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英帝国的兴衰，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兴于殖民，衰于殖民”。简单来说，就是大英帝国的崛起主要源于海外殖民扩张，其后来的衰落同样是因为过度殖民征服造成的。那么大英帝国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本文就从英国最鼎盛时期开始说起，具体分为大英帝国的自由帝国主义和过度殖民征服两大阶段进行分析。

大英帝国的自由帝国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整个中国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场战争在英国历史上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大英帝国一个虽然短暂但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到来，那就是“自由帝国主义”阶段。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大英帝国走上了它的巅峰。

和此前三百多年相比，秉承“自由帝国主义”的英国与之前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海外扩张的方式上。三百年来不断进行殖民扩张的英国，于此时却突然不愿意进一步占据更多殖民地了，甚至在1865年英国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关于非洲事务的决议，认为所有在非洲进行扩大领土和强占统治权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就是因为此时的英国已经从重商主义理念转变为自由贸易理念，有了新的殖民征服路径了。

在“自由帝国主义”中的“自由”指的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则代表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当自由贸易理念占据了英国内外政策的统治地位以后，英国人认为获取财富和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必定是自由贸易，毕竟传统占据大片殖民地的做法成本实在太高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管理和防守，已经逐渐成为帝国的包袱。因此从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几十年里，英国的海外扩张重点就不再是占领更多的殖民地，而是强迫别人接受自由贸易，甚至为此不惜频开战事。

英国处于“自由帝国主义”阶段的海外扩张，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就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当时英国要和清朝开战所打出的旗号就是自由贸易，推动贸易是大英帝国当时海外扩张的第一个特点。不仅仅是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与英国的贸易推动行为密切相关，而且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同样与英国的扩张政策转向自由贸易有关。最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拿到了英国国王颁布的特许状，享有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垄断权，每年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数量基本稳定，但到了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就被取消了，这样一来英国商人都可以不受本国政府约束的倒卖鸦片进入中国，导致中国境内鸦片在几年之内暴增到触目惊心的程度，这促使道光皇帝不得不下重手决心整治鸦片走私。

除了贸易推动之外，这个阶段的英国海外扩张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动武坚决。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议会关于是否开展的两党争论非常激烈，反对开战的是托利党（托利党于1833年或19世纪中叶改称保守党），他们认为为了保护非法的鸦片而开战，会让英国的形象受损。许多人居于此，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这样的推论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考虑一下当时英国自由贸易的大背景，你就知道此战势在必行。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另一说是首相兼作家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有一句名言经常被用来概括英国的外交，“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几任英国首相都非常强硬，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以强硬态势压制中国，英国在东亚的市场就永远不可能打开，其他亚洲国家也会起来对抗英国。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议会托利党当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执政的辉格党主张开战，所以这种反对是没有坚实利益基础的。

清朝大臣林则徐受命执行虎门销烟，对英国走私商人进行沉重打击，这引发了英国的激烈反应。“自由帝国主义”时期英帝国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维护自身扩张利益时，动武十分坚决。战争爆发前的英国议会，曾经展开过几次激烈的两党争论，反对开战的托利党（托利党于1833年或19世纪中叶改称保守党）认为，为了保护非法鸦片贸易而开战十分荒谬，这会造成英国国际形象的受损。后世许多学者居于此，认定鸦片战争的爆发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如若托利党赢得议会优势席位，战争或可避免。然而这样的推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考虑到当时英国自由贸易的大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此战势在必行。

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另一说是首相兼作家的本杰明·迪斯雷利，但比帕麦斯顿稍晚出任英国首相）有一句名言经常被用来概括英国的外交，“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利益是永恒的”。帕麦斯顿是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首相，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强硬，在他看来如果不以强硬的态势压制中国，英国在东亚就始终难以打开市场，其他亚洲国家会追随清朝对抗英国。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议会中托利党当时的态度并不是源于道义上的长远考虑，而是出于党争的现实利益，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执政的辉格党力主开战，托利党必须想办法打击对手的声势，所以这种反对是没有坚实利益基础的。

“自由帝国主义”的英国海外扩张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要点式占领，这其实早在大英帝国崛起初期就已经被使用过，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采取建立据点商馆的方式总览印度洋沿岸的。这段时期的英国同样不是完全拒绝再占殖民地，而是尽量少占，或者只占据关键据点。还是以鸦片战争为例，当时英国击败清朝之后占据了香港，这个珠江口的小岛在当时的居民十分稀少，但对英国来说却可以建立一个对华贸易的前哨据点。这个据点并不需要英国付出太大的成本，却依然可以辐射整片地区。把控要点、以点看面，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就是“自由帝国主义”的核心特点，英国占领香港正是属于这种要点式扩张。

如果将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光从大英帝国海外扩张的角度做出评判，这种武力打开别国国门却有无需占领的自由帝国主义的确非常理想，能够在获得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付出极小的成本，大英帝国也由此到达了鼎盛时期。这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思路，在英国拥有强大实力作为支撑的情况下，既能降低成本和风险，又能集中力量运用到真正能带来收益的地方，使得投入和产出比最大化。更为重要的是沿着这条思路，大英帝国将会成为一种“无边界帝国”，国界线已经无法成为阻挡英国攫取利润的壁垒了，而这种具备强大渗透力的模式后来被美国所效仿，却遭到英国自己的抛弃。

1890年美国经济产出达到了世界第一后不久，即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和大英帝国的开放通商口岸政策一脉相承，一个新型美式帝国由此开始走上崛起之路。至于英国虽然体会到了“自由帝国主义”的甜头，却并没有坚持下去。从1870年开始，英国的海外扩张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再次开始疯狂地攫取海外殖民地，同时也走到了它海外扩张的最后阶段。那么英国为什么要放弃“自由帝国主义”思路，重回殖民征服的老路呢？

“日不落”帝国的落日余晖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自由帝国主义阶段后，大英帝国又一次蠢蠢欲动，将獠牙伸向海外展开新一轮的殖民征服和资源掠夺行动。在最顶峰时期的大英帝国领土面积达到了大约3500万平方公里，但领地面积的巅峰并不等同于帝国实力的巅峰，此时的英帝国已经逐步衰落。领土面积的扩张不仅不是帝国鼎盛的外显，甚至成为了帝国衰落的因素之一。那么领土扩张为什么反而造成帝国的衰落呢？这其实和前面提及的投入产出比有关，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实际上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买卖。

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占据大片殖民地，花费的成本实在太高而难以承受，所以不愿意继续抢占更多的殖民地，转而胁迫别国接受自由贸易。这当然是一项非常合理的政策，但是却并不可持续。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面积实在太大了，邻居也随之增多，这些都是潜在的冲突点。为了消除这些潜在的隐患，英国人往往不得不将邻居吞并以消除不安全感。然而如此以来，新的邻居就会出现，循环往复，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怪圈。

经过长期的运营发展，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英国人为了确保在印度的利益万无一失，就必须占领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提供了从欧洲到印度洋的最近航线，是从英国本土出发向最重要殖民地的一把钥匙，因此英国必须要将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英国人占领埃及，就是为了确保运河的安全和正常运行，所以征服埃及是必要的。不过如果我们俯览埃及全境，就会发现除却尼罗河沿岸的狭小区域拥有绿色以外，整个埃及其他区域全是沙漠，因此尼罗河绝对是整个埃及的生命线。如果有人跑到尼罗河上游修筑大坝，那么埃及的命门将会被其紧紧握在手中了，而当时法国人正有此打算。所以为了保住埃及，英国人最终决定出兵尼罗河上游占领了苏丹。

许多人或许不理解， 既然大英帝国曾长期不再殖民扩张，为什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突然缺乏安全感了呢？这其实与欧洲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在西班牙、荷兰衰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在欧洲列强中独占鳌头，工业革命爆发后更是如日中天。然而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70年代德意志统一，随后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等新老殖民国家先后展开殖民征服，并开始抢占了大量殖民地，英国人开始着急了。这些这些欧洲殖民国家属地开始取代曾经的原始部落和弱小国家，充当英属殖民地的“新邻居”角色，即引发了英国人的不安、也刺激英国人抢夺殖民地的野心。就这样，英国拿出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旧政策，颁布特许状给英国的尼日尔公司和东非公司，就如同当年授权给莫斯科公司、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许多欧洲殖民国家，尤其是法国占据了大量殖民地，英国从自由贸易中所带来利益的方法被这些国家效仿，彼此之间的竞争加剧，这促使英国不得不展开相应的战略布局，以防自身利益遭受可能存在的威胁。当英国开始全力进入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之时，遇到了和曾经西班牙帝国相似的情况，他们勘察到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诸如钻石、铜和黄金等。西班牙殖民者曾于16世纪在美洲大陆展开殖民征服活动，并获得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巨额的财富促使他们无心经营其他产业，最终在殖民浪潮中失败，如今同样的诱惑摆在了英国殖民者的面前。

英国在南非殖民扩张的成功，刺激了更多的殖民者扑向非洲，并一门心思地寻求扩大殖民地，甚至已经发展到英国在当地的总督政府反而跟不上殖民者脚步的情况。在南非站稳脚跟之后，英国人很快北进又吞并了赞比亚南部和津巴布韦大部分地区，这在当时自由帝国主义理念尚未完全退潮之时，已经是不得了的扩张行动了，但殖民者们却想要更进一步，建立一个从北非埃及的开罗到南非开普敦，建立一条纵贯非洲南北的英国殖民地，史称双开计划（开罗—开普敦计划，又译二C计划）。也正是在此期间，英国人与南非荷兰裔的两个小国爆发了几次冲突，并在最后一次战争中经过3年苦战赢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荷兰后裔被称为布尔人，所以这场战争就叫做布尔战争。

英国之所以要重新抢夺殖民地，甚至推动“双开计划”，并不是出于利益驱动、或者为了达成某种目标，而是受到国际局势的牵动做出的一系列应激反应。这就使得扩张本身成为了目标，利益准绳被放在了一边。当行为不再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往往会违背自己的利益。重新抢占殖民地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副作用，抢夺本身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维护这些地方同样需要消耗大量的钱财，英国开始大量亏空，财政负担由此加重，最终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于19世纪末被美国赶超。

综上所述，19世纪30年代的英帝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过度扩张的隐患，并凭借辽阔的殖民地和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为支撑，在全球以武力敲开他国国门，推行自由贸易。为了获得更高的投入产出比，英国用以点看面的方式，通过占据部分关键据点辐射和维护贸易利益网络，并由此进入鼎盛阶段。然而随着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德意志、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新兴列强和法国、俄罗斯等老牌强国对殖民地的激烈争夺，英国不得不做出反应进行部署。国家对安全感的追求、殖民者个人对财富的痴迷，好似一辆失控的赛车不断驰骋，逐渐将油箱消耗殆尽，帝国距离衰落也就不再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