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泰生平

1.宰相曾布的小舅子

魏泰，《宋史》无传，其生平事迹零星散见于宋人的诗话、笔记、书目题跋中。据现存资料，我们可大致了解这样一些情况：魏泰字道辅，号汉上丈人，晚号临汉隐居，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出身世族，为北宋元褚名士，生卒年不详，未曾出仕，主要生活在宋神宗、哲宗、徽宗时期。其姊魏玩乃北宋著名女词人，嫁曾布，后封鲁国夫人，有文采，以诗词见长，朱熹曾说:“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

2.考试殴打主考官

魏泰虽出身世家大族，姐夫曾布又曾官至丛相，但却场屋不得志，终身未仕。其原因《宋诗纪事》卷二十八引《桐江诗话》载云:“道辅试院中，因上请主文，恃才豪纵，不能忍一时之忿，殴主文几死，坐是不许取应。”此可备一说。其后魏泰一直隐居家中，至徽宗崇、观年间(1102-1110年)，大臣章淳赞其才，欲任以职事，但魏泰已无意仕途，辞不就。魏泰为人爽迈，性诙谐，与人谈笑，莫有能挡其词锋者。虽未能做官，但喜与达官交往，尤好谈朝野趣闻。《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潘子真诗话》云“道辅博极群书，尤能谈朝野可喜事，叠叠终日，作诗自成一家，有集二十卷，号汉上丈人。”

魏泰交游广泛，与王安石、王安国、王雾、黄庭坚、黄大临、徐章悼、米莆、李方叔等皆有交往，尤其是与王安石、王安国和米芾等交情深厚。

二、魏泰生卒年考

魏泰生卒年一直不详，陈应莺先生在《临汉隐居诗话校注))前言中考证：苏轼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而魏泰于崇宁、大观(1102-1110)年间还在，很可能魏泰年龄比苏轼小些。若假定他比苏轼小四、五岁，那么他生年约在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左右，卒年则不可考。笔者认为这种考订猜测成分过多，因而很难取信于人。根据笔者考证，关于魏泰生卒年问题，有几点是可以得到确定的:

其一、魏泰是鲁国夫人魏玩之弟，晋宏忠教授主编的《华夏名人在襄樊》中所记，魏泰之姐魏玩生卒年为公元1035-1097年，那我们至少可以肯定魏泰的生年不会早于公元1035年。

其二、米莆曾作《与魏泰唱和诗》，诗后小序署“乙酉七月”，据查，“乙酉”年宋代共有三次，分别为雍熙二年(985)、庆历五年(1045)、崇宁四年(1105)，此“乙酉”无疑应是崇宁四年。说明此时魏泰尚在世。

其三、魏泰曾作《荆门别张天觉》一诗：

秋风十释望台星，想见冰壶照座清。零雨已回公旦驾，挽须聊听野王筝。三朝元老公方壮，四海苍生耳已倾。白发故人来一别，却归林下看升平。

张天觉即张商英，字天觉，大观三年(1109)六月，宋徽宗罢蔡京相，七月，复召用张商英。张从宜都入注京(今河南开封)，路过荆门(今湖北)，魏泰从襄阳去会他，分手时，写了这首诗。由此可见由此可见，1109年时，魏泰仍在世，与张商英分别后准备“归林下”。而李方叔写有《从德粼至邓城访魏道辅故居怀道辅》一诗，从题目可知作此诗时魏泰己故去，而李方叔生卒年为1059-1109,，正卒于1109年，因此，魏泰应该是卒于1109年。

三、魏泰著述

魏泰著述较多，著有《东轩笔录》十五卷、《临汉隐居诗话》一卷、《订误集》二卷、《书可记》一卷、《襄阳题咏》二卷、((临汉隐居集》二十卷、《襄阳形胜赋》、《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碧云暇》等，惜今所存仅《临汉隐居诗话》《东轩笔录》二书和诗九首及断句四则。

《东轩笔录》是一本史料笔记，记载了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旧事，包括大量朝廷掌故、琐闻轶事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魏泰作为官场旁观者，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及不同于正史的叙述方式，把青年时期和当时朝廷上层人物的所见与所闻记录下来，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掌故、轶事。在宋人的笔记中，《东轩笔录》还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许多记载或为他书所无，或可以证他书，尤其是书中对王安石变法人事的叙述，魏泰记之甚详，可补正史之缺，故常为后世学者所称引。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涉及到该书内容的著作有56本124卷，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引本书达36条，在225种引书中，高居第五位。华东师范大学2006界硕士研究生刘瑞光在其毕业论文中对《东轩笔录》有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临汉隐居诗话》是一部诗话，一卷，七十条，集中反映了魏泰的诗学理念。《宋史·艺文志》著录于集部文史类，《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是书成书年代不详，当为魏泰晚年所作，成于《东轩笔录》之后，书中与《东轩笔录》有重出内容，但对《笔录》中失实之记，误妄之评，皆剔除不用，个别条目则在《诗话》中加以修订和补充，足见其写作态度的严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临汉隐居诗话》“党熙宁而抑元枯，如论欧阳修则恨其诗少余味”，“惟于王安石则盛推其佳句，盖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者。”此说不为无据。但考其书，可发现书中魏泰对诗家的批评，并不尽出于门户之私，而是有自己的艺术标准。魏泰认为“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凡为诗，当使握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可以说，“余味”说是此书的基本论诗观点，有余味才能“感人”，才能“入人深也”。魏泰批评韩愈以文为诗是“押韵之文”，批评西昆体诗人“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指出杜甫诗的好处“非但叙尘迹、擦故实而己”，而在能为“诗史”，以诗哀名将之逝，痛国事之危，望天子“鉴夏商之败”。可见，魏泰对于诗歌与社会的关系是有一定认识的。尤其批评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结果是“方其得矶羽，往往失鹏鲸”，“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一针见血、切中肯繁。在江西诗风方兴未艾之际，《临汉隐居诗话》可能是最早批评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诗话著作。可惜这部诗话著作当今并没受到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