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多荃，字芳波，1899年出生在凤城的一个塾师家庭，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九期炮兵科学习。1933年，刘多荃任东北军独立第105师师长，1936年12月参加西安事变，并担任“捉蒋”行动总指挥，1937年2月任国民党政府第49军军长，1937年5月任中将，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抗战，新中国成立前起义。
1930年11月，张学良带着卫队团一部分官兵乘专列到达南京。这是东北易帜后，张学良首次来到国民政府的首都，为避免遭人暗算，刘多荃安排卫兵们严密保护。
刘多荃在张学良身边7年，熟悉张学良的脾气、秉性和所感所想。东北军到西北“围剿”红军后，刘多荃暗中接济红军，采取打假仗的方式迷惑国民党当局。刘多荃的堂弟刘澜波是共产党员，曾利用刘多荃的关系在东北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西安事变前一天，张学良通知刘多荃、白凤翔、刘桂五、周福成等秘密安排兵谏。他们想到了刘多荃的部下唐君尧，唐君尧是105师第2旅的旅长，部队在甘肃平凉附近。12月11日刚过中午，电务课的课长就向唐君尧面交了一份从西安发来的“限即刻到”的急电。唐当时就有事非寻常的感觉，因为习惯上送递电报者，都是传令兵的事情。他忙看电文，只寥寥5个字：“机到即来，良。”这时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已在平凉机场怒吼着，催促他立刻上道了。
一下飞机，刘多荃在机场等候，唐问：“师长，出了什么急事吗?”面色沉重而冷静的刘多荃并不直接回答，只说：“上车，上车。”车开出机场，唐又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刘故意不答，只对司机说：“司令公馆。”然后才转过头来注视着唐说：“副司令会详详细细地对你讲的，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汽车到了金家巷张学良的公馆。张学良这时并不在家，刘多荃和唐君尧静悄悄地坐在那里等候。将近晚上10点钟，张学良才回家。
唐君尧说：“报告副司令，飞机在下午4点30多分到达平凉，返航后于5点多钟降落在西安机场。”
张学良说：“好，坐下来说。”
“副司令叫我回来有什么急事？前方很紧，不能没有人指挥。” 张学良站起身来，紧盯着唐君尧道：“现在我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也为委员长的前途，我已决定实行兵谏。”屏息静听命令的唐君尧，立刻立正报告：“报告副司令，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谨慎地完成。”
张学良说：“我派卫队第2营第7连跟你去，连长张万山，人很干练。另外有骑6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也去。孙铭九营长也随队照料，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
于是，唐君尧拿起话筒和周福成联系。同时，刘多荃也在那边准备着。所有参加的人们，都在紧张地等待行动。
同时，张学良又命令129师师长周福成负责外围指挥，防止蒋的卫队突围，并适时支援内线。
一切部署后，张召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王以哲各军长来金家巷，时已夜半12时许。张学良严肃地说：“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请蒋来西安，主持抗战大计。”
刘多荃担负全面的指挥。外围大部队的部署，于12月12日5时前完成。唐君尧和卫队营5时左右开向华清池。白凤翔、刘桂五弹不虚发，将守卫在大门的宪兵打得所余无几。卫队营的士兵们越墙而过，将大门拉开，第7连的士兵们冲进华清池的前院。院内战斗全部停止，大约是清晨6时左右。
唐君尧迈开大步朝着蒋的卧室走去。才到门口，一个卫队营的士兵向他报告：“报告旅长，委员长不在屋里，已经走了。”唐顺手拣起散乱在桌上的纸张和小册子一看，都是蒋拟的电稿、密码本以及日记等等。他把这些文件包起来，走向前院，找到了刘多荃，把蒋不在卧室，他已派孙营长，张连长派兵四处搜索等情况向刘作了报告。刘多荃说：“我已将这情况报告了副司令。他命令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委员长，决不准有一点差错。’同时，我已经和周全五(周福成)通电话，他说外围警戒线没有一个人通过。这足以证明，蒋还在大包围圈地区以内隐藏着，决不会走远。”
这时，大约已有7点多钟了。负责来临潼的指挥者们，情绪都紧张而焦躁，蒋到底逃到哪里去了呢?与外围的周福成和两个团长张治邦、林大木通电话，哪里都没有发现踪影。正在此时，一名搜索兵带来一个蒋的侍卫，同时105师第1旅的王副官带来一名宪兵。王说：“这个宪兵知道委员长的下落。”那个宪兵说：“凌晨，我在山神庙位置值勤时，看见委员长由墙上跳下来，接着又听到‘哎哟哎哟’两声，跟着，又听侍卫在问委员长负伤了吗?然后就见他们向东南山上走去了。”
不多时，105师第1旅第3团的翟班长发现蒋藏匿在骊山山腰的一个山洞里。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整编成6个军。刘多荃任第49军军长，多次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斗。因为曾亲自指挥 “捉蒋”，他被蒋介石记仇，在一次战斗中失利，蒋介石将他的军衔由中将降为上校。
1948年年底，刘多荃举家迁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香港通电起义。1949年12月，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刘多荃从香港返回北京，1985年在北京病逝。
记者│朱景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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