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5月28日，一年一度的“運茶大賽”正式拉開序幕，張掛有雪白風帆的16艘飛剪船（Clippers）聚集在福州茶港羅星塔下，整裝待發。它們開足馬力，滿載著英國人翹首以盼的新鮮武夷茶，爭先恐後向倫敦進發。由於首先抵達倫敦的茶葉每磅能多賣3-6便士，最快到達終點站的飛剪船將成為此次比賽的最大贏家：拋開英國茶商給予的鉅額獎賞不說，它們還將獲得在福州優先裝茶的特權。

從福州到倫敦，最快的飛剪船也得90多天。當它們依次駛至格雷夫森德港口時，聞訊而來的英國茶商和品茶師佈滿整個碼頭，“有的茶葉經紀人甚至在屋頂安裝風向標，如果風向標指向西南便意味著茶船很快到達，馬上派人騎馬急馳郊外通知等待在那裡的茶商”。他們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等來了武夷茶。第二天，倫敦茶葉店的櫥窗裡，將會塞滿標有飛剪船船號的茶樣。畢竟，在英國倫敦，供應本季節第一批武夷茶已成為一種風尚。

19世紀40年代，為了讓中國茶更快地抵達歐美，獲取更多的利潤，茶葉飛剪船應運而生。它船身細長，尾艙展寬、船首尖而突出在水面上，易於長途航行，在帆船中速度最快，故而得了這個形象的名字。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茶葉貿易中，飛剪船發揮了重大作用。這20年既是飛剪船的黃金時代，也是福州茶港、武夷茶享譽全球的鼎盛時期。

“壞了的茶”竟成歐美暢銷貨

茶的英語“tea”起源於廈門方言的te字，荷蘭人最早從廈門得到茶葉並把它介紹到歐洲。1689年，150擔中國茶葉由廈門出口直接前往英國，開啟了中國內地與英國茶葉直接貿易的新紀元。中國綠茶“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很難打開西方市場，倒是味道醇香濃厚，更耐沖泡的紅茶武夷茶符合英國人口味，“往裡面加糖和牛奶有助於使其更為可口”。

廈門臨近產茶區，“一口通商”之前，很大一部分武夷茶由廈門港輸出，遠銷歐洲大陸國家，頗受歡迎，以至於早期武夷茶几乎成為中國茶的代名詞，英商中更是出現了非武夷茶不採的現象。說來，武夷茶的發現純屬偶然。明代晚期，戰亂頻繁，一次一支軍隊路過福建崇安星村，見天色已晚便駐紮在茶場，當時正值採茶時節，袋袋剛採摘的茶葉還沒來得及及時烘乾就被軍人用作床墊鋪睡。軍隊走後，躲在山中的茶場主人見茶葉經重壓發酵變黑，發出一股特殊的茶香，心急如焚，以松柴將茶葉迅速烘乾。怎知烘乾後的茶葉呈烏黑油潤狀，看起來像是壞了的樣子，茶廠老闆只好將它們挑到星村茶市賤賣，不成想“壞了的茶”反受荷蘭商人青睞，武夷茶成為歐美茶市的暢銷貨，風靡十八九世紀。

對於如此重要的出口商品，清政府一定不會放任不管，武夷茶的運銷路線必須按官方指示進行。1757年，乾隆規定廣州“一口通商”，“閩、皖商人販運武夷、松蘿茶葉，赴粵省銷售，向內河行走。”西洋船不得不收泊於粵海關進行貿易，最早向歐洲批量輸出茶葉的廈門港沒有再發展，廣州一躍成為中國最大茶港。

行商壟斷武夷茶外銷

“一口通商”時期（1757－1842年），廣州是唯一的合法貿易港口。中國外銷茶的基本轉運程序為茶農——茶販——茶莊（或茶商）——十三行——洋商——外國消費者，武夷茶也不例外。茶販多受僱於茶莊，採茶時節，茶販深入茶山，直接向茶農收購毛茶，轉售給茶商或茶莊。

武夷茶主要產於崇安縣武夷山麓，距崇安縣城50裡外的星村和崇安城外15裡的赤石街為武夷茶的兩大集散地，分佈有眾多茶莊。如星村的著名茶莊永豐福、福茂新、同泰榮、華記和炳記等，年產茶多者1500箱（每箱30斤），“而赤石的茶莊中最大的是美盛、文園、協盛和森泰，年產茶多者約4000箱”。

茶莊主要業務是茶葉批發，同時負責茶葉的精加工，也有一些茶商或批發商繞過茶販，直接深入武夷山收購毛茶，運往廣州。茶商資本雄厚，但仍要受制於行商，作為清政府制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十三行擁有經營武夷茶的特權，茶葉價格大部分由行商決定，他們處於武夷茶外銷貿易鏈的上層，對內聯繫茶商茶農，對外與外國商館簽訂合同，銷售茶葉。武夷茶經長途跋涉至廣州後，為了滿足外商對茶葉包裝及品種分類標準的要求，行商會在自己的包裝廠裡，對茶葉進行再加工。部分行商在內地茶莊僱有代理人，確保供貨來源，免受茶商牽制。

1784年，英國降低茶葉稅，開始在中西茶葉貿易中占主導地位。“一口通商”時期，英國只能在廣州購買茶。每年3月，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代理處的英商館與行商訂立合同，交茶一次，冬季再交一次。雙方採用的是預付制模式，即提前向行商提供定款（一般為茶款的50%），以確保茶源穩定。行商得到預付款後如法炮製以茶款的70%－80%貸給茶商，再通過茶商放貸於茶農。如販運至廣州的武夷茶“有時價格是頭一年已經講好，並曾預付了款項以幫助茶農，東印度公司即常常通過行商預付款項，藉以獲得質量好的茶葉”。

行商壟斷時期，閩籍商人在武夷茶外銷貿易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不消說，從閩北運茶到廣州的茶商大多數是閩南茶商，“如廈門的皇商老安官、秀官、寇官、葵官和唐官都到廣州與英國公司從事長期的茶葉貿易”。那些為茶商收購茶葉的小販，也大都是閩南人。據《廣東十三行考》所述，當時13位行商中，有10位是閩籍商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同文（孚）行創始人潘振承和怡和行的伍秉鑑。

閩籍行商主打“品質”牌

1742年左右，在外積累多年與外商貿易經驗的潘振承於廣州開設同文行，經營對外貿易，販賣絲茶。並於18世紀70年代包攬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出口，獲利頗豐。潘振承非常注重同文行信譽與武夷茶品質。178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部將同文行於1781年出口至英國的1402箱武夷茶退回，原因為質量低下。出於對同文行信譽的保證，潘振承對退回的質量低下或不合格以及運輸過程中致損的茶葉給予了賠償，開洋行向外商退賠廢茶之先河。英國商業夥伴稱讚他為當時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更加願意與他合作。

潘振承死後，兒子潘有度接手同文行，為了保證武夷茶質量，潘有度通常只向特定的合作伙伴購買，不會為了擴大茶葉貿易量而降低品質。在1795－1796年及1796－1797年兩季與東印度公司的茶葉交易中，同文行品質不符的茶葉量遠低於其他洋行。極好的商譽為同文行帶來了可觀的收入。

和潘振承一樣，在茶葉的對外貿易中，伍秉鑑打的也是品質牌。“無論是保證書還是茶櫃上的商標，他（伍秉鑑）都言行一致，在倫敦、阿姆斯特丹、紐約或費城，他的茶葉質量絕對保證”。1801年，伍秉鑑接手父親伍國營創辦的怡和行，不過30年的時間，怡和行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交易裡佔據了極大份額。拿1830年來說，這一年怡和行賣出的茶葉是50800箱，價值127.4萬兩，在整個東印度公司購買的中國茶裡，有18.6%來自怡和行，這還沒算上其他國家商人從怡和行購買的茶葉數目，如果將所有加在一起的話，怡和行每年賣茶葉的交易額能達到幾百萬兩。

伍秉鑑的祖先原在武夷山種茶為業，伍氏家族在武夷山區亦有大片茶園，從閩北組織大量茶葉至廣州出口中間經過多道程序，流程之複雜，隨便哪個環節出問題都會影響到武夷茶的運送時間和質量。對此，怡和行專門制定了一系列措施，確保武夷茶能又快又好地按時交付。到1834年，“伍秉鑑不僅是行商中最重要的成員，而且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其家族財產（2600萬元）差不多等於清政府全國年財政收入的一半。難怪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伍秉鑑也名列其中。

長途跋涉的運茶之路

武夷山有一水可通閩江五虎門，但在“一口通商”時期，這條水道只可行船不可通海，本可走海路直運出口的武夷茶只得繞道由“內河過嶺行走”，18－19世紀著名的福建茶葉貿易商路由此形成。這是一條水陸兼程的貿易路線，1442公里的路途，需50－60天才能到達廣州，由十三行負責將茶葉統一打包出口。這條運茶之大動脈涵蓋福建、江西、廣東三省，所經之處，挑夫、船伕達數萬之眾，沿途每一個關卡，數不清的茶船列隊等待，堪稱福建茶葉貿易史上的奇觀。

第一段是出武夷山至贛州。在星村、赤石，武夷茶被包裹、標記好後，置於木筏上（每筏載12箱），運至崇安，靠苦力搬運，攀越武夷山而抵江西鉛山。這一路上，山道寬約2米，上面鋪滿了小方塊的花崗岩，苦力每次只能擔運1－2箱，平均下來，8天之後才能到達鉛山。至鉛山後，茶葉被裝於小船上（載重22箱）運至河口，自河口換載重量約200箱的大船順上饒江而下，出鄱陽湖，再溯贛江而上，經十八灘之湍急地帶抵達贛州。

到了贛州後，自福建而出的武夷茶被裝在載重量約60箱的船上運至南安，重回福建境內，然後經苦力扛負，穿梅嶺抵南雄，又由船載到韶州，經稅吏檢查後，再換大船（載重量約500-600箱）順北江而下，經珠江到廣州，繞來繞去，總算抵達終點。

長途跋涉後，武夷茶的運價大大提高，“每百斤運費銀三兩六錢五分，且茶路愈長，沿途關卡愈多，茶稅負擔也大大加重，“自星村至廣州一路共有七個稅卡，逢卡徵稅，外加廣州海關的賄賂用費，到英吉利國，每稅餉又納銀三錢七分五釐”，“茶葉運到英國賣價與武夷山買價，豈止加數倍”。再算上武夷茶從廣州趕往倫敦的時間，新鮮茶葉質量問題堪憂。從18世紀後期開始，西方商人和閩粵茶商開始想盡辦法縮短武夷茶運輸路線。

英國欲買武夷山？

於英國政府而言，從福州直接輸出武夷茶是最理想的情況。早在1787年，英國政府給派往中國第一個使臣凱思卡特的指令中就明確指出，要中國“劃給英國一個地方”作為通商口岸，此口岸必須“靠近上等華茶的出產地”，方便茶葉貿易，可惜凱思卡特尚未抵達中國即病死途中，他的任務後來交到了英使馬戛爾尼的身上，未果。

倒是閩粵茶商開闢了一條新路線，大大節省了運茶的時間。1811至1812年，這條以水路為主的新路線開通，大致為：從星村載50箱茶葉的船直接航行至武夷河口，再從武夷河口沿崇陽溪順流而下直達福州。然後於福州換帆船海運抵廣州。整行程耗時20多天，“運費每擔四錢三分，比內河過嶺行走的路線節省三兩四錢九分”。光1813年一年，就有76萬餘斤茶葉經此路線運到廣州，到1816年，茶葉運輸量增至10倍。

如果照此規模繼續下去，清政府將會失去內地關卡稅收入，茶商們直接由海路販運武夷茶，一定程度上也損害了行商的利益。1818年，行商呈請兩廣總督奏準重申禁止茶葉由福州到廣州的海上運輸，一切仍依原樣“由內河過嶺行走”。不過，隨著武夷茶外銷貿易的發展及《南京條約》的簽訂，原本的運茶之路和茶葉貿易規則將很快被打破。

1832年，英船“阿美士德號”對福州沿岸及武夷茶產區進行偵察活動，福州特有的地理位置給這次航行的指揮官林賽（化名胡夏米）和傳教士郭士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見到籠罩在黑暗中的福州陸地時，郭士立就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現在我們已可到達那個供給歐洲人消費的最大宗的茶葉出產地了”，胡夏米表示：“如能獲得許可在此地貿易，對我們國家的重大利益是那麼明顯，自不必待言。僅就運茶到廣州與到福州之間的差別來說，一年……就是節省60萬兩。”

儘管二人向閩浙總督上書“準英商買賣萬望姑容”，胡夏米的要求遭到了當地政府的拒絕和“如果我們膽敢往上駛，頑固地不退出閩江，我們將有丟掉性命的危險”的威脅。在福州逗留27天后，“阿美士德號”只好帶著遺憾回程。兩年後，英國鴉片商人戈登（G. J. Gordon）與郭士立再次前往福建，順利進入武夷茶區，向當地茶農瞭解產茶及茶葉運輸情況。這更堅定英國要求開通福州為通商口岸、開闢新的茶葉運輸路線的決心。1835年又有兩艘英國大船潛入福州臺江內河停泊，英國欲買武夷山的謠言傳遍了整個福州。眼見外交協商無用，英國打算祭出武力手段解決通商口岸問題。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福州、廈門兩個通商口岸相繼為英商打開，英人終於打開了中國東南沿海的茶葉大門。

茶港福州的逆轉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福州於1844年6月正式開埠後，並沒有成為主要的茶葉出口港。1845－1850年間，雖有兩名英國商人記連和康普登來到福州試圖從事茶葉生意，但很快棄地而去。1846年發生的英國商船水手與福州人民的衝突事件使很多外商的計劃陷入停頓，“他們原來打算在福州設行營業的企圖也告流產，原來訂購的茶葉也運不出去，……自從那時以來，沒有一隻商船到過這個港口”，除了外國走私鴉片船隻外。

因數年來無貿易可言，1850年3月，英領事館不得不因之裁員節省用費，將福州領事的地位降低至副領事一級。英國政府甚至產生了放棄福州，改開其他口岸的想法，用福州和寧波來交換杭州、蘇州和鎮冮等三個內地口岸，但最終因中國方面的反對，交換口岸的計劃未能實現。

反觀同期開埠的上海，竟快速崛起有望取代廣州成最大茶港，由“內河過嶺行走”的廣州茶路早已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武夷山通往上海的新茶路：“以江西河口為茶葉集散地，從河口東北行經水路至玉山，再由人工搬運至浙江常山。常山在錢塘江上游，沿錢塘江順流而下至杭州灣，經杭州至上海，由上海裝船輸往西歐。”崇安至上海全程930公里，正常來說，24天即可到達，每箱茶運費一兩7錢，與廣州茶路相比，節省了大量運費和時間。

要不是1853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和上海小刀會分別切斷了武夷山通往廣州及上海的新舊茶路，遠離戰爭紛擾的福州港也不會迎來發展轉機。事實上，阻礙福州發展茶葉貿易的力量很大一部分出自當地官員身上，當時中國上至道光皇帝，下至閩省官員均不願意開放福州，被迫打開大門之後地方官員千方百計加以鉗制，下令華商不得與英商互市通商。1853年新舊茶路被切斷後，時任閩浙總督王懿德奏請暫弛福州海禁，“由海運招商赴崇安運茶，於省城南臺聽夷商販運出口”。以保茶路暢銷，人皆安業。福州成為武夷茶區唯一能保持出口路線暢通的口岸。

有了福州政府支持，美國旗昌洋行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洋商。旗昌洋行老闆祁理蘊與時任上海道臺吳健彰關係密切，上海小刀會起義暫時中斷了運茶之路，是吳健彰力勸祁理蘊派人從福建茶區收購紅茶，然後循閩江直運福州出口。這條新路線耗時48天，比起上海茶路的24天，廣州茶路的60天，效率提高了好幾倍。到1853年9月，旗昌洋行已經有兩隻船滿載茶葉離港而去，“第三隻幾天內也要開駛”。

旗昌洋行之後，外國洋行紛紛在福州開設行口，經營茶葉出口業務。1855年，福州已有5家外國洋行，英國3家，美國2家。到50年代末，不少外國洋行已在福州設立分行，如旗昌、瓊記、恰和、寶順、太平、林賽、雷氏、祥泰等。茶港福州總算迎來了春天。

福州茶葉貿易的全盛期

“一口通商”時期，十三行處武夷茶外銷貿易鏈上端，負責連接茶商與外國商館。鴉片戰爭後，十三行早已沒落，華人買辦和內地茶商成為連接茶商與外國洋行的中間角色。福州當地佈滿了洋行買辦和內地茶商設立的茶行（棧）。如“廣東茶商林阿欽所辦的福興隆，在1859年就為怡和洋行收購了價值超過9萬兩的茶葉，而怡和洋行在福州的茶葉生意全由林阿欽攬辦”。

傳教士盧公明在福州傳教期間，恰是福州茶葉貿易的全盛期，他曾擔任過瓊記洋行的翻譯，參與過茶葉貿易的全過程。在他的筆下，福州是個活躍的充滿商機的富裕茶都。每逢茶季，就會有一批商行聚集在福州郊區，“僱傭大批年輕小夥子、婦女和兒童。他們辛勤地篩選葉子。婦女和兒童每天可賺3-6分，這依他們的技術和知名度而定。他們自己管吃住，而男人們一天能賺5-8分，包括食宿在內”。福州茶行裡，分工尤為細緻，計有“看門，看更，上更，下更，理茶工人，印招牌，裱招牌，打席包人，打藤人，釘箱人，裱箱人，洋行人等列，賬房內人等，買辦，管賬先生，收銀先生，茶樓人等，茶樓，幫茶樓，棧房人等，管倉，管棧，押船頭人，押船人，行艇頭人，水手……”林林總總達五六十種之多，足見福州茶市之繁榮景象。

據統計，1853年至1860年間，自福州出口的茶葉約二億二千六百多萬磅，約值47,401,000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運往英國的。“當這些運茶船隻自福州出發環遊世界時，福州也就開始成為茶葉貿易的著名中心地”。100多年過去了，兜兜轉轉，武夷茶再次從自家門口走向全世界。

19世紀七八十年代，福州茶葉貿易發展到頂峰，可惜好景不長，在印度和錫蘭茶的竟爭下，武夷茶優勢不再，加上國內其他省份紅茶的打擊，輸入倫敦的紅茶，已不僅限於武夷山一地了，久而久之，福州喪失了唯一可出口紅茶的優勢，福州茶港再次沉寂。

到1893年左右，英國雜貨店已不見華茶蹤影，如果有人實在指名要喝武夷紅茶，店主就以印度茶冒充賣之。30年前無數英人視為風尚的武夷茶，就這樣變得微不足道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