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吴佩孚的命令，张福来邀请樊钟秀自驻地登封，到洛阳巡阅使署晤面商谈。当张福来把招抚之事和盘托出时，樊钟秀成竹在胸地说：“二位大帅有令，怎敢不尽力效命，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收抚几个草莽小杆，区区小事，何劳大帅费神。樊某不才，愿当此任，以十日限，请帅座静候佳音。”
樊钟秀驱马到河南自治军驻地商酒务，受到自治军上下的热情接待。酒醉之后醒来的樊钟秀告诉众杆首：“蹚将生活，虽然自在，终非长策，干绿林这行，兴旺时，叱咤风云，随我所欲；运去时，风流云散，多遭悲惨下场。招安一事关系着诸位弟兄的前程命运，千载难遇，我愿以身家性命作担保，如果中途有诈，请杀樊某首级以谢诸位朋友。”
樊钟秀的至诚赢得了众杆首的信赖，大家心悦诚服地说：“看在樊老前辈肝胆义气的面上，我们愿意追随效命，投诚官军。但我们要求的唯一条件，就是只听宣调，不听调。”
樊钟秀达到此行的目的，异常高兴，对杆首们提出“只听宣，不听调”的要求，满口答应。
樊钟秀与任应岐、张庆等杆头商定归标的大原则后，剿匪总司令靳云鹗又派代表崔汉章三次赶赴宝丰商酒务协商收编的具体条款。收抚大局很快敲定，“老洋人”张庆被编为河南第二游击支队，李老末则被编入张得胜的河南第一游击支队里。
军阀的特点是派系之间争夺权利，争夺地盘，连年发动内战，不断扩军，不断征兵、征粮、征款、派车，加上天灾不断，荒旱连年，豫西百姓早已到了死亡的边缘。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中，他们揭竿起事，冲破军阀的统治，走打富济贫，打家劫舍，弱肉强食的道路，这种以武治武的求食谋生方式不停地演绎着。
军阀的军费开支本来大得惊人，几乎达到极限，对新招抚的饿军哪有能力再供养，只能想办法让其到受灾较轻的地区去就食，于是新收抚的三个支游击队逢令开往豫东。李老末随队开赴豫东驻扎后，以奉令“就地筹饷”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向县府和绅民加派粮、款，绅民见其奉令行事，不敢抗拒，无可奈何。
接着，四川战势吃紧，吴佩孚为发起援川、援粤活动，下令将新招抚的河南游击支队全部开赴四川，利用调虎离山之计，把这几支桀骜不驯的力量调离河南，以毒攻毒，胜则既可剪除孙中山在川势力的熊克武部，败则也能使这几支抚军，在战争中削弱或被消灭，彻底解除心腹大患。
而“老洋人”张庆与张得胜早就看透了吴的用意，不听调遣，提出要求，条件苛刻。吴佩孚知道终难为其所用，同时又惧怕皖系军阀从中怂恿运动，成为肘腋大患，遂秘密策划，暗调五省大军，准备将其包围，就地解决。
谁知事不保密，走漏了风声，张庆、张得胜再次举起反吴大旗，金戈铁马，滚滚而去。在四面剿军的围追下，各路杆众征战一周，历时两月有余，又回到原始发祥地——豫西。但这次却遭到四面剿军的围追堵截，“老洋人”张庆在郏县老爷顶毙命后，部下所有杆子自谋生路，四散而去。
李老末目睹了自治军从铁血数千里的兴盛，到“走麦城”在老爷顶风流云散的衰败过程，深知一杆人马必须有一个精通战术的杆头，而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他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对领兵打仗有了新的认识。此时，他心里异常清醒，吴佩孚绝对放不过他们这些眼中钉，下一步可能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办法进行剿除，有心重新拉杆，时机又不成熟，只好暂且追随张得胜一路西去，投进当年的老上司，已升任镇嵩军旅长的王老五麾下，以寻求立足之地。
镇嵩军本就是一支招匪成军的队伍，无论何时何地，杆众投奔，来者不拒。李老末随张得胜投到王老部下后，张得胜被任命为团长，李老末成为史青山营的部下连长，史青山又是宝丰史营人，在他的营里任连长的还有宝丰的刘惠贤、史光云、胡文西等。
李老末与张得胜被收编不久，就随王老五一起开赴洛阳，在驱逐吴佩孚时立下汗马功劳，“胡憨之战”爆发后，以憨玉琨战败自杀，镇嵩军全线溃败收场。王老五退居卢氏、商南，投到国民第三军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驻防临汝城，之后，又脱离叶荃，改称第35旅，并率张得胜、李老末等攻陷临汝城，在城内驻扎十多天，最后被赵树勋旅赶走。王老五又与国民第三军何遂成联系，被编为何部一师，张得胜任其部下旅长，李老末被任命为张得胜旅史青山团内营长，随王老五移驻陕西南部镇安、安康一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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