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希德（1921年3月19日—2000年3月4日），福建泉州人，物理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第七屆上海市政協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校長。
1956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丈夫曹天欽在各自的黨支部不約而同地被接受為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黨員。本來複旦大學物理系的支部在討論我的入黨問題時，要邀請曹天欽來參加，後來得知就是在同一個下午，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的黨支部也要討論天欽的入黨問題。這對我們兩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忘的日子。從此我們不僅是生活上的伴侶，也是立志要為無產階級事業奮鬥終生的同志。當天我恨不得要立刻飛回家。到家後我們交流了各自支部大會的情況，對我們所提的意見。我們都感到很興奮，認為能被接納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員，感到很光榮，但是也都覺得還很不夠標準，只好在今後不斷努力。這種新黨員的思想一直持續到1982年去北京開黨的十二大的途中，陳國棟同志提醒我入黨已有26年。我才意識到不能再以新黨員自居了。當然在老同志面前，我永遠是新的。
在那難忘的一天的晚飯後。住在樓下的李林和鄒承魯給我們開了一個祝賀的晚會。張友端和陳瑞銘也參加了。他們都是天欽在英國的同學，當時都在上海的中國科學院工作。現在他們也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說明黨的知識分子隊伍的擴大。知識分子從黨外人士轉變為共產黨員都經過了一段各自不同的歷程。曹天欽已於1995年1月8日離開人世，在這篇短文中我試圖寫下我們兩人如何得到黨的關懷走上革命之路，作為獻給黨的75週年的一份心意。
謝希德、曹天欽夫婦在英國劍橋 本文圖片均來源於《上海文史資料選輯》
我是和中國共產黨同年誕生，天欽則早生一年。我們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幼年時代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不僅在歷史書上讀到令人氣憤的鴉片戰爭、甲午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等史實和許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親自體驗到“九一八”“一·二八”後在當時的北平日本憲兵的耀武揚威的氣焰。家庭給我們的教育是好好唸書，知識總是有用的。1937年夏，盧溝橋事變發生，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我也開始了逃難的生活。在1937年夏離開了當時的北平，先後到武漢和長沙，1938年夏在長沙福湘女中畢業後患股關節結核，臥病貴陽，休學達四年之久。曹天欽中學畢業後入了在北平的燕京大學的化學系，這是一所美國人辦的學校，在日本統治下還能勉強苟安。他仍懷著“科學救國”的美夢，在給我的信中，除去鼓勵我安心養病外，還不時寄給我他課外閱讀的讀書心得，或是假期在工廠實習的一些報告的點滴，當時他希望可以通過獻身化學來救中國。1940年左右他和同學們分析當時的形勢，認為日美戰爭不可避免，乃和一些同學於1941年春天離開北平南下，先到上海棲身於當時的租界，後分兩批通過日軍的封鎖線進入抗戰後方。他選擇了走北路，經開封到達西安，參加了新西蘭友人路易·愛黎的工業合作運動，在當時陝西鳳縣雙石鋪的綜合工業研究所承擔技術事務。分析一些礦石。次年他又轉到在蘭州的皮革合作社任經理。他以化學工業救國的願望，得到部分的滿足。但他的確又不滿足於留在蘭州。他的大哥比較早地參加了革命，離開學校到解放區，這對曹天欽的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在他到達雙石鋪工作的那年12月，珍珠港事件發生，美日交戰，燕京大學被迫在北平關門，不久遷到成都華西壩覆校。曹天欽認為還是應該完成大學的學業，於1943年到成都繼續攻讀。當時抗戰已六年，在成都就讀的一些離鄉背井的學生，生活都很困難。有些人生了肺病，也有人因此不幸身亡。和他同時離開北平的同學，有些人奔向解放區。我們雖未走向革命之路。但也都看到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心之所向是很清楚的，很羨慕那些朋友的決心。
畢業前夕，曹天欽遇到了重要抉擇，是去解放區，還是留在成都攻讀研究生？當時我已病癒，在位於閩西長汀的廈門大學就讀。他怕去解放區後，和我見面將更遙遙無期。正在進行思想鬥爭，通過友人介紹，他被聘到位於重慶由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領導的中英科學合作館工作。該館為在抗戰後方的一些大學和研究單位提供科研用藥品和書籍。他隨李約瑟夫婦輾轉旅行於祖國的西南和西北。一方面協助李約瑟為寫中國科學史收集材料，一方面也瞭解一些大學和研究單位科研的情況。在當時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不少科學工作者還是努力在工作，曹天欽看了非常受感動。這些科學家的工作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他得到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出國前他到長汀去看我，我們訂了婚。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去英國的交通還很不正常，沒有定期的輪船或飛機。他被迫在南京和上海的英國文化委員會邊工作邊等待。當時我也從廈門大學畢業，來到南京參加出國考試，後又到上海滬江大學工作。因此在他出國之前，我們又先後在南京和上海重聚。沒想到這一別又是六年。
喜歡貝多芬、莫扎特樂曲的謝希德
1947年我被美國史密斯學院的錄取為研究生兼助教，於當年8月啟程赴美。1949年得到碩士學位後轉到位於美國麻州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和英國的劍橋相隔一個大西洋。曹天欽本打算在得到博士學位後先到美國作一段研究，然後在我得到學位後一起回國。我們都從家人的通信中得到有關新中國的情況。感到很興奮，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不少在美國和英國的中國同學紛紛奔回祖國參加建設。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951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打了勝仗。美國政府不許中國學理工科的學生回國。當時曹天欽雖然已得到哈佛大學和康乃爾大學的邀請去做研究工作，但是由於美國政府的決定，他打消了去美國的計劃，堅決要我在1952年春到達英國。因他已聯繫好回國後到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當時英國政府雖然已承認新中國，但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英國要求我要有三個月後離開英國的證明，但是我要以去英國結婚為由才有可能被允許離開美國。正在為難的時刻，李約瑟博士以個人名義到英國的有關部門擔保我三個月後離開英國，我才得到了英國頒發給我的旅行證，終於在1952年5月從紐約啟程去英國。當時在菲律賓的我的父親，堅決反對我回國，他要我到英國後留在那裡，或回到美國。我沒有聽他的話，回國後一直到他1986年在臺灣去世，我沒有再收到過他的信。這對我是很傷心的事，因為他非常愛我。在他的遺物中，我發現了我們的結婚照，他複印了許多。
在英國結婚後，我們於1952年8月乘“廣州”號客輪從英國南罕普頓港啟程，經歷了一個月才到達香港。9月下旬我們經羅湖在“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廣播聲中進入深圳。在廣州遇到不少老同學，最高興的是遇到從北京來的天欽初中時代的老師——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教授，他是從北京專程南下幫助當時嶺南大學（不久改為中山大學）的教師思想改造的。他們都向我們介紹如何和過去劃清界限，進行思想改造。當時留學生回國的高潮已過，廣東省教育廳只有一個幹部兼管接待歸國留學生的工作。我們在辦好手續後，乘火車北上，於10月1日到達目的地上海。我們在稍事休息後即到北京探望我的母親和曹天欽的父母及其他家人和朋友。有一些天欽的老同學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參加革命，改了姓名。老同學吳惟正新中國成立前夕因護廠，被特務殺害。天欽很傷心。為了紀念他，我們後來給兒子起名為惟正。
回上海後即投入緊張工作。天欽在上海生理生化所開始建立實驗室，我原聯繫到周同慶教授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學工作，經院系調整，我也隨周教授到了復旦，開始繁忙的教學工作。我擔任物理系和數學系的課程，當時百廢待興，兩個系都有很多學生，和我在廈門大學時代數理系很不相同。當時還強調要一邊倒，學習蘇聯，用蘇聯的教材，或自編講義。因此對初次走上講臺的我，是個機遇，也是挑戰，相當緊張和忙碌。好在同學們對我都很好。該年進校的新生，今年剛好是畢業40週年。前不久來自祖國各地的同學，在母校相聚，濟濟一堂，他們中有不少人已是科研院所的骨幹，也有些人已退休。我一直認為，他們既是我的學生，也是我在新中國教書的啟蒙老師。
謝希德同志和復旦青年教師討論教學問題
1956年春國家開始組織12年科學規劃。中國科學院在北京開了關於半導體的報告會，當時我已懷孕，將近臨產，未能前去參加，但半導體工作即將在我國開始的前兆，掃除了我回國前的顧慮。為了更好地在黨的領導下參加到向科學進軍的行列，我們鼓起了勇氣，向各自的支部提出了入黨的申請。我們深知和許多新中國成立前入黨的同志不一樣，我們沒有經歷過槍林彈雨的考驗，在和平時期對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在這方面，天欽是我學習的榜樣，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緊要關頭，是他做出了重要而正確的抉擇。現在他已離開了我，在黨的領導下，我將繼續勇敢地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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