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冯喆，又名冯贻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于天津。大哥冯贻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岁。我最小，原名冯贻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岁，也生在天津。我们兄妹成长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们的父亲冯建统是广东南海（今佛山）人。冯家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官宦人家，曾被清朝皇帝赐予三代红顶花翎，出过战功赫赫的武将，也出过被光绪皇帝赐封的孝子，并被列入《孝子传》。我父亲年幼时先就读于家馆，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左传春秋，因他天资聪颖，智商过人，又勤奋好学，小小年级就能写诗词，所以有渊博的古文基础。随着祖父弃官经商，定居于武汉，父亲便入读了教会办的博文中学，开始接触西式文化的影响，17岁高中毕业考入美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21岁毕业后又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考取清朝政府出洋留学的官费，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外交。父亲一生从事中国铁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小时候的冯喆
我们的母亲韦瑶珊是武汉大茶商韦捷成的女儿，从小受西方教育，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玛丽女校，是学校的女低音组歌者。这两个受过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即在我父亲出洋留学前奉双方父母之命，按照传统的包办婚姻结为连理，双双出洋留学，母亲在美先学音乐，后因生了大哥改学家政，他们回国时，大哥已经五岁。
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重礼仪讲规矩。比如要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教我们念：“立如松，坐似钟，卧如弓”。听到父母叫自己要立刻走过去问：“有什么吩咐？”分食物时给我们读孔融让梨的故事。所以“融能四岁让梨”早已印进我们的小脑瓜。
虽然当时家里仆人不少，但父亲规定两个哥哥要自己铺床叠被，自己盛饭。他认为男孩子不能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当我们最后定居武汉的时候，两个哥哥就被送进一家教会学校去住读了。父亲喜欢我，妈妈偏疼大哥，因为他是长子且生在国外，又和她一块回来。相比之下，二哥就受到冷落。二哥老穿大哥的旧衣服，连过年都是，可二哥一点也不计较。三个孩子偶尔出点矛盾，挨说的总是二哥，“你为什么不听大哥的话！”“你为什么没让着小妹！”……二哥挨了说从不顶嘴，憨厚地一笑了事。
1943年冯喆兄妹在上海桃源村合影
二哥喜欢狗。今天回想记忆犹新。那是九一八抗战开始，父亲的工作从唐山转移到通辽，（今属内蒙古，当时可能是察哈尔）是个很偏僻的小城市，土匪猖狂，我们家离火车站不远，为防土匪家里养着狗。一条母狗一次生了十只小狗，我们全家每人分了一只。二哥对分给他的那只小狗不仅十分疼爱，常省下自己的糖果点心喂狗，小狗也听他的话，他竟教会了小狗许多“本领”。而我养的狗 “小胖”什么也不会，我不依不饶，哭着去告状，二哥又挨顿说，然后高高兴兴地去训练“小胖”。
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温暖和睦，无忧无虑的家中自由自在地度过，完全不识人间疾苦，不知国难已当头。
及至“八一三”事变，抗战开始了，我们的生活就全变了。为了能使我们有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父亲在上海法租界桃园村租了一幢房屋，把两个哥哥送到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分别读高、初中，把我送到教会办的启秀女中读书。
我们一直住着铁路提供的大屋，一下子住进拥挤的弄堂里，处处都是人，孩子到处跑，很不习惯，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里的孩子们混熟了。周末从学校回来他们一块儿在弄堂溜冰，我也跟着去。桃源村附近有辣斐溜冰场，二哥教会我花样溜冰，后来在一次上海市花样溜冰比赛中，我们俩还分别拿了男女冠军。二哥不仅和大孩子玩得来，还经常被许多小朋友跟着、围着要他讲故事，一块玩，当时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孩子王”。
但是，好景不长，双重打击落到我家头上。先是大哥在学校体检时发现有肺病，父亲知道后送他去牯岭养病一年，哪知一年后回到上海发展成骨痨。当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为避免传染，母亲禁止我们进大哥的房间，一切由她料理。 偏偏这时随着战事推进，战火连天，爸爸寄给我们的家用钱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没钱交学费，二哥只好辍学在家，当时才18岁的二哥突然变成了大人，为母亲分忧。每天一早他戴上大口罩、手套要去给大哥搞卫生。母亲不允，他笑嘻嘻地着举起双手说：“嘿！这不注意着吗？”以后他常去大哥的房间陪伴他，还找来木板，给大哥做了个可以架在石膏壳上的小活动折叠桌，成了大哥的写字架、看书架。不知何时，二哥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吉他，常去给大哥弹唱表演。
当时的话剧演员韩非是二哥的溜冰玩伴，见二哥失学在家，人长得很帅，又能讲标准的国语，就建议二哥去报考他所在的上海剧艺社当演员。二哥报考后立刻被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上海剧艺社是由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剧社，坚持演出爱国的进步剧目。但是由于白色恐怖，一些知名的左派戏剧家，如夏衍、于伶等人不得不转移去香港或内地，上海剧艺社宣布解散。随后又由当时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戴耘、张可、英郁、柯刚和一些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如李伯龙、朱瑞钧、吴纫之、吴琛、吴天、章杰、李健吾、宋琪等重组了名为同茂的剧社，二哥也跟着去了，我因读不起书，便也进了同茂剧社。这时二哥已经在剧中担任主角，当时我们兄妹经常同台演戏。二哥的工资高一点，就由他养家，我的工资就为我俩的零用钱。当时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戏都步行走很远的路回家，半路在路边吃点夜宵。记得经常在发工资前几天，二哥会提醒我：“明天给大哥交牛奶费，今天晚上咱们买一块粢饭两人分，一人再喝碗豆浆。”到吃的时候，那块大点的粢饭糕二哥是一定分给我的。 二哥什么时候都先人后己，从小到大一贯如此。
同茂剧社是一个严肃正派的剧社，演出的剧目有曹禺根据巴金的小说改编的《家》，杨绛的《皆大欢喜》，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魂归离恨天》，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剧社领导很注重对演员的培养，不定期举行戏剧讲座。这里有一段插曲：为练声我一定要二哥给我租一架钢琴，二哥看了我一会儿就问我：“你能坚持吗？”我说：“怎么不能？”就这样，租来了琴。因上海房子小，只二哥的亭子间能放，钢琴没法搬上楼，只好从窗口吊进去，费了这么大劲满足了我的要求，可是我练了没多久，就再听不到声音了。二哥只说了一句：“我就知道你……”退了琴，他没有骂我，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没有做到父亲要求我们的“凡事一定要做好”。二哥的不语比骂我更有力。
冯喆与家人
一本《演员自我修养》被大家传阅得快散了，刚出版不久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传阅的热门书。大家比、看、背诵罗曼罗兰名句，总之文学气氛极浓。除此，我们还有地下活动，有时戴耘、英郁等地下党员会组织一些演员去陈钟家的亭子间，学习从解放区带来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同茂剧社俨然是一个灌输革命思想的根据地，二哥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由戴耘介绍加入了地下党。
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家人团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时，与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却不幸去世了，没有等到见父亲一面。
抗战胜利后，内地重庆的艺术工作者纷纷返回上海，使得上海的文艺事业得以复兴，同茂剧社解散，重组了新的上海剧艺社，又接收了敌伪的电影公司。二哥这时已颇有名气，成为三栖演员，搞话剧、搞电影、搞广播剧，就此开始了电影事业的征途。
这时我父亲由云南直接调去粤汉铁路局任铁路专员，工作在广州。多年离别念女心切，便把我接去广州。在此期间，从家信中知道二哥转至电影业为主，与上海柳中浩和柳中亮所创办的国泰电影公司签约为基本演员了，拍摄了《鸾凤怨》，与顾兰君合演的《十步芳草》。由屠光啟导演与陈燕燕合演的《龙凤花烛》，由田汉编剧，应云卫导演与周旋合演的《忆江南》，由岳枫导演与王丹凤合演的《爱情，爱情》等影片。
1948年，二哥被党组织派去香港工作，他和母亲来到香港后，恰好父亲也退休来到香港定居，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劫后重逢又得团聚，只是少了大哥。
二哥在香港左派电影圈里十分活跃，除了拍电影，有他和舒绣文、顾而已合演由欧阳予倩导演的《恋爱之道》，与王莘、戴耘合演由章泯导演的《结亲》，又与李丽华、王元龙合演由章泯导演的《冬去春来》。平时则组织参加“读书会”，广泛联系、团结各界群众。这时我们又常同出同入同工作，令人难忘的是1949年9月间为准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左派电影界要排练演出腰鼓大秧歌，组织编导的是从来未接触过腰鼓秧歌的二哥。由于他的努力，大家热情高涨，我们的演出有声有色十分精彩。后来我们全班节目返回祖国在穗为劳军演出。也就在这时期，二哥在香港做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父母意愿的决定，和一个不被父母接受他并不十分了解的一位女演员结婚。结婚当天，父亲勉强的只是在主婚人必得出席的盖章仪式的一刹那到现场，旋即离去。
1962年我去上海开刀住院，见二哥也在住院，就责备他生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却轻松一笑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又不是医生，告诉你有什么用？” 他也没告诉我他已经被切除了部分内脏。同样的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二哥也从不提只字困难，我写信问他要不要寄点营养品给他，他却断然拒绝，说别人能过他就能过。
在住院的三个月里，每个月我都会在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60元人民币。我知道这是二哥给的，我退还给他，告诉他我在医院里用不着，他却风趣地说：“你留着买鞋吧，你不是还没找到一个做鞋的吗？”这又是一件往事，我刚进同茂剧社那几年，因为工资低，二哥不让我交家用，而我拿到工资后，总喜欢去鞋店转转，二哥见了也不埋怨，只是摇摇头说：“我看你将来嫁个做鞋的吧。”没想到事过将近20年，他还记得起来幽我一默。
1967年，又被借调到广州珠影。这期间母亲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经医院诊断说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当时我们正组团，准备一星期后就出发去马来西亚赈灾演出，我除了当演员，还搞服装兼行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只好写信通报二哥，幸好二哥没拍戏，正为珠影准备剧本，给纪录片写解说稿，配画外音。二哥见信立即回信说广州医疗条件好，他可以找到好医生，也可以照顾母亲的病。很快又收到他的电报，说他已办好了到深圳的边防证，叮嘱我在指定的时间送母亲去深圳。他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办好了边防证，可见对母亲的孝心！当我送母亲到深圳火车站时，二哥已在站台等候。 二哥只匆匆嘱咐我放心，工作别分心，火车就开了。
后来母亲经中山医院一位著名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肺癌晚期，已经无法化疗只有三月命。不久，母亲就去世了。
1960年代，我收到二哥的最后一封信是1968年12月26日写的，信的内容是已经收到我从广州寄给他的毛主席著作英文版，并告诉我他离婚的事双方已经谈妥，只待办离婚手续，并要我给他寄两包保肝的葡萄糖（他的内脏是血吸虫病的后遗症）和广东老乡的黄烟丝及三分钱一本的卷烟纸。我立刻把东西寄去，也不知他收到没有，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信了。
后来，就接到了二哥去世的消息。
......
二哥的骨灰安葬在广州烈士公墓。
回到香港，我不能流露出半点哀伤悲痛，我怕年迈的父亲经受不了这般沉重的打击。过了很久，有一晚我回家，父亲在屋里等我，见我就问：“你二哥呢？”我一怔，父亲把烟斗重重地敲在桌子上说：“你当我在成都没有朋友？二毛是被活活打死的。”我呆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找不出任何谎言来回答他，冲进自己的房间嚎啕大哭，也是我第一次痛哭我冤死的二哥。以后一段日子，我和父亲都陷入了沉重的悲痛中，相互没有话，回避着彼此的目光。夜里，父亲屋里的灯光彻夜亮着，我轻轻借送茶进去，屋里烟雾缭绕。
二哥平反昭雪的消息见报以后，我收到许多关心、热爱他的观众给我的慰问信，这些信有的直接寄到香港，有的由峨影厂转来。有的观众在信上说，冯喆没有死，他永远活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胜利重逢》《沙漠追匪记》《羊城暗哨》等著名影片里。有两位小妹妹还写诗纪念他：
昔日的人已化为泥土，
哺育着一棵生意盎然的大树，
你在永恒的天穹下，
永远唱歌，攀上生命！
我的好二哥，父母的好儿子，大哥的好弟弟，到今年，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0年了，40年后的回忆，你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你还是那么帅气英俊、那样真诚质朴，一如你小时向我走来时，嘴角上那弯我再熟悉不过的笑靥。你那亲切地微笑着，向我走来……走来！
（转自 凯迪社区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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