。你看他上电台，倡议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互相写信。这个举动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但在当时其实是可以有的，他能够做得到。而且，我觉得他和赛珍珠以及她先生华尔希这段友谊也很值得大家怀念。知识分子之间是可以有这样一种合作交往关系。现在有多少，我不太清楚。
所谓成功不成功，可以说当时很成功，我觉得包括政治上都很成功。你看，曾经有一个印度在美国的作家，他说，在抗战的时候，中国有林语堂这样一位作家能够跑到美国来写东西，那真的是金不换。日本人没有。你想想，如果日本人有一个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在美国发言，这个景观会很不一样。所以，林语堂对抗战所做的贡献，现在我们没有足够重视，完全低估。但是，林语堂在抗战时期做的发言在当时来讲非常重要。你别小看他给《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写信，那不得了。林语堂写，它就登了。你现在看看，你去写，谁还登你的读者来信？
Q：在 1930 年代，林语堂反对国民党准法西斯统治，但在后来，他其实是持亲国民政府的立场。这是他和赛珍珠、华尔希后来关系疏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和当时美国舆论界的分歧。林语堂那时说“国民政府的坍塌对我来讲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蒋的失败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败”，还想让蒋给他赐四个字“文章报国”。这前后是不是有点矛盾？该如何理解其中的复杂性？
钱：你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一点不矛盾。首先，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发言往往有一种非常天真的心态，特别是从后（现代）理论的角度来看，往往觉得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力说不。不管任何时候、场合、情境，我只要抗议，就代表伟大、光荣、正确，而且自己的身份地位也永远超然。这个太简单了。知识分子对权力发言、批评，一定要看语境、历史、背景，而且中国历史发展这么复杂，各个阶段不一样，你要时时刻刻有不同的智慧。当然，你有自己的立场，所以这里面就显示你的立场。但是，不是说我是自由主义，我永远就向权力说不。这样一种自由主义不存在。没有这种凭空、真空环境让你说，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现实当中，对一个东西要有判断。
从这个角度来看，林语堂在 1920 年代，比如他和胡适的政治态度非常不一样。胡适不要革命，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搞革命，认为中国民主就（应该）一步一步来。你说北洋政府腐败，那也得靠规则，一步一步教嘛。但林语堂、鲁迅他们就是支持革命。到了 1930 年代，林语堂和胡适又在一起了，他们都反对继续革命，而鲁迅是要革命的。所以，每个时代不一样。
1920 年代胡适和林语堂的政治倾向，我觉得起码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胡适往往有很多对的方面，你看，革命，你俩成功了，虽然你们又内讧了，但是国民党还是当权了。当权以后，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言论控制更加厉害，不如北洋政府，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倒退的。所以，林语堂在 1930 年代与国民政府很保持一段距离，但是他不要革命，这个要清楚，和左翼、鲁迅的态度非常不一样。他对国民政府有保留，但是，他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要行使批判的权利，当然这往往很危险。因为当时一批判，就变成你是不是共产党？所以，他弄到生命危险都有过。
但是，到了抗战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格局。抗战起码国共又都合作了，这是民族大义。所以林语堂认为，从抗战当中，中国能够九死一生，重新出来一个新中国。他又在期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当时蒋介石已经领导抗战了，而且是抗战中中国的唯一领袖。林语堂那时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德高望重，特别是宋美龄对他也是刮目相看。他回来当然是为了国家利益，他在国外为抗战发声，回来之前已经有发声。宋美龄说，你还是到国外去给我们宣传。我觉得这都很明智。到后来，“文章报国”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要说明我对抗战是有过贡献的，他自己老怕人家说他在外面，没有在战场、前线。这种指责很狭隘。我想在书中我已经把它讲清楚了，林语堂在抗战当中做了多少事情，这有目共睹。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蒋介石没赐这个字，很奇怪，但是蒋介石后来给他写了一个“寿”字，他 70 大寿的时候。
1980 年代像是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情
Q：我看一些人对《林语堂传》有个批评，认为你有点粉丝心态，太认同林语堂了。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批评？你对林语堂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钱：我觉得粉丝这个词太俗了，我不是谁的粉丝。我想我和林语堂的关系，不能用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来解释，可以说是精神上的伴侣、朋友吧。像林语堂这种人，关键是我们现在没有了，所以我只能是追到历史当中去找知音、找导师了。
我认为他当然有不足的地方。在叙述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比如，他晚年的好多小说，我基本上没怎么写。如果不是因为打字机的问题没钱了，他应该有精力（写点更好的东西）。他一直在说我要写一个 masterpiece （杰作），你可以说《远景》是一个图像，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还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来，而不是那些小说。写这些花费了他很多时间，主要是挣钱的因素多，要维持生计。但是，这个也无可厚非，他也得养家糊口。这是自由主义作家最基本的，你得要经济独立。
【注：据《林语堂传》，林语堂 1940 年代发明成功的“明快打字机”可以打英文、日文、俄文和中文，能打印九万个汉字。打一个字只需按三次键，一分钟可以打 50 个字。他还为打字机申请获批了美国专利，但因当时中国市场不稳定，打字机一直没能大批量生产。他也因发明打字机债务累累——“搞这件事花了我十二万美元，搭上了我所有的积蓄。”除了赔上所有积蓄，林语堂还从美国大通银行贷了一笔款，还从他朋友卢芹斋那儿借了一笔钱，他妻子廖翠凤把珠宝都当了，而且还卖掉了曼哈顿的公寓。虽然林语堂最终靠版税收入把债还清了，但他一直没摆脱财务窘境，必须靠写作来勉强维持生计。】
Q：我记得你提到他在文学上，最大的成就也不是小说，而是文。
钱：对。主要是有批判的洞察力，他是一个跨文化批评家。对他来讲，现代文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批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也是要有跨文化知识、中西都有功底的，在这个基础上，对任何事物、事无巨细，你要有评论。你的评论可能会影响很多人。
Q：他最开始是写小评论，后来是大评论。
钱：对。《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就是一种大评论。他对世界文明这种批评，要一个“和平哲学”，应该还可以有更深入地发挥，并不一定要以小说的方式写出来。但是，他总觉得用小说的形式可以卖得好一点。
Q：除了《林语堂传》，你还写了一本《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能不能介绍下你在这本书中想讨论什么问题？《林语堂传》后记中只是抽象地提了一句，说你试图勾勒出“自由普世”作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另类声音，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批评的语境内突显林语堂文学实践的意义。
钱：因为《林语堂传》是一种历史叙述，所以我尽量没有自己的意见发表。我的第一本专书就是一个跨文化评论，要自己站出来说好多。我从林语堂的跨文化实践当中，勾勒出中国现代性可能走出的另一种途径。
中国现代性有两个阶段，甲午战争是个分水岭。我基本上是围绕自由普世这个轴心，来探讨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在中国现代性当中是怎么样的关系？从林语堂的实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普世是不是对我们有一个启示？因为对 20 世纪来讲，中国的现代性当中有两大争论，一个是共产主义革命性的普世派，国际共运；一个就是孙中山开创的民族主义。我认为林语堂是自由式的普世主义，但是这个自由式的普世主义和自由式的民族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它对民族主义有一个制衡，还要有世界维度，不能完全让民族主义膨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林语堂为标杆的自由普世派代表中国现代性可能的另一途径。
Q：在分析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时，你很注意他们知识结构的不同，这也导致他们所留下的知识思想遗产的不同。那如果让你自己分析自己的知识结构，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钱：我对自己还是很有自知之明，我们就是在“铁屋”中长大的知识结构。我们是在“文革”中上小学，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毛主席万岁”。小学上完了以后，刚好是“文革”结束，就接着上中学，开始考大学刚好又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思想上确实就会有好多疑问。因为改革开放的话语和我从小接受的话语完全不一样，所以从大环境当中也促使我去反思，到底是谁讲得对？这个很重要。
1980 年代很有意思。它是很激情的，很改革开放。从历史角度上讲，等于就是在重复五四时候的情怀。而且中国历史真是可悲， 70 年以后，等于是重复回去了。但是呢，也不晚啊！ 1980 年代以后，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实际上是接了 1930 年代的很多东西。但是从文化思想上来讲，好像等于是又回到五四以后的激情状态，每个人都是诗人，但是很多很偏颇、激进。我个人在 1980 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读到林语堂觉得挺有意思，好像不一样。我和他一样在关心，所谓中国的问题、中国文化的问题、我是谁、中国人是什么……
Q：你研究林语堂，本质上也是希望通过挖掘他来梳理你自己的历史，来发现你自己。那你做过二十多年的林语堂研究后，对自己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
钱：我觉得林语堂对我来讲就是精神上的伴侣，我在寻找“父亲”，一个父辈或祖辈的导师。通过研究、掀开这段被埋没、被遮蔽的历史，我变得更清醒了，我能够更坦然地处事。比如说中国 1949 年后的命运，其实很多情况下，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美国人决定的。好多事情其实不那么简单。
林语堂后来无家可归，那我们这一代人现在也可以学学他的四海为家。他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个人、个性、生活方面的态度，我觉得到现在都是很有启示作用。
辜鸿铭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反革命
Q：你正在做关于辜鸿铭的研究。为什么会对辜鸿铭感兴趣？
钱：不能太多透露给你（笑）。
Q：我感觉他算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的先驱吧。
钱：你说得对。我刚才说中国现代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林语堂出生那一年（ 1895 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另一个阶段，中国士人的思想状态发生巨大变化。从此以后，革命不可阻挡，一波一波的革命。但甲午战争之前，西方进来，我们怎么回应？所以做林语堂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后面一段，而做辜鸿铭基本上是针对前面一段。
而且我告诉你，辜鸿铭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反革命。他一辈子真的是一直反，（最开始）反康梁，他觉得康梁就是雅各宾派，国民党辛亥革命更不用说。到晚年， 1928 年死的时候，他更反对共产主义革命。所以，你要找一个真正的反革命，那就是辜鸿铭。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可以揭开早期的现代性问题，也是中国对现代性第一部分的回应。
再说一点，辜鸿铭到 1990 年代曾经也红过一阵，好像是有学者把他的东西翻译成中文，但是其实远远不够，资料根本不够全。当时把辜鸿铭抬出来，是因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辜鸿铭很爱国，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虽然他都是用英文写的。辜鸿铭很博学，他的教育全是英式的，特别喜欢引用英国名人、文豪的名句、警句。他最喜欢的一句是塞缪尔·约翰逊的“爱国主义都是地痞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所以，这对我们今天好多现成概念和价值会有冲击，到现在还是一样。
Q：今年是五四百年，你对反思五四百年的遗产有什么要说的吗？
钱：五四最主要的，就是提出两个要立的，一个是德先生，一个是赛先生。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做到了多少？我觉得林语堂在这方面一辈子的努力很有启示作用。他对德先生的坚持，而且特别是对横行于 20 世纪整个世界的这种专制倾向（的批判），这是有价值的。
科学更不用说了，有多少中国文人是发明家、科学家？林语堂自己动手干，发明打字机。当时发明打字机等于后来发明电脑。他考虑的是要把中国的文字怎么样整理好，要能够输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努力。
另外一方面，五四还有一个破的，要打倒孔家店，对中国文化进行非常激进的批判。我觉得这贻害无穷。当时可能是有这个需要，但是你看后来一脉相承。我们小时候还有一场叫“批林批孔”的运动。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运动就叫“批林批孔”，孔子真的是够受罪的。但是，现在又把孔子好像抬到很高地位。
所以，我觉得五四当时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有一种虚无主义态度，林语堂反而不是。他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有很多建设性（意见）。我们应该怎么走？儒家、道家、法家，还有文学、文字，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往前走？比如说简体字、文体问题，他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更不用说从中国文化对宗教方面的这些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有启示意义。
中国文化要重生，林语堂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说，中国要有宪政，要有宪法保护，才会有言论自由，大家才会说话。说话了，才有动力、能量。这是最基本的。他说，半部韩非治天下，要真正实现法治。西方知识分子不讲这个，因为他们本来都是有的，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未完成，在纠结的努力当中。
（感谢《林语堂传》策划编辑燕舞在采访过程中的帮助）
题图为林语堂（约）于 1969 年在阳明山故居阳台。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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