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3 23:00:10 曉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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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解读《大败局》，作者吴晓波在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之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想尽量用一种诙谐、轻松的笔调来描述中国证券史上这段最为血腥和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要说的故事中的主角们，满足了人们对这个商业时代所有狂暴的想象，他们曾经都是证券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人物，在神秘和血腥的资本市场上扮演着狂敛财富的庄家角色。

在2004年8月新华社有一篇报道，叫做《中国第一批操盘手的真实下场》，他披露了29名股市操盘手的结局，其中只有一人守住了自己的财富，其余28人或入狱、或逃亡、或失踪，都没能有一个好的结局。

我们故事的主角便是这其中的一支队伍，三个主人翁分别是：朱大户、K先生、小丁，我们先介绍朱大户。

朱大户

朱大户没有多少文化，早年是在建筑工地上开装卸车的。跟德隆唐万新一样，他在92年那次股票认购风波中掘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就一直在股市里混。他选股票的眼光很好，赚到了很多的钱，成了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

1996年前后，股票操纵之风渐渐兴起，有人靠坐庄操纵股价发了大财，朱大户也跟着动了这样的念头。他瞄准了一只叫康达尔的股票，这是一家养鸡公司，业务一直较为稳定。朱大户拿出两个亿，在二级市场上悄悄购进了康达尔近90%的流通股，这已经是他全部的家当了。

正当他打算撸起袖子大炒康达尔的时候，97年的禽流感爆发，康达尔的股价跌了一半，他的家当全部身陷其中动弹不得。他沮丧的跟人说：“这一年，除了那些被杀的鸡，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人。”

98年，他坐上了到北京的飞机，去见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K先生。

K先生

这是个作家，他用K先生这个笔名，在证券类媒体上发表些股评文章，平时自己也炒炒股票，他的偶像是股神巴菲特，K先生一直梦想着能建立一家中国的伯克希尔公司。我们都知道，巴菲特的信条是价值投资，但中西方资本市场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K先生曾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写到：“由于中国上市公司质量的普遍低劣，使得股民根本无法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股票。”

K先生发现很难在那时的中国资本市场，实践价值投资。所以他将股市中赚的钱投到了炒期货中，结果亏了个精光，还欠下了上千万的债务。

这个时候，K先生也注意到了中国股市坐庄的“可操作性”。也就是在这时，已经把盘子控起来的朱大户出现在了K先生面前。他对朱大户早有耳闻，这个人是出了名的草莽汉、心狠手辣且信用不好，在关键时候从来不管合作者死活。K先生以文化人自居，本是看不起这种人的，对其人品又怀疑，但是利益当前，K先生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K先生和朱大户签了一个协议，由他来组织资金接下朱大户手中一半的流通股，但是朱大户不能中途退出，还必须帮忙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实现对公司的彻底控制和重组。身陷死地的朱大户只能接受这些条件，他没有改动协议一个字。就这样，这个组合即将在中国股市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见的“血雨腥风”。

小丁

这两个人想要做成大事，还缺一个懂专业的超级操盘手，这时候，小丁出场了。

小丁智商超高，记忆力极好，精于计算，对证券有异于常人的狂热。他原本是一家证券公司的交易员，K先生是他的客户，几年打交道下来，小丁深深的为K先生的理念和炒股天赋所折服。他认为举目国内，没有第二人比K先生更加透彻的了解中国股市。于是，他毅然辞去了收入丰厚的交易员职务，跟随K先生办起了小小的工作室。

还有一家实业公司的总经理是K先生最大的债主，但是他也对K先生的股市理论十分痴迷，在了解了他们的康达尔项目之后，这位总经理立马就为K先生他们找来了1千万元的融资，并将自己深厚的人脉都推荐给小丁。小丁开始马不停蹄的飞往上海和深圳，奔走于各地的证券营业部之间。

接盘侠组合

简单的说，他们的操作手法如下：朱大户先给K先生一部分康达尔的股票，K先生以此股票做质押，证券营业部为其担保，吸纳资金。

在高达15%的超高融资中介费的诱惑下，融资出奇的顺利。小丁每融到一笔钱，K先生就用它去购买朱大户手中的股票。再用购买来的股票拿给小丁用于抵押融资，如此反复循环，几个月就融了将近4个亿，这个时候，他们就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康达尔。

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持股超过5%就必须举牌公告。为了避开这一条款，小丁先后动用了1500个个人账户来购买股票；K先生则组建了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干的公司分头收购康达尔的国有股，最后K先生成为了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董事的11个席位中，K先生的人占据了7个，而他自己则始终隐藏在幕后。

关于董事长的人选，K先生也颇费心机。这个人必须拿出钱来买公司的股票，如果钱不够，可替其找银行或券商借，前提是这些股票必须授权给小丁来控制。如此一来，康达尔的董事长成为了K先生任意指使的大玩偶。

当K先生进入董事会后，他才发现自己被朱大户耍了。康达尔业务瘫痪，内部财务出奇混乱，俨然一家被内部人掏空的烂公司。K先生骨子里还是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气质，他一开始也许真的想学巴菲特，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让一家濒临困境的公司重新焕发生机，在这一过程中放大公司价值，实现资本市场上的增值。可惜，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无论如何，此时的K先生已经骑虎难下。如果几个月前，他还是一个只有欠债1000万元、还能指点江山的著名股评家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时背负着4个亿的债务，不管他喜欢不喜欢，这场游戏，他都必须玩下去。

K先生坐庄

一方面，K先生手中康达尔的流通股是散户流通股总和的6倍之多，操纵股价对他和小丁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经过一段时间，康达尔的股价已经操纵到和禽流感来袭之前相差无几了，但是这种自抬自拉的行为，并没有吸引到太多的股民参与其中。

另一方面，K先生开始发挥他超级股评家的风采。他循序渐进的在各大的周刊上撰文，引诱普通股民关注康达尔；并宣称康达尔完成重大重组，将涉足生物医药和网络电信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就当K先生为股市大声唱好时，两年来如懒熊瘫地的股市毫无预兆的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这波行情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于是K先生的分析文章成了吸金石，越来越多的股民投入到了这场炒作中。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之后，康达尔的股价翻了一倍多，全然一个高科技大牛股的形象，康达尔在这波大涨行情中更名为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构筑“中科系”

接下来，K先生开始大量收购上市公司，构筑他的“中科系”。与唐万新等众多庄家一样，K先生入主上市公司并不是从二级市场上一点一点买进股票，而是瞄准了国有资产主管机构手中的法人股，这样的交易成本低，而且不会受到监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中国股市独一无二的股权分置结构，才给了像K先生这类的投机客以周旋和倒腾的机会。

收购公司和操纵股价需要大量的资金，但这个时候的K先生在证券圈内已是威名赫赫，送钱的人排成长队，以致1000万以下的投资者都被拒之门外。他先后与国内120家证券营业部建立了融资关系，后者为了抢夺让人眼馋的中介代理费，为中科创业四处找钱，融资额超过了惊人的54亿。

就这样，K先生、小丁、证券公司、律师等等围绕着中科系形成了一条充满罪恶气质的，非常罕见的庞大利益链条。这种行为，K先生自己也知道是触犯法律的。甚至如果将融资协议放在到桌面上，就连见证并签字的律师都是可以丢监狱的。

这些人不是法盲，不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小商小贩，恰恰相反，他们个个都学识渊博，精通法律条文，是这个商业社会中的顶级精英人士，可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所有人都突破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中科系的成形可以说是中国证券业的一大耻辱。

当股权到手，资金到位，共犯链条形成后，K先生和小丁开始了他们的庄家运作。其操纵手法并无新意，与康达尔时期如出一辙：就是不断的发布资产重组的利好消息，大规模的利用手中的股票账户对倒，自己卖给自己，不断的推高股价。

小丁的结婚礼物

最夸张的事情发生在2000年的2月18日，这一天是K先生的新婚大喜之日，在前一天，K先生对小丁开玩笑说：“你能给我一份特别点的礼物吗？”小丁心领神会的嘻嘻一笑。这时候的小丁已是中国股票市场上排名第一的超级操盘手了，每天他都要指挥全国各地的70多名操盘手，控制中科系的股票起伏。

大喜之日当天，中科创业的收盘价恰好停在了72.88元。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7288，这是“妻儿发发”的谐音。神奇的小丁用自己的方式给老板送上了一份别人看来瞠目结舌的结婚贺礼，这些叱咤风云的操盘手可以将自己的股价操纵精确到分，可见，庄家玩弄股价真的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内讧崩盘

股市是一头嗜血的怪兽，庄家必须不断的虚假造势，不断炮制像是重组收购之类的新题材新概念，才能够刺激行情，使股价维持在一个可观的高位上。但哪会有一个实业项目能够像股市渴望的那样今日播种、明日收获。这是一个大到庄家小到个人股民都明白的极为简单的道理，智商极高的K先生和小丁不会不会明白这些，但此时的他们已经是别无选择。

让人感慨的是这个惊天大骗局的崩塌，不是因为事情真相败露或操作失误，而是由于他们团队的内讧。

过去两年时间里，面对公司股价的飞涨，最坐不住的一个人就是朱大户了。他的康达尔从亏损2亿的瘟鸡股，变成了如今获利10多亿的俏凤凰中科创业，这简直如做了一场甜蜜大梦一般。抱着这么一大笔账面财富不得动弹，简直是一种煎熬。

因为如果朱大户中途推出的话，他手中握有公司将近一半的流通股股票，一旦大量抛售公司股价必然断崖下跌。所以K先生之前才与他协定朱大户必须将股票死抱5年。但这个时候朱大户心中想的是：

万一证监会发现了中科创业是一场骗局怎么办？万一K先生暗地里抛股把他甩了怎么办？万一，等等等，一个更让他胆战心惊的消息是，北京的证监会已放出风声要加大监督力度，在这种巨大的忐忑不安中，朱大户决定不玩了。

他开始大量抛售自己手中的股票。而另外一边的K先生，他的梦想可是一家中国的伯克希尔公司，K先生选择接下朱大户的抛盘。K先生觉得朱大户会适可而止，因为他如果把全部股票兑换成现金，他也没办法带这么多的现金跑出境啊。

不过K先生还是低估了朱大户，他最终还是全部抛盘，并租了几条小快艇把十多亿现金偷运出了国。

在被朱大户拦腰砍了一刀后，K先生的伯克希尔梦彻底破灭碎了。他计划着把公司所有的资金全部聚拢，继而逐渐抛盘，全面退出中科创业。他相信，靠着他的舆论护盘能力和小丁的高超护盘技巧，他肯定能全身而退。

但操纵股价的恶之花，早已为他结出了艳丽的恶之果。中科创业之前连续两年的上涨，自然让公司内部的人手痒不已，于是内部小鬼们私下建仓买股票，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股价低位时建仓，等待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后，卖出获利的行为被称作“老鼠仓”。

K先生对公司内部小鬼建“老鼠仓”的行为并非毫不知情，以前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朱大户出逃后，K先生生怕稍知内情的小鬼也随之出逃，他开始下令清查“老鼠仓”，聚拢资金。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老鼠仓”的规模之大。本来接下朱大户的烫手山芋就让K先生元气大伤，在清理如此大规模的“老鼠仓”时又引发了股价的剧烈波动，消息最终还是散播了出去，

散户们开始大规模出逃，经历了9个跌停板后，50亿市值烟消云散。于是，建立在一盘谎言之上的中科神话瞬间崩塌。

之前还哭喊着把钱硬塞到K先生手中的债主们包围了中科创业的总部，公司的高层纷纷辞职，与K先生撇清关系。K先生自知大势已去，他不愿再做挣扎，对媒体声称自己在写庄家自述，已经写了6万字，日后将把真相大白于天下。很多人对K先生主动现身暴内部消息的行为非常不解，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是，此时的K先生选择赶紧入狱，也比待在外面被人追杀要好得多。

故事最后的结局，小丁被抓，判处有期徒刑4年。而这个呼风唤雨的K先生失踪了，他，可能出逃了，也可能被人谋杀在了地球的某个角落。而那份已经写了6万字的自述，成为了永远无法说出的秘密。

这个惊心动魄如同电影剧本一般的故事可不是虚构出来的。小丁的真名叫丁福根，朱大户名叫朱焕良，而K先生便是中国股市庄家狂舞年代里，大名鼎鼎的吕梁，真名吕新建。

经济学泰斗吴敬琏老先生眼中的中国股市

健力宝故事中，凯地系的张海；金融恐龙故事中，德隆系的唐万新；和本期节目中，中科系的吕梁，这些人是1995年到2005年间，中国股市中最神秘而凶猛的一群人。他们在法规尚未成熟的市场中上下其手，骄纵横行，以无所不用其极的违规行为和弥天谎言，一次又一次的玩弄着千万股民。

2017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上，有人问及巴菲特如何看待中国股市，老先生说：“中国股市有时像个赌场。”这个说法是不是非常耳熟？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吴敬琏也提出过几乎一样的观点，吴老曾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甚至赌场都不如，因为赌场里起码是有规矩的，你在赌场里总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就是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坐庄、炒作、操纵股价的手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吴老接着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操纵股价的方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相互买卖对倒，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释放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上去，当他们发现散户跟进的时候，就偷偷跑掉。”

“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然后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

我们从德隆和中科的故事中，不难看出吴老描述的这两种操纵股价的手法。

张维迎看中国股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中国股市为什么骗子奇多？因为在中国股市，缺少真正的长期投资者，政府随意管制，大家没有稳定的预期，所以才丑闻不断。”

“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一个寻租场。管制使烂柿子值钱、好柿子难卖。在西方，如果企业垮了，股票将一钱不值；但在中国，一个企业破产了，可能创造出对壳的需求。在市场中，破产的企业本应不会有人来买；即使买，也不用付多少钱。我要上市，我自己可以上市，我干嘛要披着你的外衣，拿你的壳把我自己给装进去呢？”

“但在中国不同，上市是政府垄断行为，我自己上不了市，就只能借壳上市。你去买柿子的时候，如果烂柿子和好柿子放在一起的话，好的柿子价格也会掉下来。但我们的问题是，好的柿子不让卖，只能卖烂的，所以我只能把我的好柿子混在烂柿子里一起卖。受损害的就是这些好柿子，因为他达不到应有的价格。”

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人吕梁可以创造中科系，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明知吕梁的行为违法，却依然帮助他在数月之内，融资几十亿的中介机构，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有大型证券公司。

然而因涉案者过多，或因法律界定的不清楚或其他什么原因，相关责任人后来并没有受到任何司法追究。不仅如此，其中不少责任者在风头过后仍官复原职。近年来，监管当局为证券市场激浊扬清做了很多事情，一连串股价操纵案被查处、被曝光、被绳之以法，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中国资本市场的败坏，正是由于这些庄家操纵股价的结果。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所以我们从经济学界听到的声音主要还是把问题落在了制度建设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