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客文化之淵源
門客又有“舍人”、“門人”、“客”等稱呼，他們出自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不從事生產活動，依附於某位權貴併為其服務，以追求富貴尊榮為人生目標。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著深厚的知識結構和獨到的見解，活躍於政治、外交舞臺，例如呂不韋、藺相如、馮諼等，給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門客文化產生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政治原因：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盪不安，諸侯爭霸，群雄並起。周王室日漸衰落，名存實亡，周初建立起來的“親親尊尊”的等級制度土崩瓦解。春秋末期各個強大的諸侯國也趁機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周初如棋子一樣散佈在中原大地的數以千計的諸侯小國已被吞併殆盡”，到了戰國時期，這種“尊王攘夷”的思想也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一統”的思想。為了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統治階級開始招攬一些有智謀、有學識、有才幹的門客為其政權服務並逐步改革政治、經濟、軍事制度。“布衣卿相”便由此登上政治舞臺。範睢、李斯、蔡澤等都曾做過門客，他們雖出身貧賤，卻都通過個人奮鬥成為諸侯中的新貴。這是門客產生的最主要原因。
思想教育原因：周初“學在官府”，只有貴族子弟才享有受教育權。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王綱瓦解，貴族沒落，有的漸漸淪為平民。這些人開始興辦私學，私學的發展使得更多的平民擁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這樣有知識的平民階層也就不斷擴大。另外，隨著教育的解放，思想自由，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各家自成一派開始廣收學徒，廣泛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而那些有抱負、有理想、又不諳於貧賤之士，便在這種環境下學習各家的思想學說。學成之後，有的選擇了周遊列國，成為諸侯的門客，以求得富貴尊榮。因此，作為平民階級的門客，大都師從百家，學有所長，為他們以後活躍在政治、外交舞臺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門客的文化人格內涵
門客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來源於各個階層，擁有著不同的政治、經濟、教育和思想背景。因此，由其自身所反映出來的文化有很大的差異性。
俠義文化人格的闡釋知恩圖報、以身取義便是“俠義”文化的一種類型。作為寄食於權貴之家的門客，衣食住行均依賴於他們的供給，食客們當然會在適當的時機，不顧個人安危和利益去回報主人。豫讓對其主人智伯的忠心與回報是所有門客中最感人的。智伯對豫讓有知遇之恩，當“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後，豫讓逃到山中，發誓說：“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他“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失敗後他又自毀容貌，“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在趙襄子出行時伏擊在橋下，這次行刺又被趙襄子抓獲。
趙襄子對豫讓的行為很是不解，豫讓說：“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豫讓的復仇報恩之舉感動了趙襄子，他“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為了達成報恩復仇的心願，他請求趙襄子脫下衣裳，“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他的俠義報恩之舉得到了司馬遷和後人的敬佩和讚揚，亦讓我們看到了這類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的奪目光彩。
司馬遷在《史記》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描繪四位公子如何養客、用客，這實際上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爭霸，人才優勝劣汰的歷史過程。他們為人處事的態度各不相同，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內涵，但是歸根結底他們在“門客文化中的主客關係是主奴關係，這是由他們的豢養與被豢養地位決定的，這種依附性決定了門客的工具性”。同時，相對於那個紛繁變化的時代而言，門客作為一個複雜的文化群體，也有著奪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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