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皇帝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女以父貴，公主也因其特殊身份而享盡特權，備受關注。在古代，與帝王聯姻即可一步登天，無疑是一條無須操心費力就能達到目的的“捷徑”，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目標。按常理說，人們應對這種“國婚”趨之若鶩，但唐代士人的態度卻恰恰相反。他們對成為駙馬反應冷淡，多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且聽小編一一道來：

一、門第觀念的束縛

唐代，門閥制度雖已廢除，但門第觀念作為衡量人們家世身份和社會地位的標準，仍頑固地存在於人們的思想當中，在婚姻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唐初，江左、代北士族已經沒落，基本退出政治舞臺，以李唐皇室為核心的關隴貴族集團把持政權，勢力最強。但由於李唐皇室出身關隴軍事貴族，他們身上還流淌著鮮卑族的血液，是胡漢混血融合的產物，因此，在人們的思想意識當中，關隴貴族的社會地位和門望遠遠不及山東士族。

山東士族雖屢經重創，至唐初已“世代衰微，全無冠蓋”，在政治上已無足輕重，經濟上亦衰敗不堪，但仍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尤其在婚姻方面，仍十分受推崇，人們皆以與山東士族聯姻為榮。

在婚姻關係上，山東士族仍沿襲魏晉舊制，在高門大姓之間通婚。如果其他姓氏欲與之聯姻，則需付出很多嫁資和聘禮。即便如此，還經常遭到拒絕。儘管困難重重，唐初士人子弟仍紛紛向山東士族求婚，以此來抬高身價地位。

受此舊風影響，本應門庭若市的“國婚”卻備受冷落。唐太宗曾對此十分不解和不滿，曾修《氏族志》壓抑山東士族，抬高皇族的地位，並宣佈禁止舊士族賣婚，但這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公卿大臣仍以與山東士族攀婚為榮。

唐代後期，山東士族仍“以婚閥自高”，士大夫爭婚士族之陋習亦未改變。與此同時，隨著皇權的不斷衰落，人們對“國婚”的態度愈加冷淡。

面對門庭冷落的現狀，唐文宗曾感嘆道：“民間修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無奈之下，皇室亦加入到爭婚士族的行列中去。

二、避免政治鬥爭的牽連

駙馬在與帝王聯姻之後，即被納入皇親國戚的行列，他們在進入統治集團上層的同時，也將自己捲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嚴酷的現實不斷將他們拋向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隨時都有船覆人亡的危險。在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鬥爭中，他們或不甘寂寞，積極參加，或身不由己，被動牽連，其結果往往都會帶來滅頂之災，其實例之多，不勝枚舉。

太宗貞觀十七年，駙馬都尉杜荷積極參與太子承乾與魏王李泰爭奪儲君之位的鬥爭，慫恿太子發動政變，搶奪帝位，事洩被誅。

高宗永徽三年，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與房遺愛“謀議相結”，圖謀不軌，事洩被殺。

則天垂拱四年，琅邪王李衝、越王李貞以匡復李唐宗室為名起兵討武，旋即失敗。駙馬都尉薛紹、趙環因與之通謀被殺。則天長安元年，永泰公主與駙馬武延基竊議張易之專權，被“逼令自殺”。

中宗朝，韋后與武三思相勾結，專權橫行，駙馬都尉王同皎“疾之，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被人告發，坐斬。臨淄王李隆基與姑母太平公主發羽林兵誅滅韋黨，駙馬都尉武延秀、韋捷、韋灌亦同時被殺。

……

也有的雖無意介入唐廷的內部傾軋，但在一人犯法，株連九族的封建社會，塌天之禍往往不期而至，令人避之不及。

則天革唐命，屢興大獄，唐之宗室被戳殺殆盡，許多公主、駙馬無辜遭殃。及至安史亂起，安祿山佔領長安，亦大開殺戒，“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其他人雖逃出長安，倖免於難，但不得不過著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貧困交加，苦不堪言。

駙馬地位的不穩定及生命的不安全，使許多人不願涉足“國婚”。玄宗欲嫁公主於張果，張果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竟不承詔。唐代有民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即反映了人們因害怕政治鬥爭的牽連而畏懼“國婚”的心理狀態。

三、公主驕悍無禮，為禮法之士所反感

唐代婦女在歷史上以開放著稱，較少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唐代公主更是給世人留下了放蕩不羈、驕悍無禮的形象。

恃寵而驕，輕視夫族

唐代在公主出降禮制方面雖有規定，但執行較為混亂，有令不行、有禮不依的現象非常普遍。唐初，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

至高宗時，公主不僅不行婦禮，公婆反倒要向兒媳行禮答拜，對於這種以貴陵尊的悖禮行為統治者曾三令五申明加禁斷，唐德宗還詳定了公主出適之儀制。但公主往往自恃高貴，輕視夫家，不遵守朝廷規定的禮儀制度。

唐代喪制沿襲傳統的“五服制”，即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和緦麻五種喪。按《儀禮·喪服》之規定，妻亡，夫為妻服期，即服喪一年。但唐代公主死亡，駙馬卻要服三年重喪

，猶如《儀禮》所規定為父為君所服之斬衰。

在實際生活中，公主自視清高，輕視夫家，有違禮教之行為亦屢見不鮮。比如高祖女丹陽公主嫁薛萬徹，“不與同席者數月”。

貞操觀念淡薄

唐代婦女在婚姻觀念上較為開放，貞操觀念淡薄，婦女離婚再嫁或夫死改嫁較為普遍。

以唐代公主為例，《新唐書》記載諸帝公主共211人，出嫁者131人(早死未嫁者28人，出家入道者12人，不詳者40人，合計80人)，其中再嫁者26人，佔總數的20%；三嫁者3人，佔2.3%。再嫁者佔結婚公主總數的1/5，比例還是相當可觀的。

如果說唐代公主在改嫁方面與庶民一樣，可以被社會輿論所接受，那麼唐代公主養情人，與人私通之行為就不能不受到封建士人的強烈譴責了。

據史籍記載，唐代公主淫亂之事屢見不鮮。太宗之女高陽公主不僅“與浮屠辯機亂”，而且惠弘、道士李晃等人也“皆私侍主”。公主公然與多人私通。

因平定韋氏之亂而顯赫一時的則天之女太平公主私生活亦不檢點，司禮丞高戩、太子詹事崔湜、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羽林軍李慈等人都“私侍太平公主”，與之保持曖昧關係。

中宗之女安樂公主“素與武延秀亂”。駙馬武崇訓被殺後，安樂公主即嫁之。其母韋后因延秀”姿度閒冶”，長相迷人而“復私延秀”，丈母孃與女婿私通，可謂有其母必有其女。

肅宗之女郜國公主亦放蕩不堪，“與彭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別駕蕭鼎、灃陽令韋惲、太子詹事李曰弁皆私侍主家”。

順宗之女襄陽公主下嫁張孝忠之子張克禮。公主縱恣，“薛樞、薛渾、李元本皆得私侍，而渾尤愛，至謁渾母如姑”。克禮無奈，只得向穆宗哭訴，希望皇帝主持公道，為自己作主。

以上公主公開的、毫不遮人耳目的淫亂行為嚴重悖離了封建傳統道德，為禮法之士所不齒。如此“國婚”不僅使駙馬蒙羞，而且也給夫家整個家族帶來恥辱，避而遠之乃是上策。

驕悍難制

唐代有許多公主不僅放蕩成性，而且性情暴烈，驕悍難制，毫無大家閨秀之風度。她們給夫家帶來了許多麻煩與痛苦。

中宗之女宜城公主嫁裴巽，悍妒無比。“巽有嬖姝，主恚，耳劓鼻，且斷巽發”。公主之心狠手辣甚至引起皇帝的不滿，“帝怒，斥為縣主，巽左遷”。可憐裴巽頭髮被絞斷，愛妾受殘害，政治前途亦被毀，其內心之痛苦實在難以用語言表述。

德宗之女義陽公主因“恣橫不法”而被幽禁，駙馬也受其牽連被禁錮於第，失去行動自由。

當然，唐代公主也不都像上述諸位一樣品行不端，亦有溫淑嫻雅者，像太宗之女襄城公主、憲宗之女岐陽莊淑公主即是。襄城公主因“性孝睦，動循矩法”而成為其他公主學習的樣，“帝敕諸公主視為師式”。

但唐代公主在人們心目中的整體形象欠佳，並由此而導致禮法之士的反感亦是事實。鑑於公主之無禮行為已大大損害了大唐皇族之威儀，進而成為士人拒絕“國婚”之口實，唐代後期，有些皇帝如德宗、憲宗、宣宗等開始注意對子女進行禮制方面的教育訓導，同時對不守規矩者進行嚴厲懲罰，才使公主之囂張氣焰有所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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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據史籍記載，鑑於唐初宗室外戚相互殘殺，多次發生流血衝突的教訓，為鞏固皇權，統治者加強了對諸王外戚等人的監督防範，嚴禁宗室、外戚、駙馬等與外臣結交。

同時，及時收奪諸王外戚手中的軍政權力。景雲二年，唐睿宗收奪了諸王駙馬手中的禁軍兵權。玄宗時又將諸王分遣各州，外戚任以檢校官，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將他們手中原有的部分行政權力收回。

駙馬等人只給榮譽虛職而不令掌實權，政治前途由此暗淡，這也是士人冷淡“國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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