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對淪陷區不同性質的高校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處理辦法，有的改造，有的取締，有的學籍不予承認，但對北平私立輔仁大學除了明令嘉獎外，還特准追認淪陷時期輔大畢業生的學籍。那麼，何以至此呢？

北京輔仁大學舊址，現成為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個校區，位於北京定阜街1號。

高校命運各不相同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兇殘而狡猾的日寇知道，欲亡其國家，必先滅其文化，故對我高等教育摧殘十分慘烈。淪陷區一批重點大學紛紛遷移到大西南、大西北等後方，調整重組，繼續堅持辦學。據統計，抗戰爆發前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遷移至內地，比例佔87%。

就北平而言，盧溝橋事變前，全市有19所高校，命運各不相同。內遷大後方的有10所，包括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平大學、私立中法大學、私立朝陽學院、東北文法學院、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私立北平平民學院等，陸續遷移到大後方，繼續招生辦學；停辦的有4所，包括私立民國學院、私立北平鐵路學院、北平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取締的有2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日軍強佔私立燕京大學、私立協和學院，稍後燕京大學遷往大後方成都，協和學院在一年之後的1942年也在成都恢復教學活動；堅持辦學的有4所，分別是私立北平輔仁大學、私立中國大學（中國學院）、私立北平國醫學院、私立華北國醫學院。後兩所大學規模很小，學科單一（只有中醫），幾乎沒有名氣，只有前兩所在淪陷區比較具有影響力，且堅持辦學，抗敵不屈。

輔大何以堅持辦學

輔仁大學為何能夠一直堅持在日偽控制下的北平辦學，而免遭被關閉的命運呢？

輔仁大學是一所天主教性質的大學，籌辦經費來自美國本篤會聖文森會院，隨後每年幾十萬美元的辦學經費也是主要靠聖文森會院和羅馬教廷捐助的基金所產生的利潤。1929至1933年，資本主義社會爆發大規模經濟危機，美國經濟損失慘重。美國本篤會為輔仁大學所籌措的基金貶值了，又不能再在美國募到新資金，學校辦學經費十分困難。在此情況下，1933年該校改由經濟、人才充裕的一個天主教宗派團體——德國聖言會接辦。並於是年6月20日，正式辦理移交手續。從此，輔仁大學的主辦團體便是德國聖言會，學校由此獲得了充裕的辦學資金和人力資源（教授和管理者），而且因為德國和日本是盟國，故它能夠繼續在北平辦學而未被日本強佔。

1937年秋，輔仁大學在全民族抗戰的隆隆炮火聲中，繼續招生辦學。重慶密令北平輔仁大學仍繼續維持原狀，充分利用和德國的關係，聯絡平津其他具有國際性的教育團體，儘量吸收淪陷區青年，培植愛國人士，延續中華文化教育事業。在淪陷區內，應遵循三原則，即行政獨立、學術自由、不懸偽旗，以示正義不屈。

輔仁大學之所以能夠在淪陷區堅持辦學，抵制日偽奴化教育，也與校長陳垣有很大關係。陳垣作為輔大校長及一代史學大師，是學校的精神領袖和一面旗幟，他的言行和態度對學校的生存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淪陷區，陳垣政治上無自由、行動上受監視、經濟上拮据，身邊師友相繼南下，親人分別，他也曾想南下大後方，但考慮到數千學生的學業與心愛的藏書，最終留了下來，與敵周旋，學校因此得以繼續開辦。

　1942年4月，陳垣校長在輔仁大學返校節運動會上演講，痛斥漢奸。

淪陷區“抗日大本營”

淪陷期間，被日偽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迫實行奴化教育，日語被迫作為必修課，教材也被改用日文課本，校門懸掛日本國旗，有的學校蠻橫地要求師生進校門時，必須對日本國旗鞠躬。

輔仁大學也有日偽經常來校盤問搜查，師生要不斷填寫各種表格，學校要經常報告學生情況。從1939年開始，日本派遣細井次郎以第二外國語教授的名義來校做駐校代表。1942年，細井次郎又升任為日文系主任、校務長首席秘書，兼任附中學監。此後派來的日籍教師逐漸增多，學生中也有許多日偽特務，一起對輔大師生進行監視。在此情況下，陳垣校長與德國籍天主教聖言會司鐸出面與日偽交涉，堅持學校不掛日本國旗，不用日語課本，不把日語作為必修課，從而使輔仁大學成為淪陷區唯一不懸掛日偽旗幟、不讀日偽所編寫的旨在推行奴化教育的教材的大學。

但是，日偽並不甘心輔仁大學的特立獨行。1938年5月，日軍侵佔徐州之後，強迫北平全市懸掛日偽國旗，並強令群眾上街遊行慶祝。輔仁大學及其附屬中學，堅決拒絕這些無理要求，結果日偽震怒，強令輔仁大學及其附中停課3天，並多次派人“質問”校長陳垣。陳垣回答：“我們國土淪喪，只有悲痛，要慶祝，辦不到！”堅決不掛旗，不遊行。

陳垣和文學院院長沈兼士等人還巧妙地進行學術文化抗日。陳垣在1940年的《輔仁年刊》中題詞說：“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這裡的“蠻貊之邦”指的是淪陷區。因為陳垣看到個別輔仁大學畢業生在為敵偽做事，甚至欺壓國人，感到十分痛心，因此勸誡同學們一定要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淪陷區，也不能言語無信，甚至幹助紂為虐的事。陳垣引用這些經典，諄諄告誡學生，日偽明知其深意所在，但因引用的是儒家經典，也對他無可奈何。

沈兼士先生是漢語言文字學權威，在淪陷區，他常用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寫文、賦詩、撰聯憤斥日寇。如在《“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文末落款為“民國廿五年二月廿一日打鬼節沈兼士寫成於北平”；在《吳著經籍舊音辯證發墨》文末為：“民國廿九年四月四日寫於北平寓廬之抗志齋”；在《殺、祭古語同源考》文末為：“二十八年除日於北平寓廬之識小齋”。這裡的“打鬼節”、“除日”、“抗志齋”均表示出鮮明的抗日色彩。1941年，他給高步瀛的輓聯雲：“冀北馬群空，後進何知失大老；天上欃槍落，家祭無忘告乃翁。”他用欃槍（掃帚星）比喻日寇，表示日寇必敗，中國必能雪恥復國。在敵偽嚴密的文字獄羅織下，旁人為之捏一把汗，而沈兼士卻處之泰然。他曾給山東曲阜孔廟和同人及弟子寫過這樣一副用甲骨文寫的楹聯：“九有無人御虎兕；萬方今日競龍蛇。”解放後，當時的“通懦”陸辛農先生見到這副楹聯曾評價說：“沈先生真了不起，不愧是位抗日的英雄人物，他居然敢在日寇侵華的最猖狂時期，在淪陷區內寫出這樣激憤的抗日詞句，難能可貴！”他解釋說：“九有就是九州，就是中國的國土。虎是猛虎，兕原指犀牛，這裡用為野牛的意思，是指日寇。這句話是說九州大地淪喪，一任虎兕橫行，竟然無人能駕御。下聯是指二戰，整個世界都在龍蛇相爭，天下大亂了。”陸先生說：“好在這副楹聯是用甲骨文寫的，日本憲兵隊就是發現了也不知寫的是什麼。可萬一認出來呢，那可就要掉腦袋呀！”

由於沈兼士生性剛烈，每談國事，不顧場合，必痛詈敵偽而後快，以此深為敵偽所忌。特務跟蹤之外，又在輔仁大學國文系派了幾名日本特務，以監視他的言行。這些日本特務，考入學校時用的是中國人的姓名，每人說一日流利的中國話，只是後來才漸漸被人知道他們是日本人。畢業時，國文系畢業生宴請全系教師，這幾個日本學生魚貫地向教師們逐一敬酒，惟獨不敬沈兼士先生。沈兼士對同仁和家人說：“敵我分明，好得很。這也算是我們教書的一項成績吧，至少教會他們先別敵我再論師生嘛。”

1937年，北平淪陷後不久，沈兼士、張懷、董洗凡、英千里等幾位輔仁大學教授秘密組織“炎社”（紀念顧炎武的社團），借研究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氣節的學者顧炎武學說為名，激發師生愛國、愛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熱情，以人心不死、國家不亡相號召，鼓舞師生奮發圖強，刻苦求學，積蓄力量，以待來日報效國家。他們邀請北京文教界愛國人士參加，輔仁大學的師生率先紛紛加入。為團結更多的愛國人士，1939年夏，“炎社”擴大組織為“華北文化教育協會”，簡稱“華北文教協會”。協會實行委員會制，沈兼士為主任委員，張懷為書記長，張懷、英千里、董洗凡、徐侍峰以及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牛繼昌等人為委員。會員發展很快，當時的北平各大學以及一些規模較大的文化機關，如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館等，都設有華北文教協會支部，後來還在開封、濟南、太原等地設有分會，在北京總會的領導下組織各種抗日活動。

“華北文教協會”秘密進行的各種抗日工作主要有：一、在課內外向學生宣傳不畏強暴、不受利誘、不向敵人投降等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二、教育青年學生刻苦學習，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報效國家，通過秘密渠道向後方輸送願做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學生；三、組織各種抗日鬥爭活動；四、出版各種抗日書刊，鼓舞人民抗日鬥志，如組織人力將夜間偷聽記錄下來的重慶電臺的抗戰新聞油印出來，是為《時事簡報》。在當時敵偽軍警憲特嚴密監視高校知識分子的情況下，有膽小的怕遭逮捕，身上不敢攜帶《時事簡報》出校門，只有沈兼士自願隨身攜帶好幾份報紙，傳遞散發到社會上；五、為保護失業知識分子的節操，經濟上救助知識分子。“文協”領導英千里和董洗凡從大後方籌得一筆款項，編輯出版《辛巳文錄》，鼓勵他們寫文章編輯成論文集，給他們發放稿費，維持生活。他們和輔仁大學的領導陳垣、張懷商量，在輔仁大學經費極為窘迫的情況下，聘請了一些知識分子到輔仁大學兼課，如唐蘭、梁啟雄、張子高、繆金源、褚聖麟、徐獻瑜等先生，每週2至3小時，每月送40至60元課時費，補助其生活。為幫助輔仁大學的貧困生，1940年沈兼士成立了“陳援庵獎學基金”，約請京劇藝術家郝壽臣義演，籌備了3000大洋，每年定息獎給學習成績優良的貧困生；六、舉辦輔仁工友夜塾，開啟民智，並呼籲輔仁大學各系學生到夜校任教，教工友們讀書認字、學英語、打算盤。

當時日本憲兵隊和偽警察局派了不少間諜特務到輔仁大學，在他們的秘密監視下進行抗日工作相當不易，隨時都有被逮捕的危險。1942年12月，輔仁大學秘書長英千里、訓導長伏開鵬等多位同仁，因從事抗日活動先後被捕，英千里等不屈不撓，後經營救被釋放。1944年2月至3月間，日本為做侵略中國的最後掙扎，大規模搜捕抗日組織和工作人員。1944年3月，日本憲兵隊逮捕了英千里，並從他家裡抄出“華北文教協會”主要會員名單。20日後，校內外“華北文教協會”的骨幹幾乎全部被捕，如校內的師生張懷、董洗凡、徐侍峰、歐陽湘、趙錫禹、左宗倫、鄭國棟、左明徹、孫碩人、朱錦章、葛信益、趙光賢、葉德祿、高嬰齊、吳師循、李鳳樓、秦晉、孫金銘等30多人被捕。經過4個多月的關押審訊後，日寇華北軍事法庭將“華北文教協會”主要負責人張懷、英千里、董洗凡、英純良等分別判處15年監禁，其餘人員分別判處7年、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他們在日寇監獄裡關押了一年多，受盡各種酷刑折磨，落下不同程度的終身殘疾。但他們始終沒有屈服，直到1945年7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夕，才獲得自由。沈兼士和陳垣、英千里、孫金銘等師生在非常險惡的環境裡，將生死置之度外，勇於發揚捨生取義的傳統美德和愛國主義精神，保持民族氣節。輔仁大學因此贏得“抗日大本營”的美譽。

1941年9月8日，輔仁大學同仁合影。

愛國青年嚮往之地

在日偽橫行的特殊環境裡，輔仁大學師生們歷經艱辛，克服了日偽的干擾、威脅、利誘和經費拮据等問題，不僅使學校延續下來，而且還從多方面取得穩步發展。如師資隊伍擴大；開始招收研究生；增設附屬小學和幼稚園；擴大本科教育招生規模；增設女子學院，開始招收女生。

淪陷時期，在其他各校或停辦、或內遷的情況下，原屬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的一些教師，由於一些主客觀原因不能隨校內遷，又不甘心在日偽控制的學校任教，因此不少知名教授進入輔仁大學任教，如薩本棟、楊成章、高步瀛、顧隨、張子高、袁翰青等。

1938年秋，輔大文科研究所史學所、理科研究所物理學所開始正式招收研究生。此後又分別增加了生物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研究生招生點。1943年，輔仁大學設立了附屬小學和幼稚園，作為教育系學生實習學校。至此，輔仁大學發展成為擁有研究生、本科、中學、小學、幼稚園等完整系統的教育機構。本科生招生規模逐年擴大。1936年，輔仁大學招生331人，在校生810人；1938年，在校生達1265人；1941年，在校生達到2267人；1942年，在校生達到2413人；1945年，在校註冊學生達到2271人。

1937年4月，輔仁大學以19.9萬大洋購得舊恭王府，1938年9月，增設女子學院，由聖修女會主持校務活動，以新購的恭王府作為女院校舍。當年，文學院、教育學院各系以及理學院的數學系，開始破天荒地招收女生，之後，其他各系也開始招收女生。

1937年至1945年，輔仁大學共培養本科生2199名，平均每年畢業275人，另有幾十名研究生畢業。值得指出的是，輔仁大學實行嚴進嚴出的原則，本科生、研究生文憑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這些畢業生有很多成為著名的學者、科學家、院士、政治家等。

淪陷時期，廣大淪陷區青年紛紛以考入輔仁大學為榮。儘管當時輔仁大學學費較高，“偽大學”免費，但愛國青年就是不考那些“偽大學”。原先在北大、清華等高校就讀的部分學生，無法隨校內遷，便也轉入輔仁大學學習。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是淪陷區愛國青年嚮往之地。這也是輔仁大學能得到很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