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寶森紅在死後,依然孤獨

楊寶森依然孤獨

戲班裡有一句話,說:“楊三爺紅在死後”。的確,京劇老生的一代宗匠楊寶森先生生前是一位寂寞、清貧的藝術家。儘管在40年代,他已名列“四大鬚生”,但是,那種紅燈高懸、 滿坑滿谷的火紅場面以及錦衣玉食、前呼後擁的名伶風采從來與他無緣。1994年,天津中華民 族文化促進會舉行“楊派藝術研討會”,在會上聽到許多前輩的回憶,更證實了楊先生生前的落寞、窘困決不是誇張。但是“楊派”藝術在楊寶森身後,特別是“文革”以後逐漸的“紅” 了起來。在今天的京劇界,“楊派”已屬“顯學”。“楊迷”遍佈全國,連港臺的票房也風行 “楊派”。

楊寶森紅在死後,依然孤獨

《連營寨》楊寶森飾演劉備

古今中外,生前不被廣泛接受,生活清貧乃至潦倒,死後卻名聲大噪的藝術家,並不少見。但是,楊寶森的悲劇命運卻特別耐人尋味。它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對於我們今天認識、保存古典戲曲藝術似乎不無啟迪。

藝術家的作品不為當世人普遍接受,究其原因,或是因為內容形式過於超前;或是因為表達形式曲折晦澀;或是因為曲高和寡。可是,楊寶森的“楊派”卻是一種平實、精緻、雋永 的藝術。京劇界說楊派“易學難工”,可見“楊派”藝術並沒有一個艱深難懂的“外包裝”。 即使在今天,許多人愛學楊派,恐怕也是衝著它表面上“易學”這個特點而來的。這樣一種具有平易特點的藝術,如果說大多數人不能理解它真正的精奧之處,或許還有情可原;而居然在 那麼長的時間裡,不能為大眾所廣泛接受,而佔領廣大的演出市場,實在是令人費解。我學習戲曲的啟蒙老師王祖鴻(他也是一位楊迷),曾多次跟我談起,楊寶森50年代來上海紅都大戲院演出,每天雙出,上座仍是“小貓三隻、四隻”。吳小如也說: 比如五十年代初在北京,有一次我偕三數友人到吉祥戲院看他(指楊寶森)的全部《捉放曹 》,只上了三成座。有時唱《定軍山》和《搜孤救孤》雙出,也遠遠不能客滿。 ──《吳小如戲曲文錄》356頁 我覺得,楊寶森的這種孤獨和寂寞與20世紀以來京劇乃至中國文化的動盪變幻有著深刻的聯繫。

自本世紀以來,西學東漸給京劇帶來的分化裂變至今沒有平復。簡而言之,在世紀初, 京劇作為古典藝術的劇種特性已經基本確立,沿著這一特性不斷髮展而形成了所謂京派京劇; 另外,因西風東漸,早期京劇從上海開始逐漸分化出了一種趨時應變,因地制宜的海派京劇。 京派與海派,與其說是兩種藝術風格,毋寧說是兩大陣營、兩條道路。從百年來的事實看,兩大陣營都是生生不息,令人幾乎無法斷言究竟誰是主流:儘管海派的眾多新劇,幾乎沒有一部是能真正留傳的,但是就當時當地而言,海派京劇始終是新潮,是時尚,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僅看看今天的媒介宣傳就能知道,劇壇的興奮點經常集中在海派、或是以海派模式創作的新劇目上。而京派京劇很多時候卻是“保守落後”的代名詞,甚至不斷的被列為應“打倒”的對象 ,從“五四”初期,到“文革”,直到今天的戲曲現代化運動,這種呼聲始終沒有平息過。可是就演出數量而言,真正支撐京劇舞臺的卻又是傳統戲和傳統格局的新劇目,真正彪炳史冊的也是那些京派大家。只是,一般的社會輿論和市場選擇,往往是向新潮傾斜的。可以說,在演出市場上,經典名作從來“紅”不過連臺本戲。當年,一出連臺本戲可以在一個劇場演上幾年 ,其中的一本就可以連滿一二個月。可是京派京劇,即使是梅蘭芳到上海,天天換劇目也只能演出一兩個月。因此,在流行與傳世,生存與不朽的兩難選擇中,許多藝術大師也往往不能超越時代的侷限。我看過一部堂會演出的電影,梅蘭芳與金少山合演《霸王別姬》,大帳的頂蓬四周“非常時髦”的裝綴了一連串一閃一亮的小燈泡;荀慧生的《埋香幻》中更有“好萊塢” 式的擁抱。梅蘭芳早年受到海派京劇的影響,也不免用西方戲劇的標準來改革京劇,排演了許多時裝戲和古裝戲;周信芳更是大半生都在海派京劇的新浪潮中翻滾。 面對這樣的藝術環境,楊寶森的孤獨寂寞就不難理解了。


他一生執著於自己的審美理想 ,全心全意的以自己的舞臺實踐詮釋京劇的經典名作。許多作品像《洪羊洞》、《失空斬》、 《桑園寄子》、《伍子胥》、《託兆碰碑》等,竊以為在他身後,到今天仍然是無人逾越的高 峰。楊寶森的一生從不趨時媚俗。特別是在他藝術最成熟的50年代,戲曲改革運動已經帶有濃厚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意味,連梅蘭芳這樣的大師也不免要做一做《嫦娥贊公社》(上海人民 廣播電臺留有錄音)這樣的應景文章。而楊寶森卻依然心無旁騖。在他的有生之年,沒有創編過一個“配合形勢”的新劇目,也沒有“趕時髦”創作過個人的小本戲。無論當時,還是今天 ,楊寶森在許多人眼裡是那種“跟不上時代”的、“落伍”的藝人。而從楊派自身的風格來說 ,它是一種平實、雋永、精緻的藝術。平實,是一種內在的功力,沒有華麗的外表,對看熱鬧的觀眾就缺乏刺激;精緻,必然需要磨鍊,需要精雕細琢,也就不可能時時的花樣翻新;雋永 ,需要耐心細緻的去欣賞,甚至越是經過時間的磨洗,越是能顯出經久的魅力。於是,在大多數的“看熱鬧”的觀眾面前,在群雄並列的商業競爭中,楊寶森藝術的“劣勢”就顯而易見了 。謝虹雯女士曾在天津的紀念會上說,楊先生一生沒有過過一天順心的日子。他崇拜餘叔巖, 卻沒有經濟能力拜師學藝。餘叔巖晚年難得露演,楊寶森卻要當了父親的菸嘴去買票觀摩。據說有一次劇團出外演出歸來,託運的行李未到,楊先生非常著急。身邊的人便奇怪:人都到家了,行李晚到幾天有什麼關係?楊先生卻說,我就這一套鋪蓋,今天不到,晚上我就睡炕蓆了……

楊寶森紅在死後,依然孤獨

《擊鼓罵曹》 楊寶森飾演禰衡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無意以楊寶森為標杆反對藝術的探索創新。新與舊,傳統戲與新編戲,都不是判斷藝術審美價值的標準。王元化老師曾說: 藝術沒有古今、中外、新舊的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與渺小、優美與卑陋、雋永與平庸的區別。 ──《關於京劇與文化傳統答問》,《中國文化》第12期 甚至,許多為實踐證明是失敗的創新,竊以為也未必毫無意義。失敗的探索往往是成功創造 的基礎。問題是近百年來的戲曲革新,許多在本質上卻是不斷的同義反復,並且還形成了一種 “唯新是尚”的傾向。似乎不創編新劇目,不對傳統的演劇方法、“一桌二椅”的舞臺樣式進 行改革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流風所及,楊寶森的藝術道路就註定是孤獨、寂寞的。絕大多數人幾乎都不理解,傳統戲曲的每一次演出就可以是一個新作品。楊寶森的獨創性不僅體現在他對許多經典劇目作出了獨特的舞臺詮釋,而且在他短暫的一生中,更是不斷的修正自己的這種 詮釋──對演出劇目不停的進行加工、潤飾。像《文昭關》、《武家坡》都有不同的錄音為證 。可是,戲曲界的風氣卻是越往後,越看重驚世駭俗、大刀闊斧的改革,對於精雕細琢的磨鍊則往往無動於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寶森在今天也依然是寂寞的。雖然,今天理解、喜愛 楊派藝術的人正在多起來,但是,楊寶森的藝術道路和藝術精髓恐怕仍然沒有被大眾所認同。 曾在幾篇回憶文章中讀到,楊寶森生前在武漢、北京等地演《洪羊洞》,當〖快三眼〗唱完之後,本來就不多的觀眾也紛紛“起堂”,最後那段字字珠璣的〖二簧散板〗常常是對著零星幾 個觀眾唱的。有一次甚至只有前排兩個觀眾!楊先生去世已將近40年了,這種現象是不是真的 改觀了呢?近十餘年來,楊派的唱腔錄音、伴奏帶出了不下十數種,但是舉凡選《洪羊洞》的 ,絕大多數不也就是“洪三段”嗎?今天在京劇舞臺上叱吒風雲的不依然是《盤絲洞》、《狸貓換太子》之類的“新海派”嗎?我很懷疑,如果楊寶森先生有幸活到今天,以他的執著,是不是有可能擺脫當年的孤獨和寂寞?


其實與今天一樣,楊先生在世時,理解他、看好他的人並不是沒有。早在他19歲時,與他同在斌慶社的青年老生還有王斌芬、五齡童等,可當時已有評論認為: 自楊寶森出後,全被壓倒。 ──鹿原學人譯《京劇二百年曆史》,121頁 50年代以後,內行中重視楊寶森的更多。譚富英先生甚至介紹自己的學生馬長禮向楊寶森學戲。1955年,開盤磁帶錄音在電臺剛開始普及,數量有限,錄音對象的選擇很嚴。但是,楊先生在上海的演出,幾乎所有的代表劇目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都錄了音,有的代表劇目還保存了不同的版本。在他生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已經開始著手組織他與程硯秋先生的錄音。可惜的是, 僅錄了一出《武家坡》,兩人就先後去世了。楊寶森在48歲的壯年溘然長逝,在當時的文藝界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尚長榮先生曾告訴我,追悼大會那天,自“四大名旦”以降,幾乎所有的藝術大師和當時的大牌明星紛紛前往告別。他說:“我父親自聞楊先生故去的噩耗後,一連幾天,提及此事均捶胸頓足,痛呼‘可惜’!”

楊寶森紅在死後,依然孤獨

《賣馬耍鐧》 楊寶森飾演秦瓊

楊寶森的悲劇命運在中外古今的歷史上不是偶然的、個別的現象。在人類的文化歷史發展過程中,劣質文化戰勝優秀文化的悲劇並不少見。可以說,楊寶森的悲劇命運正是古典戲曲在今天的一個縮影。一方面,始終有人能夠認識並且理解藝術的真正價值,另一方面,這些有價值的藝術無法在與潮流文化的商業競爭中立足生存。怎麼辦?通常是兩條路:楊寶森先生是在寂 寞和清貧中絲毫沒有心浮氣躁,趨時媚俗。他真正做到了“貧賤不能移”,始終執著自己的藝 術理想,堅持高品位、高格調。然而這是一條很艱難、很痛苦的道路,結局甚至是悲慘的。謝虹雯女士曾經披露,楊寶森的骨灰是用他的合作伙伴、名花臉侯喜瑞的茶缸盛殮的。前年在天 津的會上,專家們因此而盛讚楊先生的敬業精神。我倒覺得,“敬業”這種理性的、道德的力量還不足以概括楊寶森的藝術人格。他對藝術的追求是超功利的。他與藝術的關係是一種天生 的緣份,藝術是他的生命,是他的生存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職業,一種謀生手段。另一條路 是當前頗為流行的,就是順時應變,近來,常見到一些聰明的藝術工作者在傳媒上訴苦,哀嘆 傳統的、經典的藝術美則美矣,但是,沒有觀眾、沒有市場,自己是逼上“靈山”,“不得已 ”而在趨時媚俗的“改革中求生存”。

我覺得,撇開藝術經營上的某種投機不談,這兩條道路對於真正的藝術家來說,恐怕都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一定要藝術家進行這種殘酷的人生選擇,一定要把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藝術放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市場競爭”,這到底是不是一種健全的文化環境?這種“市場”究竟 是不是一個公正有序的市場?這樣的市場競爭究竟對人類的文化發展是利,還是弊?恐怕我們今天必須要回答好這些問題才能使楊寶森的悲劇不再重演。同時也是對楊先生最好的紀念。

原載《楊寶森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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