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極力吹捧民主的普適性，將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其中，美國更是不遺餘力的在全世界推廣這種民主制度。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精英和民眾，包括中國，都曾被這頗具誤導性的言論所迷惑。那些經歷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大部分都在劇烈的轉型中損失慘重，最終得到的只有低效不堪的偽民主制度。

實際上，民主這個詞在西方的歷史上一直是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他一直與暴民政治相聯繫，被西方無數偉大的政治學家所嘲諷。西方一些政客說他們有民主的深厚傳統，但如果按照今天的標準，他們實行民主制度的時間可能連50年都不到。

今天對於民主的定義，第一條就是全國所有成年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因其貧富、性別、種族、文化、政治信仰而遭到歧視性對待。但這一條即使在美國也是上世紀70年代才得以實現。長期以來，西方各國都對選舉權進行限制，限制條件包括財產多少、受教育水平和性別、種族等。今天的所有人都能參加普選的民主制度，不過只有不到50年的歷史。

對於自古希臘到啟蒙運動的廣大西方思想家來說，他們所堅持的一直是對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財產權的保護，他們主張的，也是那種少數精英參與治國的共和制度，民主在他們那裡，從來是貶義詞，在他們看來，這種大眾參與的民主制是除了專制制度外最差的制度，不僅不能促進自由反而會損害自由，演化為不可控制的暴民政治。

一、蘇格拉底、柏拉圖都厭惡雅典民主

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最早起源於古希臘，在雅典，所有的公民都有投票、參政議政的權力，最高的權力機構公民大會是通過在公民中抽籤組建的，就民眾參與度和公平角度講，雅典民主比今天西方的代議制民主要公平透明的多，可操縱的空間很小，雖然他的公民只包括成年男性，不包括女人和奴隸，但從大眾參與的角度講，雅典已然是無可比擬。

（蘇格拉底被民主的處死）

但是實行直接民主的雅典政治績效卻非常難看，不懂政治的平民肆意評論政治，作出了無數災難性的決策，這是導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一敗塗地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柏拉圖、修昔底德這些思想家對民主的評價非常之低。

蘇格拉底評價雅典的民主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權力就集中在那些沒有主見的群氓中，而不是賢人中。”他認為：“民眾沒有任何關於善的知識。”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的觀點，提出了哲人王和三個階層各司其職的概念，他認為國家應該由來自統治階層內部的監護者統治，他最有智慧、受的教育最好，最聰明。他說：“如果三個階層各司其職，監護者統治國家，輔佐者保衛國家，農民種田，鞋匠做鞋，社會就完美了。”

（柏拉圖對於不同政體的歸納和評價）

古希臘之後，西方思想家依然對“民主”抨擊不斷，比如西塞羅，無論是西塞羅還是今天的學者，都不認為羅馬共和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羅馬共和國大權掌握在元老院手中，他們是世襲罔替的貴族，平民的權力不大，因此，羅馬共和國是一個貴族共和，之後是寡頭政體，與民主無緣。西塞羅認為：“人民是渾渾噩噩的，民主制給他們過多的自由，他們會變得任性、盲目、放縱、蔑視法律。”西塞羅認為羅馬的貴族共和遠勝於雅典民主。

二、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都反對“民主”

中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各思想家同樣延續了西塞羅的思想，他們推崇的從來都是少數精英參與選舉和治理的共和制，而非大眾參與的民主制。

比如彌爾頓雖然主張：“對於暴君，人民有權反抗，人民的權力至高無上”，但他卻堅決反對大眾參與選舉和決策的民主制度。他認為必須由少數開明者強迫多數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話，多數人可能出於卑劣的動機迫使少數人成為奴隸。

古典自由主義的鼻祖洛克雖然極度強調個人自由，但卻非常反對民主，他說：“人類的未來不能由多數人掌握，只能由開明者掌握。”孟德斯鳩雖然批判專制制度是最恐怖的制度，但他同時嘲諷大眾民主：“在民主政體下，平等精神會走向極端，由此產生一窩窩的小暴君，他們與單一暴君一樣可怕。”孟德斯鳩最讚賞的是當時英國有節制，只有3.5%精英才能選舉參與的君主立憲制。

（孟德斯鳩最推崇英國的君主立憲制）

而啟蒙思想代表的伏爾泰，雖然主張人人自由平等，但他並不認為自然人的平等可以套用到社會地位上，相反，他之所以主張啟蒙恰是因為大多數男人愚昧無知，女人更是無可救藥，他們不經過深思熟慮就作出判斷，不經思索就發表意見，真正受到理性光輝照耀的人鳳毛麟角。

（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並不喜歡民主）

就連一向被視為最堅持人民主權，提出社會契約論的盧梭，也對民主政治的效果十分懷疑，不認為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他說：“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其實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時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他們就是奴隸，就等於0了。”他還說：“真正的民主制從來不曾出現，多數人統治少數人，是違反自然秩序的。”

而康德也認為民主是一種不合理的制度，因為他不是建立在從事物的永恆秩序中發出來的理智和正義之上，而是多數人隨性而為的結果。

就連如今自詡最民主的美國，其國父們也是反民主的，最初的美國憲法一直在強調自由和共和，而從未提過民主。相反，在美國民主初期，民主是政客間惡鬥的工具，民主派是政客用來謾罵對手的貶義詞。漢密爾頓、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就強調不能建立民主政體，而應建立憲制共和政體。麥迪遜同時說：“政府若採取民主的形式，與生俱來的是麻煩和不方便。

（美國憲法中強調的一直是自由，美國國父希望建立一個共和非民主的政體）

三、對群氓政治的恐懼：為何西方思想家都反對大眾民主

我們發現，從古希臘哲人到美國國父，幾乎所有的西方思想家都堅決反對民主制度，而原因出奇的相似，他們都認為大眾是愚昧的、渾渾噩噩的、不可救藥的，對政治缺乏最基本的判斷力。他們當然反對奧斯曼帝國、清朝那樣的專制制度，但他們同樣反對賦予所有人權利的民主制度。

他們主張的，一向是少數精英選舉、治理的共和制，西方經典的代議制度就是這一思潮的體現，即人民選取有政治經驗的專業人士來治理國家，變“人民統治”為“人民選擇統治者”，變“民主”為“選主”，“人民”為“選民”。

（代議制部分消除了民主可能導致的群氓政治）

但這個人民在西方大多數的歷史上，有嚴格限制，英國1679年則規定年收入超過200英鎊的人才能參加選舉。到18世紀中期，英國700萬人口只有15萬有選舉權，佔成年人口的2.1%，到1831年，也僅有4.4%。1884年，英國的成年男性才大致獲得選舉權，而直到1918，婦女才有投票權，1948年，英國才真正實現普選。在美國初期，則不僅有財產限制，還有文化限制、種族限制，選民需要通過一系列文化測驗，通過背誦美國憲法的知識才能獲得選舉權，而黑人往往因為種族原因被刻意刁難而無法成為選民。直到60年代民權運動，黑人才擁有選舉權，這個所謂民主的燈塔，居然在建國近200年後才實現普選。

（英國選舉權的擴大）

而這些普選，也不是西方政客和精英推動的，而是底層人民不斷的爭取，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底層人民受損嚴重，政府不得不通過擴大選舉權來緩和矛盾。但是大眾參與後帶來了一系列問題，一個是政治的娛樂化，即嚴肅的問題大眾無法認知，因此庸俗化、娛樂化成為主題，選舉越來越成為政客騙取選民的工具。二是福利政治，大眾參與政治必然索要自身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的福利，政客為了選舉成功競相許諾福利，結果導致了國家巨大的財政赤字和經濟停滯。而最可怕的則是族群政治，大眾不懂得妥協，反而不斷利用選舉加劇衝突，導致政治極化，這是美國目前的大問題。

但正如托克維爾所說，雖然民主弊端很多，但民主的潮流似乎不可阻擋，如今的互聯網時代，無論是否有選舉，大眾都可以頻繁參與政治討論，這同時導致西方和中國，都出現了巨大的群氓政治，如何應對這種現象，將是未來所有國家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