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后20 年后到来的不是美国的衰退，也不是日本的进步，而是在大西洋主义者看来至关重要的关系，即美国与欧洲大陆关系的一种细微的、很难注意到的减弱。乔治·凯南在1948 年时写道：“欧洲的旧文化中心……像是气象的中心，多数国际化生活的气候在那里产生。”这个论断在几个世纪里是正确的，但文化稳定力量在战后时代转移到了美国，无论是好是坏，到今天也还在这里——日渐与其欧洲的根源断开联系。同样的，美国外交政策扩大到世界范围，不再与欧洲大本营基地绑在一起，或者不再与传统盟友保持密切关系（除了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向西方的扩张主义者的进取心似乎随着国际主义者的胜利而消失了，很久之后，这是他们获得胜利的一种方式。在新世纪，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来源复兴了他们的大部分计划。
《海洋上的美国霸权》作者、美国著名的东亚研究专家布鲁斯•卡明思
21 世纪的头几年产生了一系列美国国家主义、单边主义、侵略、主权绝对主义，都包含在一个唯我论的理想主义项目中，太过弄巧成拙，以至于让一个国家或者至少一届领导人变得混乱不堪。这种混乱在入侵伊拉克时达到顶峰，序曲是2002年9月提交的一个新的国家安全策略，其中最有名的是先发制人式攻击，但那有更深层的意义，就是假设美国统治是不可侵犯的，但其他国家的不是。桑塔亚纳很久以前问过，拉丁美洲人和斯拉夫人，“要不是他们头脑不够聪明，身体不是较低能”，是不是想成为“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那样”？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欣然希望，将他们的宗教和风俗换成新教徒的贵族传统”？乔治·W.布什在2003 年入侵伊拉克后才回头找原因，而事实上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时他将他的行为落到最古老的美国口号上：使命。这位总统是像桑塔亚纳一样逃离贵族传统的美国人的化身（尽力去记住他们长久以前就忘记的），他们会将伊拉克民主化为解放整个中东的序曲。这样的倾向存在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行为方式中，这并不是第一次，本书也试图阐释了；实际上，布什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回归，但回归到什么？回到波尔克时代，挑起与墨西哥的战争，或是回到麦金利占领菲律宾群岛，回到远离“老欧洲”、面向美国新命运的运动？或者回到轻率的威尔逊主义？应该是所有上述事物的总和——除此之外，这名美国人离任时既没有博得欢呼，也没有落得埋怨。
美国支配地位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维度，方向不同，但都朝向更广阔的世界，并将两者合并在一起。回到上世纪转角，大西洋维度为国际主义者定义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一个东部外交政策实体，在发展过程中也许内部构成有变，但仍旧深深植根于与欧洲的合作和共同安全，以及法治的世界。一个关于自由贸易的密切一致、共同磋商、国际组织的各种字母组织，以及民主联盟——简言之，大西洋主义——在1941 到2001 年间定义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方向，伴随着世界战争和冷战，让美国与欧洲连接在一起。在美国历史上，这种世界观的背后没多少稳定力量，偶尔滑入单边主义，偶尔出现肯尼迪和约翰逊在任期间的越南和里根在任期间的中美洲，但这些都是特例，过后广受批评。真正严重的背离是在乔治·布什上任后（还有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混杂的、多数是匿名的“新保守主义”党羽鼓吹要提供一种狂妄的“理想主义”。这既是背离大西洋主义，也是“回归”西进扩张和太平洋帝国主义的做法；这是回到原来的方向，回到历史上的美国单边主义，这常常是我们与东亚关系的特征，是一个世纪之久面向西部、走向西部的实践，没有同盟，不关心前进路上的人。
首要原则——没有人挡道——需要真正严肃考虑。第二，一种唯我论的信念，就是觉得自己最好，你的批评者是空想家，而同盟应该站队。第三，对军事力量的效力有信心（现在以“智慧”可以击打全球任何一个草堆里的一根针，这似乎让人冲昏了头脑），相信它们能影响政治解决方案。第四，不论成败，专业的军队控制军事基地，并将它们或军事行动变成永动机。在上一次也是最具灾难性的行动中，我们又一次带着半成熟的“民主”计划，跌撞进一个外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丛林，却不知道如何行动。我们不了解的是：这些人是有尊严和智慧的；他们愿意为信仰放弃生命；基于信念的意识形态遇到一个不服从美国想象的真实世界；智能技术能毁灭基础设施，却发现不了采用低级技术的“临时爆破装置”，以及一片无从走出的沼泽地；最后，美国使命、自由和民主的观点又一次陷入泥潭——但“每个细节都是出于好意”。
布什主义常被其支持者描述为控制策略中连续而有逻辑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世纪前的帝国主义的复苏，临时安排，间歇发作，兼收并蓄，心神恍惚：快速取得胜利，将塔利班赶出阿富汗，掩盖不能抓住基地组织或是塔利班头目的笨拙；行动资金很快被切断，战争被淡忘，之后我们发现成功保住了坎布尔，再没有其他收获。纽约发生了一出悲剧，是本·拉登制造的，所以我们攻击萨达姆·侯赛因，一个对于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宗教狂热信徒没有任何作用的独裁者：就像一个击球员被投手砸中，就去小店殴打卖啤酒的。对于这种混合着闹剧和悲剧的帝国主义，出尽洋相的屠杀，令人哭笑不得的过度审查，对宪法的极端漠视，已经有太多的渲染，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惨败，如关塔那摩监狱发生的丑闻；而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人们很少会将这座港口城市与美国历史联系在一起——或许是因为他们太急于抓住大西洋主义现今正消失在远方的事实。
1941年12月7日，希卡姆机场上的美军飞机在珍珠港偷袭事件中被炸得七零八落
美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常常将远见卓识归于美国领导人，如果那是指约翰·昆西·亚当斯、约翰·海，或者西奥多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对的；但如果说起麦金莱，或者约翰逊，或者乔治·W. 布什，可就错了。相反，我们回到亨利·亚当斯在《教育》（The Education）中的论断：“那些人应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们是要负责的……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一种更令人却步的想法，因为它制造了1945 年以来最具灾难性的三场战争，数百万人因人类的愚蠢失去生命。美国人闯入了古老文明的中心，却对其一无所知。美国人在这里、在那里，到处都是，履行着他们的“文明使命”——在逝去事物的纪念柱上乱标乱记。“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不是无限制的，许多美国人对此理解起来有些困难——这种困难并没有其他人可以分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40 年前写道，“这是长久的历史所创造的，助长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几乎是有魔力的，能够在世界上横冲直撞。”
文章摘选自《海洋上的美国霸权》，作者系美国负有盛名的东亚研究员布鲁斯·卡明思。部分图片源自网络，侵权删。
美国专业学者评论该书：“重塑并重新定向了我们对于美国历史的思考”，“让读者易于理解美国如何在国内及国际上实现全球化，以及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未来在何处。”
入选《大西洋月刊》年度好书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海到光辉之海
从披荆斩棘的血泪之路到无垠海洋中的广阔机遇
美国的命运终将与亚太地区的未来紧密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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