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華：哲學是對根源價值最莊嚴的守護

文 / 楊立華

不僅僅是《論語》，其實中國大部分的古代經典都沒有采取體系化的寫作方式，這與我們中國文明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還有我們的語言和文字是有關係的，這些複雜多樣的關係形成了我們中國哲學和中國思想表達的特殊形式。我們今天談“文化自信”，談到對中國文明的理解，這其中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是誰？”其實這個問題問得並不準確，因為文明是一個生命體，它始終在持續展開當中，因而就不能以一種完成的狀態來理解一個文明是什麼，因為它包含著無限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件事我們必須弄明白，就是“我們不是誰”，“我們不可能是誰”，以及“我們不應該是誰”。這大概是對於我們理解自身的文明而言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是我們在應對今天所處的局面和處理各種問題時最應該考慮的內容。

牟復禮在《中國思想之淵源》這本書裡開篇就講了這個道理，他說中國文明是唯一一個沒有創世神話的文明。當然有人會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比如有人會質疑：“那盤古呢？”事實上，當你翻閱“五經”、先秦諸子，或是歷代大哲學家的作品，沒有一個人講過盤古的故事，像盤古這樣的創世神話是近代知識分子為了找到與其他文明相對應的創世神話傳統，在我們的傳統當中挖掘、演繹出來的。之所以沒有創世神話如此重要，是因為這就意味著我們的文明從一開始看待世界的基本觀就跟西方不一樣，因為圍繞創世神話要有一連串“虛構”的概念，有人格化的神、彼岸、天堂、地獄、末日審判、原罪，而這些概念都融入到他們看待世界的基本眼光當中，但是我們沒有，所以就形成了中國文明看待世界的一個極為樸素、簡單、直接的目光，這也正是中國古代哲學家普遍看待世界的方式。因而再進一步，與這種簡單、直接的思維方式相關聯，我們整體上並沒有採取體系化的表達方式，也就是說道理之間的體系我們不是用語言完整地呈現，而是需要深入到經典當中慢慢去體會和發現其中的內在邏輯。

《論語》作為中國最偉大的經典，它裡面承載著孔子這樣一位偉大哲學家的思考。孔子是上古以來一直到春秋末年，兩到三千年中國文化積累的總結者、提煉者和昇華者。正是因為孔子對此前中國文明的總結，為此後的中國文明的展開奠定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孔子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孔子的弟子們都講“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宋人也講“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或許今天很多時候會覺得這個說法是誇張的，但實際上這是因為《論語》早已融入到我們的語言當中，融入到我們思維深處，因而我們失去了距離感，不太容易看到孔子平實的論述背後那個偉大的哲學突破。但是，孔子卻說自己是“述而不作”，意思就是對此前文明的總結。事實上，儘管在孔子之前，種種文明的傾向已經建立起來了，但僅僅是種傾向，直到孔子之後才開始以概念、體系的方式確定起來，這就是孔子的貢獻。

那麼《論語》這本書和孔子的哲學，以及哲學這個概念對我們中國文明有怎樣的意義呢？首先，《論語》這部著作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孔子的哲學基本都是以《論語》為邊界的。目前我們可以看到，《論語》應該是基本可靠的，裡面記錄了孔子說的話和做的事情。因為只要單稱一個“子”，在先秦的時候約定俗成就是孔子，“子曰”“子云”“子言”這些話都被認為是孔子說的，遍佈在先前的典籍當中。但是我們確實沒有一個很好的方法能夠把孔子所說的話，以及孔子後學發展出來的話區別開。比如《莊子》內七篇裡有許多孔子說過的話，這些是不能引用的，因為莊子是編故事的。因此，理解孔子思想的資料邊界，我們普遍認可的是《論語》，但是《論語》的“難”是無邊界的，這部書對於歷代的大哲學家而言，很多人都是終身讀的。程子到晚年曾講過“某自十七、八歲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逾久，但覺意味深長”，“意味深長”這四個字真的是知味之言，每隔一段時間總能發現之前看不到的道理，那個道理一旦看明白就能夠對一個人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關於《論語》的特點，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第一，豐富。《論語》這部書是中國古代經典當中內涵最豐富的，沒有之一。所以朱子在“四書”裡放《論語》的時候，說“讀《論語》來立根”，就是要利用《論語》的豐富性來汲取養分。第二，樸素。《論語》裡面所呈現的孔子是“向真而活”的典範，沒有任何一點偽妄。第三，具體。孔子總是在《論語》當中隨機指點，所以孔子的道理幾乎不蹈空而論。孔子針對不同人說的話其實不一樣，資質足夠高的人，孔子給他比較高明的回答；資質不高的人，孔子給一個他聽得懂的回答。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孔子的哲學問題。長期以來，有一種論斷是中國沒有“哲學”。之所以有這樣一種論斷，就是因為近代我們經歷了太多歷史的挫折，當這些挫折被理解為失敗的時候，我們就要為失敗找原因，而這個失敗的原因就只能從文化根基上找，然後一旦發現我們跟人家有任何形態上的不同，都能夠成為解釋我們失敗的理由。“哲學”這個詞不是我們原本就有的，是從日文轉譯過來的，所以就認為我們沒有“哲學”。但是“哲學”究竟是什麼？哲學是“關於世界、人生根本問題的理性的、成體系的思考”。如果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那麼不論是先秦諸子、兩漢魏晉，還是隋唐時代中國化的佛教、兩宋的道學，這些偉大的哲學家無一例外都在哲學的這個序列當中，這也成為《中國哲學十五講》這本書裡選擇的依據。

那麼，什麼是孔子哲學的體系呢？哲學起源於懷疑，但是卻不能一直停留在否定性、懷疑性的階段，哲學的真正責任是在一個更高層面上，重新達到對生命的更堅定的信念。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哲學一定從根本上是肯定性的，它要變成一種肯定生命的力量。對於每代人來說，哲學都是對根源價值最莊嚴的守護。當根源價值被動搖的時候，當虛無主義盛行的時候，哲學家要站出來，告訴我們一個根本的回答，究竟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值得過的，並且給這個回答一個強有力的根據。朱子為什麼那麼重視“所當然之理”，“所當然”就是應該，“天理”的實質內涵就是“所當然”，所有的一切價值都圍繞著“應該”這類問題：應該怎麼活，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應該做什麼，應該怎麼做。如果你沿著這個線索再去看《論語》，你就會發現《論語》中孔子的哲學體系中所表達的是各個層面的“應該”問題。

孔子的大部分弟子都有缺點，只有一個沒有缺點的叫顏回，在《論語》中只要是顏回提問孔子一定是最重要的，這是理解孔子思想的關鍵，遺憾的是一共就兩章，即第十二篇“顏淵問仁”和第十五篇“顏淵問為邦”。正因為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所以在《論語》裡孔子也會批評自己的弟子，其中罵得最狠的就是宰我。“宰予晝寢”，宰我在大白天睡覺，孔子嚴厲地批評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所以孔子一生中最不能容忍的是消極懈怠。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是孔子最討厭的人生態度。在品德上，孔子最討厭的一類人就是像鄉愿那樣的老好人，“鄉愿，德之賊也”，因為這種人取悅一切，說明在他的身上沒有判斷力，沒有精神的強度和高度。這也是我們當今的中國人所普遍存在的問題，這也是最值得焦慮的。當一個人沒有一生確定不疑的方向時，就會很容易地被一切東西動搖、影響和干擾，最終陷入到最深的被動當中。

既然孔子的價值取向已經很清楚了，孔子喜歡積極、有力、奮鬥的人生，討厭消極、頹唐、懈怠，那麼，如何證明這種價值就是應該堅持的對的價值呢？因為在《論語》中，孔子都是在講不同層面裡的“應該”，但是這個“應該”是要從根本上給出證明的，而恰恰在這上面可以看到孔子最簡潔、樸素、強有力的偉大證明。孔子給出的回答是：因為這樣活符合人性，而且符合天道，如果不這樣活就是違揹人性，而且違背天道。於是這其中就包含了一個洞見，即天人是一致的，也即我們常說的“天人合一”，因為如果天道和人性是不一致的，就無法建立起真正統一的價值。關於人性，孔子只有一句話的正面論述：“性相近，習相遠”，其中“性相近”解決了人性的普遍性問題，“習相遠”解決了普遍人性中的現實差異問題。自從孔子講了這個概念之後，此後的中國哲學家討論人性問題都在這個架構上。但是，孔子沒有說人性的內涵，也即人的本質傾向是什麼，此時兩宋道學就成為理解孔子所說的人性內涵的關鍵。

其實，宋代的道學是對孔孟思想的繼承和對孔孟哲學當中核心問題的發現，以及新的表述形態和論證形態。宋儒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明，天理就是人性的內涵，即“仁、義、禮、智、信”，其中“義、禮、智、信皆仁也”，所以用“仁”這個字就完全可以概括，因此在兩宋道學看來，人性的內涵就是“仁”。這一點在《孟子》裡面講述得很清楚：“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來人性的內涵其實就是仁、義、禮、智、信，概括起來立足點還是在“仁”字。但是“仁”這個概念偏偏是孔子哲學當中最難理解和把握的。雖然《論語》當中出現了109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樣。那怎麼辦呢？程子認為應該把孔孟言“仁”處“類聚觀之”，但並不是說要把孔子所有言“仁”之處都放在同一個層次看。

現在很多人說孔子的“仁”就是“愛”，但那是孔子對樊遲的回答。但是，孔子對顏回這種問仁的回答就不是這樣，因為孔子不同的學生之間差距非常大。對於資質夠的，孔子給的是接近答案，甚至有可能就是答案。對於資質不夠的，就是你聽得懂的答案，所以當樊遲問仁時，孔子就只有一個“愛”字；但是對於顏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這其中包含了兩對概念，一個是克己和復禮之間的關係，一對是克己跟由己之間的關係。這兩對關係裡面，“克己”跟“由己”之間，包含著對“仁”這個字的回答。“由己”的反面就是“由人”，做自己的主叫“由己”，做不得自己的主叫“由人”，所以“由己”的是自主，而自主是儒家對自由的理解，也是所有儒家哲學家都強調的一點。所以，儘管朱、陸有那麼大的區別，但是“自作主宰”是朱、陸都反覆談到的。由己的人是自主的、自由的、主動的。“由己”表面上和“克己”好像是有矛盾的，但其實並不矛盾。“己克己”其實也是一種“由己”，即讓自己主動的部分發揮起來，引導被動的自己。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克己”、“由己”之間的關係是統一的。而“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由此我們得出“仁”最簡單的內涵，即人的主動性。

這個主動性從何而來？從天道而來，這個論證要在孟子當中。孔子為什麼不論證？因為孔子一生當中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嚴肅的思想挑戰，孔子跟身邊人的關係就是指導者和被指導者的關係。那麼，孔子是如何理解天道的？其實《論語》中講天道的地方並不多，但是其中有一段，孔子跟子貢說：“予欲無言”，我不想說什麼，我想沉默。子貢說“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意思是如果你不說話，我們繼承和發揚誰。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的內涵是什麼？八個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行”不是講時間，是講變化；“百物生”這個百物其實就是萬物，即無窮無盡的事物，所以天道的內涵其實就是永不停息的變化和創生，是絕對意義上的主動性。而我們人的主動性正是秉承著這個絕對意義上的天道的主動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天行健，君子自強以不息”。天行健的“健”就是恆常不變的。而落實在人的身上，人就應該把自己的主動性實現出來。由此我們便可以理解，孔子為什麼那麼討厭宰我，為什麼無法接受大白天睡覺，為什麼喜歡積極主動的生活態度，討厭消極、頹唐的態度，這就是關鍵所在，這也正是孔子的思想體系當中最核心的部分。這個體系的核心的強大之處，在於它影響了我們無數的後世中國人，

本文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楊立華教授在上海陸家嘴讀書會、北大博雅講壇《碎片，體系？——從語錄體的〈論語〉勾勒完整的孔子哲學》講座內容摘編稿，題目為編者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