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通鑑》的優點與特點
1.1 《通鑑》顯著的六項優點
（1）在時間上，閱讀《通鑑》比閱讀正史、雜史，讀者能節約9/10以上的光陰。司馬光“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所謂“文字繁多”，指當時19部正史有一千五六百萬字，其他雜史超過3000萬字。而經過司馬光“刪削冗長”，[1]《通鑑》只有386萬多字。換言之，從帝王至百姓，只要認真展讀《通鑑》，就可以掌握上述正史、雜史的精粹，節省大量時間。此外，《通鑑》還有正史、雜史以外沒有的許多寶貴資料。
（2）打破了斷代格局，在體例上首創編年體通史的規模。《通鑑》是包容年代最長且相當全面、完備空前的通史鉅著。此前所有的編年體著作都無法望其項背。
（3）在資料上保存了很多極有價值的文獻。拙文僅以唐五代十國為例。《通鑑》的該部分採用書籍最多，有史傳、文集、實錄、譜牒、家傳、行狀、小說等資料，而這些資料後來大半已佚。尤其是唐朝實錄除順宗一代尚存外，其他均佚。幸賴《通鑑》事目底本徵引唐五代實錄最多，因而其文獻價值遠勝新、舊《唐書》和新、舊《五代史》。
（4）在內容上包羅宏富。《通鑑》有選擇適當地記載兵、刑、禮、樂、地理與牽涉國計民生的經濟、食貨、政治、職官制度的沿革，河渠、交通要道的疏通開鑿，陂塘水利的興修，以及反映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史實，還有諸如曆法的改革、社會風習的變遷、重要人物的活動、人口的增減、圖籍的聚散增減，等等。關於上述內容，《通鑑》突出重點，有事多記，無
事少記，亂世多記，治世少記，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歷史面貌。
（5）原來，司馬光“唯不喜釋老俘屠說”，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甚誕吾不信也。”[2]同修劉恕也“尤不信浮屠說”。[3]因而《通鑑》指出漢武帝時，方士們的鬼話“終無有驗”;[4]又揭露北魏孝明帝母親佞佛，命令在京師、各州大建寺廟，以致“民力疲弊”“府庫漸虛”“公私貧困”。[5]《通鑑》“臣光曰”公開反對讖緯，認為利用自然界偶然現象說符瑞以奉迎皇帝，是在“上誣（騙）於天，下侮其君”。[6]所以，《通鑑》基本不載神怪、災祥，反對陰陽術數、宗教鬼神等迷信。
（6）在政治上敢於揭露最高統治者的罪惡，較真實客觀地記載農民起義的狀況。《通鑑》“臣光曰”常指出“人君之過”“明君之責”，敢於揭露皇帝、皇后、皇子的罪過。例如，漢成帝的荒淫;西晉賈后的淫亂;宋孝武帝劉駿令人髮指的罪行：暴虐、荒淫、貪婪、奢侈、揮霍無度和大興土木;隋煬帝臨死前嘆曰：“我何罪至此?”其罪正如馬文舉所說：“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士、農、工、商）喪業，盜賊（反隋勢力）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7]晚唐統治者“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百姓流殍（流亡餓死），無所控訴。”[8]。即使對功高無比的秦王李世民（唐太宗）也不輕易放過，將他的兇暴予以揭露：他引軍“攻夏縣”“屠之”;[9]玄武門之變，他親自射殺隱太子建成，他的心腹尉遲敬德射殺世民之弟剌王元吉，建成、元吉各有5個被封王之子“皆坐誅，仍絕屬籍”。[10]
《通鑑》記載農民起義，像稱陳勝、吳廣起義為“起兵”;[11]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在於統治者，如王莽統治時期，綠林、赤眉軍起義“皆以飢寒窮愁”，但他們“眾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12]《通鑑》描述唐末黃巢起義，“陷東都……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13]紀律嚴明;攻入長安盛況空前，“甲騎如流，輜重塞途，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進而比較農民起義政權與李唐政權對待人民截然不同的態度：“尚讓歷喻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14]《通鑑》關於黃巢起義上述記載，遠比《舊唐書》尤其是《新唐書》的《黃巢傳》一味醜詆黃巢，具體完備真實得多。
1.2 《通鑑》鮮明的兩大特點
一是詳今略古，繁簡適宜。據統計，在《通鑑》294卷記載1362年的史事中，戰國秦漢622年，共68卷，約佔全書的21%;魏晉南北朝369年，共108卷，約佔全書的38%;隋唐五代371年，共118卷，約佔全書的41%。不僅如此，《通鑑》的分量，魏晉南北朝的多於戰國秦漢，隋唐五代的又多於魏晉南北朝。就文獻價值而言，《通鑑》先秦兩漢部分無新資料，魏晉南北朝部分僅約1/10的新資料，唐五代部分卻有半數左右僅見於《通鑑》的新資料。再者，唐五代時期《考異》的資料，幾乎佔了該書的4/5。
二是匠心獨運高超的寫作技巧。《通鑑》按時間先後敘述事實，對各種不同事實的發展變化，前因後果，讀者從中較易得到系統明晰的印象。許多重要的事件，司馬光根據各種分散的資料集中予以敘述，將激烈戰事宏大的場面，各樣人物的入微細節，條理清楚繪聲繪色地再現出來。例如，吳、魏赤壁鏖兵，秦、晉淝水之戰，東晉劉裕北伐滅南燕，西魏韋孝寬嚴守玉壁城大敗東魏，唐朝李愬雪夜襲蔡州等大戰，均為千古傳頌學習的精彩華章。即使對錯綜複雜的五胡十六國和五代十國的歷史也條分縷析，《通鑑》能“敘之井井，不漏不煩”[15]。上舉事例，足見司馬光的大手筆，有高屋建瓴、統攬全局、渾然天成的創作才華。
2 《通鑑》編撰成功的客觀原因
2.1 在政治上，天下百年無事
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中說：“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在於“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其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百姓）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失）德。”以後神宗“勵精圖治，將大有為”。[16]因而為垂之不朽的《通鑑》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2.2 在君臣關係上，非常融洽
司馬光受到英宗、神宗無微不至的禮遇。“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通鑑》前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其書。”治平三年（1066）四月，為修《通鑑》專設書局。英宗命司馬光“自選闢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在開封如此度過4年。然後，司馬光一行到洛陽，神宗“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在洛陽又如此度過15年。特別是神宗與司馬光等君臣際會之盛，元豐五年（1082），神宗“賜以潁邸（神宗原封潁王）舊書二千四百卷”。[17]再者，《通鑑》書名及序均在治平四年十月神宗所賜，即“寵以冠序，錫之嘉名”。胡三省為此解釋道：“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18]這說明司馬光等“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英宗、神宗既為撰成《通鑑》提供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又在精神上給予司馬光之團隊極大鼓舞。
2.3 在文獻保障上，有空前的校勘、出書、官私圖書收藏事業
其一，校勘。
真宗命王欽若、陳彭年從大中祥符四年（1011）至八年提舉抄寫校勘館閣書籍。以後仁宗嘉祐七年（1062）有校勘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北周7部正史的舛謬亡缺，為撰《通鑑》提供了便利。另外，著名私人藏書家宋敏求校書特別認真。據南宋初朱弁《曲洧舊聞》記載，敏求“藏書皆校三五遍，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
其二，出書。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積極振興文化事業，四代修文偃武，時和年豐。因而太祖建隆二年（961）便有王溥奏進《唐會要》100卷;接著，乾德元年（963）王溥《五代會要》30卷修成;開寶七年（974）則有薛居正《舊五代史》150卷問世。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太宗詔史館修《太平御覽》1000卷，又修《太平廣記》500卷，再類選前代文章1000卷曰《文苑英華》。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修成《冊府元龜》1000卷。仁宗皇祐五年（1053），歐陽修《新五代史》74卷完成;歐陽修、宋祁合著《新唐書》225卷於嘉祐五年（1060）著成。
或問，上述編著對《通鑑》長編有何價值呢?
《唐會要》關於唐朝典章制度的沿革損益記載詳核。《五代會要》作者在後漢、後晉、後周三朝為官，位至宰相，對五代史事見聞真切;入宋後，又據五代歷朝實錄，參考舊史，將50年間法制典章制度分類記載翔實。《舊五代史》保存了較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太平御覽》引書多達1690種，而六朝古籍罕存，賴此書徵引頗多，保存了許多原始資料。《太平廣記》蒐羅圖書約500種，保存了從漢至宋初的秘籍。後來上述圖書多已失傳。《文苑英華》精選南朝梁末至唐末作家2200多人文章，而唐代作品佔9/10，唐代散佚諸多文集賴此書得以保存。《冊府元龜》系類書，分31部1004門，輯歷代君臣事蹟，是一部政事類全書;此書以取材正史為主，略及經部、子部，不錄小說家言，一絲不苟地收錄宋代以前的古本和唐、五代各朝實錄，所抄多系整章整節原文，資料豐富可靠，為修《通鑑》長編積累了經驗，提示了審慎的方法。至於《新五代史》《新唐書》與《舊五代史》《舊唐書》相較，各有短長，並存不廢，取其優長可也。總之，上述編著為《通鑑》長編有關部分提供了豐富文獻。
其三，官私圖書收藏。
宋建國伊始，太祖建隆初，三館（昭文、集賢、史館）負責藏書等事宜，所藏13000多卷;滅後蜀又得13000多卷;滅南唐再得2萬多卷。後太宗下詔大開獻書之路，太平興國八年（983），崇文院（即三館合一）共藏書8萬卷。這就為纂修《通鑑》長編準備了浩瀚載籍。
再者，宋私人藏書家頗多，最突出者宋敏求，藏書達3萬卷。為其撰自唐宣宗以下五代實錄共128卷、《唐大詔令集》130卷和《長安志》（主要記載唐長安各方面事實）20卷提供了極大方便。尤其是成書於神宗熙寧三年（1070）的《唐大詔令集》保存了許多原始資料，而其中的《政事》《藩夷》記載唐朝經濟、政治、法律、選舉、職官、婚姻制度以及與周邊各少數民族關係的豐富資料，不少為《通鑑·唐紀》部分所取資。
有的私人藏書靠借抄或高價購得。例如，劉恕往宋敏求家借覽，“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抄其書而去”。[19]蘇軾《送劉道元歸覲南康》詩云：“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百兩銀子）購書收散亡。”其所抄者、購者為他參與《通鑑》長編的有關部分儲備了有價值的資料。
2.4 在時間保障上，有自由支配充裕的歲月
不計司馬光獨自完成《通鑑》前8卷的光陰，從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至神宗元豐七年（1084）十一月進呈，歷時長達19年半，《通鑑》與《目錄》《考異》同時大功告成。由於兩代皇帝“不責職業”即未要求司馬光掌管主編《通鑑》事業完成的具體日期，這種寬鬆的政治氛圍就為校對司馬康、範祖禹、黃庭堅等13人再三悉心勘誤，三位同修劉恕、劉攽、範祖禹對海量文獻爬梳剔抉，寫成長編，主編司馬光仔細總持大綱、謀篇、剖析、字斟句酌、終成《通鑑》：提供了足夠的時間。
2.5 在學術繼承方面，《通鑑》受到前賢名著的影響
從體裁方面講，受《左傳》《漢紀》的啟示。據劉恕《通鑑外紀·後序》雲：“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之書。”
從編撰特點方面說，《通鑑》繼承《史記》《通典》貫通古今、厚今薄古的優良傳統;在行文技巧上看，司馬光繼承發展了《左傳》善於記述戰爭的方式方法。
從記事時間準確論，《通鑑》藉助劉羲叟著作。
眾所周知，《通鑑》屬編年體，要將當時尚存且相當多的紀傳體資料和大量其他各種體裁的文獻寫入編年體，就必須釐清1362年的歲月朔閏與甲子，司馬光利用數學天文曆法大師劉羲叟所作《劉氏輯歷》即《長曆》。因此，《通鑑》全書的歷法舛誤很少。從追溯撰寫《考異》的方法看，顯然受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啟發。裴氏《上三國志表》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429）上呈。此表論及為陳壽《三國志》作注的原則是“補其闕（缺）”“備異聞”“懲其妄”“有所論辯”。為此，裴氏廣搜資料，精心補註，徵用之書達210種。《考異》也採用參考同異、辯證謬誤之法，而且取材除正史外多達322種。兩相比較，可見考異之法對裴氏之注的傳承發展關係。
3 《通鑑》編撰成功的主觀原因
3.1 司馬光有很高的學術水準和強烈的事業心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仁宗寶元初年（1038）中進士甲科。他一生愛書成癖，“自幼至老，嗜之不厭”。“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20]司馬光48歲奉詔修《通鑑》，正是學術成熟、精力充沛之時。他坐擁書城，在開封4年許借皇家圖書館藏書;在洛陽15年六任冗官，“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遍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tì，挑出）幽隱，校計毫釐”。像正史、編年、別史、雜史、霸史、傳記、奏議、碑誌、地理、小說、諸子，無所不讀;而且，“於學無所不通”，[21]史學之外，音樂、律歷、天文、書數，極盡其妙。可見司馬光學識淵博、刻苦閱讀，每天用時之長，堅持歲月之久，範圍之廣，數量之巨，開挖之深！
當《通鑑》《目錄》《考異》同時全部上呈後，司馬光“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視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因積勞成疾，司馬光1年10個月後去世。為了《通鑑》，司馬光艱辛之至，全力以赴，其強烈的事業心和獻身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學習。《通鑑》為司馬光樹立了一座永遠的豐碑，業界將他與司馬遷相提並論，謂之“前後兩司馬”。
3.2 司馬光具慧眼精選的同修、校對都是碩學宏儒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馬光自選協修。因而司馬光首選劉恕，續舉劉攽，始修《通鑑》。神宗熙寧三年（1070）六月，司馬光奏請範祖禹同修;六年，又表授其子康任校對。以下簡介上述4人的學行。
劉恕（1032—1078年），字道原，18歲中進士。他博聞強記，“少穎悟，書過目即成頌”，“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巨微之事，如指諸掌”。其“為學，自歷數、地裡、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22]恕著《十國紀年》40卷，為《通鑑》五代十國部分之副本。正如司馬光在《乞官劉恕一子札子》中所說，魏晉南北朝、五代這段歷史“群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脫落，歲月交互，事蹟差舛，非恕精博，它人不能
整治”。又說：“討論編次，多出於恕。”看來，他是魏晉南北朝隋與五代十國長編的最佳人選。因為恕於商榷義例、考訂史事，用力最多，實為《通鑑》副主編，因而恕最被司馬光賞識。劉攽（1023—1089年），字貢父，仁宗慶曆六年（1046）進士，“博記能文章”，“尤邃史學”。著有《東漢刊誤》1卷，又與兄敞、侄奉世合著《三劉漢書標註》6卷。前者“為時人所稱”，[23]對《後漢書》的訛謬、衍脫、顛倒、不通之處，校正很多;後者標註《漢書》誤失，辨正發明不少。攽是漢長編的不二人選。
範祖禹（1041—1098年），字夢得，一字淳甫（夫），仁宗嘉祐八年（1063）中進士甲科，“幼孤”，常“閉門讀書”，好學能文，其主要著作《唐鑑》12卷。此書“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唐鑑》長於理論，議論佳者，均已採入《通鑑》。因此，祖禹分職《通鑑》唐代長篇。他從司馬光修《通鑑》，“在洛[陽]十五年，不事進取，”[24]專心致志為《通鑑》而淡泊名利。祖禹在同修3人中，年齡最小，在書局時間最長，總的說來，貢獻最大。
司馬康（1050—1090年），字公休，明經上第，“敏學過人，博通群書”，“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25]完全勝任校對。
這裡還應強調，司馬光與上述4位年齡相較，攽小司馬光4歲，恕小司馬光13歲，祖禹小司馬光22歲，康小司馬光31歲。這是極佳的老中青結合人才濟濟的學術團隊;更可喜的是，該團隊是合作愉快、辦事嚴肅認真的團隊。
恕釋褐至病重，與司馬光過從甚密，司馬光對恕也器重有加。編次《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司馬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恕耳。”[26]司馬光虛懷若谷，與恕探討疑難。劉羲仲《通鑑問疑》記載其父恕與光同修《通鑑》的往事：司馬光遇三國至南北朝“史事之紛錯者，則以委之（恕）”。另外，司馬光在元豐七年（1084）向神宗《薦範祖禹狀》中說：“自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已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由於長期亦師亦友，愉快合作，司馬光對二位知之深，信之篤;二位自然對他效其誠，竭其力，為《通鑑》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難得的是司馬光與3位同修的寫作態度無不極其認真，一絲不苟。在此，僅舉一例，以見一斑。據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李巽巖集》雲：“此稿在洛陽者盈兩屋，黃庭堅嘗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
3.3 司馬光編撰《通鑑》的周密部署
首先，擬定凡例。
早在未修《通鑑》前，司馬光就寫信給恕，商討要從三家分晉到五代末寫一部編年史，恕很贊成司馬光的計劃。另外，司馬光著《通鑑釋例》1卷，是司馬光修《通鑑》所定的凡例36條。
其次，編撰《歷年圖》。
司馬光於英宗治平元年（1064）進呈《歷年圖》5卷。該書記事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後周顯德六年（959）共1362年。每年略舉大事，歷代皆有評論，又集國家興衰為5圖。顯然，《歷年圖》是《通鑑》的雛形。
再次，司馬光決定編撰《通鑑》的工序：事目與長編。
試讀司馬光作《與範內翰（祖禹）論修書帖》和《與範淳夫帖》便知，他要求負責編纂事目與長編的3位同修取材儘量廣泛詳細，按年時月日排比各書有關資料務必清楚，按年月順序標明事件，剪粘排列所有與該事件相關的資料即注之，“過多不害”，這叫“事目”。接著整理事目，對資料進行選擇，重新組織編排，考訂資料，潤色文字，作為附註，“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此乃“長編”。這兩項工作很費力氣，需要極其細緻。3位同修均按司馬光的要求而為之。同時，還要求3位同修既有明確分工，又要
齊心協力合作，以免重複費時。這說明司馬光佈置任務詳明，可操作性強，3位同修有章可循，相助不遺餘力。上述詳細彙集編排的資料就成了司馬光刪定成《通鑑》的底稿。複次，光刪改長編，終成《通鑑》。
司馬光對長編經過“刪”“細刪”，反覆推敲，一改再改，潤色打磨。是非予奪，全由司馬光定。相傳，唐代長編有600多卷，經過司馬光的筆削刪定，只有81卷。足見司馬光功夫之深，費神費力之巨，真是嘔心瀝血，匠心獨運，經過19年半艱苦卓絕歷程，終於陶鑄成《通鑑》。綜觀全書，體例嚴謹，前後脈絡分明，行文基本一致，如出一手。在中國古代浩繁的編年體文獻編撰史上，《通鑑》實為典範，成為集體合作與一家之言相結合難以逾越的高峰。
最後，司馬光編撰與《通鑑》實為一體的《目錄》和《考異》。
《通鑑》294卷，部帙太大，內容宏富，頭緒紛繁，要尋一件事情，實在不易。為此，司馬光作《目錄》30卷。他說：《目錄》“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即《目錄》全仿《史記》《漢書》年表的舊例，將每年的重要事情標題列舉，可以按目錄撿尋，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顯系現代大事年表的先驅。《目錄》與《通鑑》合之為一體;分之，《目錄》則為《通鑑》的節本。
司馬光著《考異》30卷。他說：《考異》是“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即前人記載同一件事，頗有異同，司馬光經過反覆研究，選擇比較可信的資料寫入《通鑑》。然後，將各種不同的記載甚至一事有三、四種出處，說明自己抉擇取捨的理由，辨正其中之謬誤，和盤托出，逐條說明，考證精密，開歷史文獻編撰未有之先例。這體現了司馬光實事求是、認真負責、敢於創新的優良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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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資治通鑑[M].1976:720，4646-4647，6704，5781，8174，5884，6010-6012，254，1227，8236，82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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