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佳妍
圖｜翁佳妍
我可以用五百字給這座住了一年的城市寫個簡介：
里昂是獅子的意思。市標「only lyon」比「I❤Paris」帥氣。我第一次知道它，是讀《圍城》。方鴻漸在此瞎搞幾年，學了一肚子沒用的俏皮話；他的女同學蘇文紈靠掉書袋在里昂大學拿了博士，正是我現在混日子的地方。
它是法國第二大城市，但面積可能只有北京的三百分之一，騎車能去任何地方。地鐵輕軌三天兩頭故障或罷工，要是起不來遲到，一個月有三次機會栽贓給它。
它是藍色的。有兩條大河，寬闊可比錢塘江，是真正的藍色，黃色的塞納河相形之下如同水溝。天鵝成群，當它上岸時，你會驚訝於它曲項以下的矮胖。
它是小王子的出生地。老城依山，建於中世紀，有童話裡那種連綿不絕的房子，窄長窗戶，帶百葉窗，俯瞰是一片煙囪森林。我由衷地相信，在里昂長大的小孩，直到三十歲對聖誕老人都深信不疑。
盧米埃爾兄弟的家在城郊，一棟金碧輝煌的大別墅，現已成電影資料館。地下室改成放映廳，放胡金銓武俠片時，觀眾座無虛席，隔壁法國大爺一定需要你中途搖醒。
里昂大致就這些東西，和其他歐洲城市大同小異。一年後，朋友來看我，我已經像《故園風雨後》住慣城堡的塞巴斯蒂安一樣對它外在的美麗過於理所當然，幾乎不能理解他們具有考據精神的城市探索——畢竟，漂亮建築和古蹟，是里昂最不重要的東西。
1
來里昂的第一天，在一間年久失修的廁所，我被各種手寫的標語包圍：「一個社會的構建，不靠烏合之眾，不靠結黨營私，而靠劇院裡演的東西，那些喜劇和悲劇，這是我們活著的理由。」
沒過多久，我見到了理查夫人。她教文學，是我入學面試考官，也是我理想中的法國女人，五十歲，花白卷發，天然材質衣服下露出一雙匡威。五十歲生日，她丈夫送她由薄至厚五十本書，他一定非常愛她——在里昂，一本書七八歐到三五十歐不等，五十本是一筆鉅款。
面試的官方對話結束後，她丟開考題，托腮興致盎然和我閒聊了一番，然後決定把我分到法語高級班。我謙虛了一下：「哎，我沒這麼好的。」她認真地說：「那我會酌情考慮你的意見。」提筆在我的考卷上寫了點什麼，邊寫邊念：「我認為考生能力可以，但考生覺得自己不可以。」
我真的被降級了。但很快，我開始慶幸這件事——理查夫人成了我的班主任。
第一堂課讀小說選段，一個有文學夢的家庭婦女遇到心儀作家，作家問其姓名，竟然一時語塞，說不了話。回家懊惱無比，給作家寫了一封信。選段戛然而止，佈置作業：寫這封信。
我們被她慣壞了。寫詩，寫外星人突襲里昂，續寫《暗店街》，改寫《天使愛美麗》。「愛是一場巨大的幻覺。」她在課上朗讀考卷，眼睛發光，「太美了。」理查夫人不打分，只在感同身受處用紫墨水標上「oui!!」（對！），滿頁漫山遍野的紫色批改，像普羅旺斯的花田。
她有課前談話，每週見面，花半小時輪流聊本週趣事。班裡不少學生整天悶在家啃書，她很不滿：「考試是小意思，重要的是享受語言。」她索性把我們拖出課堂，去一個旅行紀錄片電影節做志願者，「進入真正的里昂社會。」
電影放映廳在一艘遊輪上，持續整整一個週末。她比我以為的更瞭解我，更改了我的服務項目，把我調去吧檯賣酒——這是我的童年願望。
那個週末，我站在櫃檯後面賣酒和咖啡，打壞的啤酒自己喝掉，偷熱紅酒分給朋友。喝多了的我變得十分話癆，法語流利了一百倍，賣個酒能和導演聊十五分鐘。很快，我知道一名滿頭髒辮的英國導演花四個月從北京騎自行車到西藏，還知道一名跟我差不多大的法國男生在阿拉斯加一個人呆了小半年，回來唯一感想：「真的超孤獨，也超自由，兩者都令人無法忍受。」
客人少的時候，理查夫人叫我下船艙看片，正是那部《獨自在阿拉斯加》。這部片是攝像機架在三腳架上自己拍的，因為過於孤獨，主角全程和鏡頭說話，向鏡頭展示如何捕魚，捕了半天才撈到一小條，睡到半夜突然有熊闖入，空鏡裡充滿他的尖叫。片尾，他竟然在這片雪原裡遇到了幾個同伴，大家燃起篝火，唱歌跳舞。
此時我坐在底下的船艙，頂上是水和夜的壓迫，我覺得異常舒展，被綿密的自由包圍。聽說我們周一一早就有考試。理查夫人給任課老師打
電話：「能不能推遲考試，週日晚上讓他們好好睡個覺？」 里昂二大廁所裡的塗鴉，關於「我們活著的理由」
2
塞利納在《長夜行》第一頁寫法國人的標準像：「看上去老是忙得要命，實際上他們從早到晚在閒蕩。何以見得？要是天氣不適合閒蕩了，比如過冷或過熱，就看不到他們了，因為他們都躲進室內，喝咖啡和啤酒去了。」
我不能形容得更貼切了。
在各種場所無所事事，是里昂人一天的運行方式。他們總是很閒，彆著工卡的人喝茶也兩小時起步。還不算河岸邊、草坪上的午休，野餐籃裡隱約伸出紅酒瓶，吃不完的麵包扔給鴿子和天鵝，人們在讀書，聊天，午睡，好像永遠沒有要緊事做。
夏天傍晚，里昂人在羅納（Rhône)河邊野餐
如果要拍里昂版的《深夜食堂》，地點就該選咖啡館。里昂的咖啡館總是亮堂堂暖烘烘，尤其在冬天或雨天，給人一種庇護感。
大學附近的「小玫瑰」，加露臺不到50座，是窮學生的客廳、餐廳、吸菸區和研討室。一塊五可以買到咖啡、免費報紙，還有學哲學的服務生指導。桌子極逼仄，只能放下手肘，兩人並排動彈不得，所以里昂沒有胖子。
我們在露天座讀書，聊天，午睡，寫作業，偷聽隔壁老師罵政府、後桌學生爭論文學。下雨刮風，挪下屁股轉進室內，繼續偷聽，寫作業，聊天，讀書，等待故事發生。
比如愛情。
我的朋友羅恩每週繞半個城來「小玫瑰」等我下課，這當然是藉口，他愛上了哲學系服務生。他結帳要花半小時，東拉西扯海德格爾、「你的領帶讓我想到家鄉的雨林」。閒扯半個月還沒勇氣問對方叫什麼名字。
羅恩的出生地是《百年孤獨》馬孔多的原型，他用西語給我讀這本書，因為他的語調，在應該落淚的地方，我都能適時熱淚盈眶。他在馬孔多是個擁有姓名的舞者，然而他的夢想是巴黎。巴黎太貴，折中選了里昂。
還有重逢。
印度裔英國人Mukund是個跟我同齡的倫敦程序員，過著和我之前差不多的都市螺絲釘生活，兩小時通勤，電腦前8小時，然後回家睡覺。一天醒來，他決定環遊世界。
在環遊的第13個月，他和放暑假的我在一個經歷罷工的亞洲小島成了舍友。當時，樓下清場，我們被困室內，宿舍五個人只能輪流下樓買啤酒，他在買酒路上無辜中了催淚彈。
後來，他繼續旅行。在泰國騎摩托出了車禍，摔斷腿又勉強接好，愛上一個波蘭女孩，又在布拉格遭到打劫。某個途經法國的早上，他走進「小玫瑰」，用蹩腳的法語點一杯咖啡，與抬頭管閒事的我四目相對。
因閒人集中，「小玫瑰」成了信息中轉站。靠偷聽本地人聊天，我們得以知道二手集市的信息——在里昂，那是一個能用少量金錢買到大量樂趣的地方。
集市地點不定，通常在週末，什麼都有：二戰時沒有寄達的家書，寫著「爸爸請給我寄點錢」；19世紀死於肺癆的小女孩肖像；題著「送給最愛的Louis」又被廉價出售的精裝書。
我們也叫它「破碎之心市場」。1978年的黑膠唱片像棵大白菜一樣被扔在紙箱裡任人挑揀，最便宜那檔10塊錢，我買到過Patti Smith的《Easter》。拆開竟然有簽名。這應該是個禮物，也許前主人排隊一個通宵才拿到簽名，為了送給什麼人，結果這人連封套都沒拆——我感到目擊了一個可能發生在40年前的傷心往事。
總之，作為一個初來者，這座城市幾乎每個細節都符合我的心意。
二手集市淘到的「心碎黑膠唱片」
3
我的朋友瑪麗來里昂是因為愛，她的故事是發生在里昂的《before sunrise》。
瑪麗是德黑蘭動畫導演，兼職私酒販子。七歲，她的小學要求全文背誦《古蘭經》，她被某些字眼困擾，諸如「懲罰」「畏懼」「災禍」，於是她在需要上交的日記上寫「我恨古蘭經」。學校震怒，罰她一個禮拜不準上學。
她有個非同凡響的父親，數學教授，擁有一個1984世界裡能夠隨便說話的廚房。「所有事都發生在廚房。」他們學會了雕版印刷，自己印刷禁書，在桌子底下傳來傳去。我們一起看《v字仇殺隊》，她數次倒抽冷氣，「這就是伊朗。」
兩年前，她開始出租自家沙發，外國遊客能免費借住，聊天就算房租。於是她認識了住在里昂的德國建築師，在德黑蘭聊了一個月天，她申請了來里昂的學生簽證，在那之前，她甚至沒有聽說過這座城市。建築師說：「我擔心你不習慣。」她說：「不關你的事，我對自己負責。」她成了我的同學。
我去過他們家，一棟中世紀老樓，在聯合國的大本子裡擁有姓名，等於住在博物館裡。爬樓要特別小心，臺階被數百年的住客踩得過於光滑，不扶把手會因摩擦力太小滾下樓梯。
那是真正藝術家的家。所有東西都是自制的，桌椅沙發，棋盤、滑板、吉他，他們甚至種了一片森林。我第一次發現這種不花錢的生活竟然這麼有趣。
他們給我做飯，用櫻桃把米全部染成酸味，飯後搓麻將到天亮，配茴香酒。我們去逛春天百貨，不買，偷學各類衣服如何裁剪拷邊。這番補課卓有成效，連她的婚紗都是自己縫的。我們在教堂後排用耳機聽伊朗民謠，波斯語唱什麼都像唸詩，她跟我解說，這個中老年歌手因政治原因被放逐，母親去世也無法回國，她在我耳朵旁邊和聲。
在瑪麗家，我們邊搓麻將邊喝茴香酒
那個瞬間，我甚至希望時間可以就此停止。但對里昂而言，這只是無數「日常存在」中的一個。
羅恩在「小玫瑰」的愛情沒有下文，但因為過於迷人，他常陷於無謂的甜蜜煩惱。
憑著在馬孔多的名氣，他得到一位「蓋茨比」的欣賞，借住在他家，成了一個住帶泳池豪宅的赤貧人士，一週打工20小時，滿地撿用過的地鐵票（里昂地鐵票在一小時內可反覆用），然後回到「蓋茨比」的家，在蒂凡尼檯燈下眯著眼睛趕作業。
「蓋茨比」愛上了他。他極為不安，決定藉助物理距離冷卻對方的熱情。沒日沒夜端了三個月盤子後，他從別墅搬進赫魯曉夫樓，獨立日叫我去喝茶，除了茶什麼都沒有，只能坐在地上喝。然而他又很賈寶玉，擔心「蓋茨比」孤獨，每個週末不辭辛苦往返探望。
里昂就是由這種不同的「日常」構成的。這裡幾乎擁有全部人種的移民，當列車從我住的郊區駛向市中心，穿長袍的阿拉伯人，穿印花袍的黑人，雷鬼打扮的黑人，西班牙意大利長相的南歐人，金髮的東歐西歐人，穿足球隊服的南美人，為數不多的亞洲臉依次上車落車，和司機說「日安」。
里昂的遊客不多，幾乎所有人都會被默認是本地人，沒人放慢語速說話，人們又那麼話癆，一度非常困擾我。
當我提出抗議，我的法國朋友辯解說：「那是因為我從來沒把你當『外國』朋友，我跟朋友講話都這麼快。」也有好處，在一個經常被抓住問路、拉你投票反對馬克龍會見特朗普、拉你參加遊行的地方，很難產生局外人感。
法國是歐洲的移民國家，人種繁多，因此無法就美達成共識；加上法語的虛偽，禁止說人不美，總之所有人都最特別。但每個人也都不特別，在里昂，幹什麼都不會有人多看你一眼，再加上沒有人拿你當外人，你可以迅速消失在人海中——這讓我感覺安全。
4
即便是里昂人的懶，也沒有令我產生困擾。
在里昂，金融、物流、移動網絡、電子支付長期發展停滯，大家凡事寄信，習慣等待，節奏停在中國的20年前，就算你下午兩點去商店，老闆也會說不好意思今天我想收工了，麻煩你明天來。街邊有些年頭的大樓，也只清洗靠主幹道的那一面。
只洗臨街一面的里昂某政府機關大樓
但對於一些小事，里昂人卻極為在意——他們非常在意小孩子的感受。
里昂的博物館展臺有連綿不絕的腳凳，緊貼展櫃，這突然增高的三十公分，可以讓小孩在上面從一個展櫃走到另一個，擁有和成人一模一樣的視角。
去看電影，小孩能領到一個橡膠坐凳，像一口倒扣的鍋。加高在正常座位上，可以平視熒幕。一次電影放映前，我看到一個小孩坐在坐凳上和爺爺聊電影，鼻尖和爺爺齊平，聊得煞有介事。
有時候，我會懷疑住在里昂的大人其實都沒長大，才會這麼瞭解小孩的需要——在里昂，大家工作懶散，但對玩樂極其認真，還特別擅長從微不足道的事情中找快樂。
附近街區突然出現連綿幾條街的跳房子方格，不知道是誰用粉筆畫的，可以從一跳到好幾百。路上有個小女孩開心得學都不要上了，一格一格跳著往前走，她爸爸拎著她的書包，也在跳，陪她慢慢吞吞地往前走。
瑪麗結婚前，我們策劃了一個單身派對。這是一個藏寶遊戲，十二個謎語被塞進信封，藏在里昂老城的十二個地方：叫喬伊斯的愛爾蘭酒吧，獅子雕像的腹部，一對希臘神話gay情侶的雕像，里昂最熱鬧的冰淇淋店，能看到鐵塔的樓梯……都是我們消磨了無數無所事事的下午的地方。謎語是一條線索，答案指向下一個藏寶處，如果全部解開，將在終點——大教堂的座位底下發現終極寶物。
那天，遊戲玩家多到超出預期。冰淇淋店主把謎語藏得太好了，店員幾乎翻遍整個廚房，收銀員對服務生說：「結婚原來這麼有意思，我得離婚去重結一個。」不認識的路人衝上來擁抱。還有酒吧老闆免費送烈酒綠查特，「我也出個題，必須一口喝完。」
我的朋友鍾萬如花兩小時在電話裡聽我描述，評價：「聽著就累死了，你在北京花頭精沒有那麼多的。」的確，只有在一個有諸多閒人的地方，這種花頭精才搞得下去，遊戲也才玩得下去。
里昂是個無用的世界，好東西並不想用來交換什麼，沒有出人頭地的需要，人們為無意義慶祝。里昂就這點好。
一棵死掉的行道樹。人們給它做了個墓誌銘：「此地長眠一棵樹：1948——2018」
5
這種「很里昂」的美妙感受持續了很久，直到被一次次的考試暫時中斷。
在里昂二大挑高十來米的禮堂，一次突擊考試翩然而至。我翻開卷子，上面只有一道題：貓很可愛，人們喜歡它；雞也很可愛，人們卻要吃它，寫兩頁議論文。
我沒有經驗，按著「很里昂」的路子，全文充滿奇思妙想和真摯感情，評語「結構欠規範」。瑪麗更天馬行空，寫了類似《變形記》的可愛小說，不及格。羅恩還沒來得及用足夠令他滿意的深刻論點填滿兩頁紙，交卷時間到。
法國高考常年以「哲學思辨」和「思想自由」為外人稱道。但事實是，思辨是真的，自由是假的。
塞舌爾先生教象徵思辨和智識的「方法論」和「修辭學」。他黑色，一米九，衣架身材，一身chic，上課像走錯片場的時尚編輯。「邏輯。」他伸出黑色的五指，「觀點，論據，論證，舉例，解釋。」一個一個回收成拳。論證的每一段必須包括這五部分，每一段每一句寫什麼字都有規定，沒有任何發揮空間——遵守規則永遠排在第一位，觀點獨到倒在次要，這與想象不符。
我感覺自己從一個八股泥沼掉入了另一個八股泥沼，等我意識到全世界老師都愛乖學生，腿已經拔不出來了。
一學期小考不計其數，總分20，10分及格，掛科非常輕易，拿14分值得開酒慶祝。留級人數相當可觀。如果在意考分，那緊繃的神經會全年無休。
當初，中國助教欲言又止說理查夫人不是典型法國老師，後來，我才漸漸回味過來這話的意思，只有她會因內容有趣給高分，語法出點錯也沒關係，除了她，鼓勵快樂學習的老師我沒見過幾個，恨鐵不成鋼倒常駐臉上。
我又開始做數學考試的噩夢，應試教育和里昂在我的夢裡媾和了，我不斷用法語考數學，像一臺永動機。
一次咖啡館偶遇，她拿本書在抽菸，問我「最近好嗎？」我說不好，她聽我倒了半小時苦水，只說了一句話：「規則會讓人掌握一種思維方式，掌握以後，就能跳出規則了；但如果不知道規則存在的話，又怎麼跳出去？」
不久後，在學校裡發生的一段插曲，讓我對這句話和里昂有了更深的理解。
馬克龍政府突然宣佈公立大學非歐盟留學生學費漲10到16倍，理由很滑稽：「法國經濟不行，而留學生有錢」，「漲價會吸引更多留學生」。
馬克龍上臺後，惹惱學生數次。先是4月改革高中會考，把原有幾十門考試合併為四門大考，加入推薦制，平民學生上升空間受阻。11月又毫無緩衝漲留學生學費，被認為羞辱了自由平等博愛。
政策出臺後，里昂學生隔天開始罷課抗議。
留學生漲學費，和法國學生其實沒什麼利害關係，但反對者裡法國師生是主力——他們對平等有偏執的要求。上公立大學，留學生和法國學生一樣免費，拿一樣的房屋補助，有一樣的打工時長，用一樣的醫保。
遊行隊伍中，法國學生舉著標語：「一直以來，正是外國人豐富了法國：文化、包容度和經濟增長」、「為了所有人的免費大學」，大家吹著風笛唱起歌。
為留學生爭取權益的法國學生
但自由始終在規則中進行，完全失控幾乎沒有。遊行隊伍敲鑼打鼓穿過學校，但想上課的仍然能繼續。每次罷課，總有人起鬨，想鬧到考試結束，所有人拿平均分。這種願望通常無法實現——罷課需要投票通過，遊行者中也有學霸，攪亂考試的投票永遠通不過。
里昂的自由似乎能被控制在情緒和規則的微妙平衡裡。黃背心遊行時，適逢里昂燈光節，來自全法的遊客幾乎撐爆這個城市。白天，遊行隊伍後跟著警車，頭頂盤旋直升飛機，只要沒有暴力跡象，警方只是默默跟著。到晚上，抗議者按時撤離，廣場讓給節日和遊客。
學期的最後一天，考試結束後大家都不肯散，閒聊數小時。不少人要回國，老師問：「當你們離開里昂，最想念的會是什麼？」
答案各色各樣。
「想念每個人上公交時都跟司機說『日安』和『謝謝』。」
「每天可以親二十個同學。」
「一塊錢的espresso，還有兩塊錢1947年版的《鼠疫》。」
「盛大節日期間，想遊行的還在遊行；但到晚上，遊行自動撤離，廣場讓給節日和遊客。」
「秩序。」
「自由。」
6
摸清規則後，一切開始像遊戲，甚至還能有點收穫。暑假看知網論文，看到一半覺得雜亂，耳邊警鈴大作，出現塞舌爾先生的講課畫面。
「人的思維，」他伸長兩臂比劃一棵樹，「像這樣。」先有大枝椏，五指伸出，是分散出的小枝椏，「不是天上繁星，這裡閃一下，那裡閃一下。」「對同一事件，不同論據必須包含相矛盾、相補充、相一致的各種角度。」——我竟對此產生熱情，我想，一年八股文沒白寫。
我開始從看客變得「很里昂」。一次一塌糊塗的表演考試，我演一個給情人戴綠帽的女人，因為過於入戲專心喊叫，大段忘詞。雖然演得十分過癮，但分數還是令人黑臉。我的搭檔羅恩卻來祝賀我「演得出色」，「很多年後你想到今天，不是分數好不好，而是你在一個捉姦劇裡演了女主角，下完雨的里昂有春天的味道。」
不很在意結果後，生命可能性突然打開。
我輾轉在背景各異的教師之間，哲學、史前藝術、歐洲建築史、性別研究、戲劇、紀錄片，甚至考古——這些有趣選項從未在我此前的人生裡出現過。高考填志願，老師表示文科生前路慘淡，「法律金融外語師範，沒別的了。」我想，啊人生，boring，新聞學已經是妥協後最有想象力的選擇。
但現在，他人口中的務正業和趕時間成了淡漠遙遠的事，獲得知識本身就已經幸福至極。就像《刀鋒》裡的拉里 · 達雷爾：「你決計想不到讀《奧德修斯》原文多麼令人興奮。彷彿只要踮起腳伸出手，天上的星星就能碰到似的。」
大考的試卷令人意外：除了議論文，竟然可以選寫小說。是一本書選段，講三個意大利兄妹被放逐，續寫這個放逐後的故事。
我正寫得熱火朝天：「生活也是流放，我們接納陌生，經歷美麗或煎熬的時光，獲得愛和友誼，又最終失去全部。但仍有東西留下了。正是這點東西讓生活值得一過。」突然被拍了一下，塞舌爾先生意味深長一笑，比了個ok，那時候我不知道幾乎沒人選寫小說——這篇作文最後拿了一個可以開香檳的分數。
學年結束，我在書店邊角找到一本張愛玲，送給理查夫人。我自認為我們不是例行公事的師生，我在扉頁上寫：「謝謝你讓我學會在規則中保持自由」。
7
我知道總有一天會離開里昂，但我希望在離開前，能夠實現兩個願望——把自己變成一塊海綿，扔在里昂這攤液體裡，被它滲透，被它改變顏色和形狀，以及，接到一位老人的電話。
那也是一個里昂的「日常」。在喬伊斯酒吧，後座有一對老人聊天，我們偷聽一小時，還是無法確定他們說的語言。最後投硬幣決定派我上前去搭訕。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在說一種消失的語言。」這位跟我外婆一樣年紀的女士說。她來自東歐，有個公主一樣的名字，她的父母來自不能兼容的兩個種族，「他們希望我快樂。但是我經歷了戰爭、遷移、人類制定世界規則又一次次打破它。」
她用五個手指比劃了幾個不再存在的斯拉夫國家，用兩個拳頭模擬它們之間的纏鬥和潰敗，最後分崩離析。她年輕時也讀書、看電影、聽音樂，然後戰爭開始了，
1992年，她和丈夫——這位如今坐她對面的老頭搬到里昂。「我知道大多數人甚至不具備獲得知識和逃避戰爭的機會。我們是少數人，我，你和你們，都是極幸運的少數人。」我們給她遞紙巾。「這只是鹹水，眼睛有時候需要排出一些鹹水你才會好過。」她說。
「人們不能只是吃吃喝喝很開心，不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假裝一切不存在，活在谷歌展示的彩色泡泡裡。我已經老了，你們要想辦法打破彩色泡泡。」
她問我們是否在里昂遇到「grand amour」，要死要活的愛，我說沒有，她糾正「是還沒有」。她看著對面的老頭，用那種消失的語言對他說了什麼，「到現在每天我都能從他身上發現新的讓我著迷的東西。愛和自由，法國就這點好。」
她讓我們在她的小本子上留了名字和電話，「不要寫法語，用你們的母語寫。」為了上前搭訕，我喝了太多酒壯膽，忘記問她的住址，我想請她用已經消失的語言講她的故事，然後刻一個碟。不知道為什麼，我想保存下來，就像那種收集記憶的笛子。
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等她的電話。
閱讀更多 人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