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随着列强入侵、城市开埠、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西方音乐逐渐经由来华外国人、中国留学生、出洋使团、开明官员的引介传入中国、逐渐为民众接受，并与中国传统音乐相互影响，随着时局变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西方音乐如何传入近代中国

西方音乐传入中国的原因和途径，首推来华外国人。众所周知，近代列强来华掠夺资源、攫取特权的同时，外国侨民也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如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管弦乐队常在每年冬夏两季，分别举办露天音乐会和室内音乐会。1885年，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的英国人赫德，在天津组建了一支乐队，虽人员不断变动，但全队存在了23年之久。教会和艺术团体也是传播者。来华传教士所在宗教团体的唱诗班及音乐义演募捐，也在传播者的行列。在外国侨民较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还有艺术团体的交流演出。

传播西洋音乐的另一主力军是中国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距离近、花费低、文化相近，日本成为许多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当时，西方文化往往是先传到日本再传入中国，西方音乐也不例外。尽管留日中国学生中主修音乐的人较少，但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他们在中日两国发表文章、创办刊物、翻译西方音乐著作、推广音乐教学活动，以介绍西方音乐知识。如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创办《音乐小杂志》，《乐圣比独芬传》一文，首次向中国介绍贝多芬；《近世乐典大意》则是从日文转译的五线谱知识。辛汉翻译了日本铃木米次郎所著《乐典大意》，高寿田编译《和声学》。

高寿田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与曾志忞一同在上海组织音乐传习所，推广音乐教育。留学生们还在日本和中国成立乐歌讲习会、国民音乐会等音乐社团，著名音乐家沈心工、曾志忞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为何在近代中国推广西方音乐？

传播音乐的主体不同，背后的目的也不相同。外国侨民、租界当局、殖民者在中国演奏，既是出于自身休闲、娱乐的需要，也被一些殖民者用于宣扬所谓的文化优越性。宗教社团开展音乐事工，则是希望利用音乐传播福音、吸引中国人入教。而留学生不遗余力的译介西方音乐著作、理论和作品，则寄托了音乐（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景。

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落后且又被动的情况下，19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开始主张教育救国、培育人才，音乐教育也是其中的一项。许多人肯定了音乐对于人格培养、情怀塑造、健康成长乃至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而积极推动音乐教育。

康有为认为音乐教育是德育、智育的重要辅助手段，强调从幼儿到大学每个学习阶段都应当进行音乐教育。拥有海外游学经历的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也曾目睹日本尚武精神和斯巴达军歌的鼓舞作用，感慨于中国军队缺乏尚武精神，因而极力主张开展军歌、军乐教育。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也都认为，音乐是构成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一环，是养成健全人格的关键。

针对西洋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关系，梁启超认为民族音乐吸收西乐精华，达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民意识的目的。蔡元培则指出，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在于弘扬本民族文化。

近代西洋音乐如何为“我”所用

知识分子的主张对音乐教育的正式推行起到了直接作用。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后，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一些学堂开设“乐歌”课（即音乐课）。1909年，清政府正式将音乐列为初等小学堂、中学堂的科目。

此时，提倡音乐教育的社会氛围为留日的音乐专业知识分子提供了土壤，如上所述，他们回国之后，开始了大规模介绍西方音乐的活动。大力推动之下，“学堂乐歌”开始流行。学堂乐歌，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歌曲。曲大多取自日本和欧美歌曲曲调，少部分选自我国古曲和民间歌曲，歌词则由作者重新填词创作，与中国传统的戏曲音乐、歌舞音乐、民间小调、民族器乐的特征完全不同。

如今人们较为熟悉的是李叔同编写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歌是他根据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重新填词而成的，历经百年仍为人们所熟知。

“学堂乐歌”的内容不局限于学校唱的乐歌，内容也反应社会现实、歌颂祖国历史、宣传民主共和和科学知识，如《何日醒》（夏颂莱词，沈心工编配）、《中国男儿》（石更填词，辛汉编配）、《兵操（男儿第一志气高）》（沈心工填词）、《缠足苦》（沈心工填词）等等。

另一首李叔同编写的《祖国歌》抒发了对祖国深沉的爱、寄托了对国家的无限厚望：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

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

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音乐与救亡

民国时期，小学、中学、音乐师范、专业音乐学院等音乐教育体系逐步建立起来，教会学校也开展音乐教育，国内西洋音乐的人才增多、群众基础日益牢固，西式的歌唱方法逐步为人们接受。在20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大动荡中，音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诞生了一批“工农革命歌曲”，如《五一纪念歌》《俱乐部部歌》《京汉罢工歌》《赤潮曲》《五卅运动歌》《五色国旗当中飘》等等。此外还有红军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当兵就要当红军》《盼红军》《送郎当红军》等等。这些红军歌曲也在不同程度上应用了民间小调、学堂乐歌、外国歌曲，但在歌唱力度、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

歌曲在抗日救亡中同样起到了团结爱国人士、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九一八”后，爱国的专业及业余音乐工作者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写出了首批抗日救亡的群众歌曲，如聂耳、任光、张曙、冼星海、吕骥等人的《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保卫国土》《救国军歌》《热血》《新编九一八小调》等一大批歌曲。

在上海左翼文艺界的人士的努力下，《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国军歌》《保卫马德里》以及翻译苏联的《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等歌曲得到了广泛传播，推动了抗日救亡歌咏的发展。“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平津沪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青年还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演剧队、歌咏团，走向前线和内地，涌现了冼星海等著名的爱国音乐家。

结语

近代中国，是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启蒙”与“救亡”是两大核心时代议题。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上下求索，寻找让国家富强起来的途径。在教育领域，如同发展体育运动以增强国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一样，西式音乐被赋予了健全国民人格、促进道德发展的重任；在抗战中，音乐更是承担了凝聚人心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殊的时代任务要求下，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民歌小曲因其便于传播的特点，与西方通俗歌曲进行了有效结合，充实了红军歌曲、学堂乐歌；而传统中的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歌舞音乐、民族器乐，则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