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希德（1921年3月19日—2000年3月4日），福建泉州人，物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七届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1956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丈夫曹天钦在各自的党支部不约而同地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本来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支部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要邀请曹天钦来参加，后来得知就是在同一个下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的党支部也要讨论天钦的入党问题。这对我们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从此我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立志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的同志。当天我恨不得要立刻飞回家。到家后我们交流了各自支部大会的情况，对我们所提的意见。我们都感到很兴奋，认为能被接纳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感到很光荣，但是也都觉得还很不够标准，只好在今后不断努力。这种新党员的思想一直持续到1982年去北京开党的十二大的途中，陈国栋同志提醒我入党已有26年。我才意识到不能再以新党员自居了。当然在老同志面前，我永远是新的。
在那难忘的一天的晚饭后。住在楼下的李林和邹承鲁给我们开了一个祝贺的晚会。张友端和陈瑞铭也参加了。他们都是天钦在英国的同学，当时都在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现在他们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说明党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知识分子从党外人士转变为共产党员都经过了一段各自不同的历程。曹天钦已于1995年1月8日离开人世，在这篇短文中我试图写下我们两人如何得到党的关怀走上革命之路，作为献给党的75周年的一份心意。
谢希德、曹天钦夫妇在英国剑桥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我是和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天钦则早生一年。我们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代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不仅在历史书上读到令人气愤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史实和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亲自体验到“九一八”“一·二八”后在当时的北平日本宪兵的耀武扬威的气焰。家庭给我们的教育是好好念书，知识总是有用的。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我也开始了逃难的生活。在1937年夏离开了当时的北平，先后到武汉和长沙，1938年夏在长沙福湘女中毕业后患股关节结核，卧病贵阳，休学达四年之久。曹天钦中学毕业后入了在北平的燕京大学的化学系，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日本统治下还能勉强苟安。他仍怀着“科学救国”的美梦，在给我的信中，除去鼓励我安心养病外，还不时寄给我他课外阅读的读书心得，或是假期在工厂实习的一些报告的点滴，当时他希望可以通过献身化学来救中国。1940年左右他和同学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乃和一些同学于1941年春天离开北平南下，先到上海栖身于当时的租界，后分两批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抗战后方。他选择了走北路，经开封到达西安，参加了新西兰友人路易·爱黎的工业合作运动，在当时陕西凤县双石铺的综合工业研究所承担技术事务。分析一些矿石。次年他又转到在兰州的皮革合作社任经理。他以化学工业救国的愿望，得到部分的满足。但他的确又不满足于留在兰州。他的大哥比较早地参加了革命，离开学校到解放区，这对曹天钦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在他到达双石铺工作的那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日交战，燕京大学被迫在北平关门，不久迁到成都华西坝复校。曹天钦认为还是应该完成大学的学业，于1943年到成都继续攻读。当时抗战已六年，在成都就读的一些离乡背井的学生，生活都很困难。有些人生了肺病，也有人因此不幸身亡。和他同时离开北平的同学，有些人奔向解放区。我们虽未走向革命之路。但也都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心之所向是很清楚的，很羡慕那些朋友的决心。
毕业前夕，曹天钦遇到了重要抉择，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成都攻读研究生？当时我已病愈，在位于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就读。他怕去解放区后，和我见面将更遥遥无期。正在进行思想斗争，通过友人介绍，他被聘到位于重庆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该馆为在抗战后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提供科研用药品和书籍。他随李约瑟夫妇辗转旅行于祖国的西南和西北。一方面协助李约瑟为写中国科学史收集材料，一方面也了解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科研的情况。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不少科学工作者还是努力在工作，曹天钦看了非常受感动。这些科学家的工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出国前他到长汀去看我，我们订了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去英国的交通还很不正常，没有定期的轮船或飞机。他被迫在南京和上海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边工作边等待。当时我也从厦门大学毕业，来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后又到上海沪江大学工作。因此在他出国之前，我们又先后在南京和上海重聚。没想到这一别又是六年。
喜欢贝多芬、莫扎特乐曲的谢希德
1947年我被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录取为研究生兼助教，于当年8月启程赴美。1949年得到硕士学位后转到位于美国麻州剑桥的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和英国的剑桥相隔一个大西洋。曹天钦本打算在得到博士学位后先到美国作一段研究，然后在我得到学位后一起回国。我们都从家人的通信中得到有关新中国的情况。感到很兴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少在美国和英国的中国同学纷纷奔回祖国参加建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了胜仗。美国政府不许中国学理工科的学生回国。当时曹天钦虽然已得到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的邀请去做研究工作，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决定，他打消了去美国的计划，坚决要我在1952年春到达英国。因他已联系好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当时英国政府虽然已承认新中国，但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英国要求我要有三个月后离开英国的证明，但是我要以去英国结婚为由才有可能被允许离开美国。正在为难的时刻，李约瑟博士以个人名义到英国的有关部门担保我三个月后离开英国，我才得到了英国颁发给我的旅行证，终于在1952年5月从纽约启程去英国。当时在菲律宾的我的父亲，坚决反对我回国，他要我到英国后留在那里，或回到美国。我没有听他的话，回国后一直到他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
在英国结婚后，我们于1952年8月乘“广州”号客轮从英国南罕普顿港启程，经历了一个月才到达香港。9月下旬我们经罗湖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广播声中进入深圳。在广州遇到不少老同学，最高兴的是遇到从北京来的天钦初中时代的老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他是从北京专程南下帮助当时岭南大学（不久改为中山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的。他们都向我们介绍如何和过去划清界限，进行思想改造。当时留学生回国的高潮已过，广东省教育厅只有一个干部兼管接待归国留学生的工作。我们在办好手续后，乘火车北上，于10月1日到达目的地上海。我们在稍事休息后即到北京探望我的母亲和曹天钦的父母及其他家人和朋友。有一些天钦的老同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革命，改了姓名。老同学吴惟正新中国成立前夕因护厂，被特务杀害。天钦很伤心。为了纪念他，我们后来给儿子起名为惟正。
回上海后即投入紧张工作。天钦在上海生理生化所开始建立实验室，我原联系到周同庆教授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经院系调整，我也随周教授到了复旦，开始繁忙的教学工作。我担任物理系和数学系的课程，当时百废待兴，两个系都有很多学生，和我在厦门大学时代数理系很不相同。当时还强调要一边倒，学习苏联，用苏联的教材，或自编讲义。因此对初次走上讲台的我，是个机遇，也是挑战，相当紧张和忙碌。好在同学们对我都很好。该年进校的新生，今年刚好是毕业40周年。前不久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在母校相聚，济济一堂，他们中有不少人已是科研院所的骨干，也有些人已退休。我一直认为，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在新中国教书的启蒙老师。
谢希德同志和复旦青年教师讨论教学问题
1956年春国家开始组织12年科学规划。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了关于半导体的报告会，当时我已怀孕，将近临产，未能前去参加，但半导体工作即将在我国开始的前兆，扫除了我回国前的顾虑。为了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到向科学进军的行列，我们鼓起了勇气，向各自的支部提出了入党的申请。我们深知和许多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同志不一样，我们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在和平时期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在这方面，天钦是我学习的榜样，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紧要关头，是他做出了重要而正确的抉择。现在他已离开了我，在党的领导下，我将继续勇敢地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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