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書《古典目錄學淺說》來新夏著 北京出版社
《老子》這樣描述人們對待“道”的態度：“上士聞道，謹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這句話用來說目錄學，倒也非常貼切。初次聽說“目錄學”這個名字，恐怕很少有不發笑的，“目錄”還需要“學”嗎？我在早年也是其中之一，但隨著自己的不斷摸索和積累，我認識到在我國傳統學術中，目錄學不但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問，而且可以是一門非常深刻的學問。可惜這種重要性和深刻性，往往不為一般人所知。究其原因，多少是由於“目錄”這一名詞，在今天已經變成單純指書名或書中章節名稱的彙編了。
其實“目錄”這個名詞，在古代有非常豐富的含義。它至少包含兩大部分：一是“目”，二是“錄”。“目”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書名或篇名，二是篇次。一本書中的篇次聽起來好像很簡單，無關緊要，但在古代，尤其是先秦時代，古書多單篇別行，不像今人出書方便，動輒寫一本書，早期的書都是經過後人編輯整理的。因此篇次就隱含了編者的態度，體現了他是如何通過篇目的組織來表現古人的思想的。“錄”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一本書的敘錄，主要敘述書的內容、作者、寫作因緣，甚至對書的評價，水平高的敘錄相當於一篇優秀的書評，是言簡意賅的小論文；二是一類書的敘錄，即把圖書按照某種標準進行分類，並對每一類書的特點、源流、分合等情況作提綱挈領式的論述，實際上體現了作者對於整個學術史的理解和總體把握。
可見，一部優秀的目錄著作，不僅要對古今圖書進行系統性的分類，而且能夠體現古今學術演變的基本脈絡。如果缺乏對於傳統學術變遷大勢的深刻理解，是寫不出好的目錄著作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清代偉大的學者章學誠提出，目錄學的主要任務應當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相應的，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研究“目錄”的“目錄學”至少也包含兩個層次的研究：一是考察古代目錄著作的基本內容，其編纂方式，以及歷史演變等等；二是根據這些目錄著作來研究古今學術演變的源流。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前者是基礎性的工作，後者的要求相對較高，需要比較深厚的學術積累和史學識斷。我國古代的高水平的目錄著作，往往能體現作者對於古今學術演變的研究心得，因此，它們既是目錄著作，也是目錄學著作。
一般認為，傳統的目錄學著作，始於漢代劉向、劉歆父子因整理宮廷藏書而撰寫的《別錄》和《七略》。但應當注意的是，《別錄》和《七略》其實大不相同。《漢書·藝文志》說，劉向整理圖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可見劉向的《別錄》止於給每一部書撰寫敘錄，還體現不出學術變遷大勢的宏觀深旨，劉歆的《七略》才是真正對學術源流做出了總體闡述的目錄學著作。可以說，《別錄》是《七略》的前提，《七略》是《別錄》的昇華，它將目錄工作昇華到了目錄學的高度（《七略》雖已失傳，但其主要成果還保存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
不過，真正有意識地將目錄作為研究對象的，還要數宋代的鄭樵，他的《通志·校讎略》是具有理論開創性的著作；而真正能夠代表我國傳統目錄學成就的，無疑是清代學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這部智慧的著作，即便在今天讀來，仍然讓人感到勝義紛呈，精彩絕倫。近代以來，在目錄學上造詣最精深的，要數餘嘉錫先生的《目錄學發微》和《古書通例》這兩部著作，尤其在古書通例的研究上，餘先生的成就已經卓然超出前人，而且其結論基本上已經被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獻所證明，令人不能不佩服其真知灼見。
可惜餘先生的著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語言上，對於今天的普通讀者來說，恐怕都已經不太好懂。來新夏先生的這部《古典目錄學淺說》，原是他在南開大學等高校歷史系針對初學者的入門講義，因此，其重點放在敘述古代目錄著作的類別體制、編撰過程和歷史演變上；紮實嚴謹，又簡明樸實，初學者正可以由此瞭解目錄學的基本知識。後面還專列一章，講述目錄學與分類學、版本學和校勘學等相關學科之間的關係，對於初涉我國傳統學術的讀者，無疑也會有很大幫助。如果讀者也想同時瞭解一點學術史，那麼，也可以再讀讀北大中文系高路明先生的《古籍目錄與學術源流》，那也是一部簡明扼要的著作，值得參考。
最後，再稍稍談一點傳統目錄學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古書類例的問題，希望能引起讀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歡迎大家批評。
由於目錄著作中的學術史觀點常常是通過對於圖書的分類來體現的，如鄭樵所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通志·校讎略》）。因此，以前的目錄學著作的重心，往往集中在分類法的變遷上：從《七略》的六分法開始，到西晉甲乙丙丁四部分類法的出現，再到《隋書·經籍志》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的確立，最後是《四庫全書》集四部分類法之大成。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條線索，不過，我總認為，從六分法到四分法，雖然有合理的成分，但絕不是理想的分類，甚至遠不能概括學術演變的總體格局。例如《七略》的六分法，實際由兩大部分組成，前三類六藝、諸子、詩賦，是人文學科，後三類兵書、術數、方技，是實用學科，四分法砍掉了後面一半，把後三類一股腦兒都劃入子部，明顯是輕視實用技術，子部實際上成了一個大雜燴。這至少引起兩方面的問題：
一是四分法本身的子部與集部的矛盾。子部與集部其實都是古人的文集，其區別在於子部重思想，集部重辭章。這是繼承了《七略》區分諸子略與詩賦略的思想。但自從子部變成這樣一個大雜燴，諸子的概念基本上就變成了以時代為限，後世雖然也有以思想為主的子書，但基本上都被劃入了集部。因此四分法的子部變成了大雜燴，集部也難以區分思想和辭章。以致餘嘉錫先生有古之諸子即後世之文集的說法。這對造成我們思想上厚古薄今的傳統恐怕不能說沒有關係。
二是術數、方技之學在後世的地位受到忽視，這是很不應該的。因為這些東西關係到古人生活與思想的各個方面，對古人的生活關係最密切，而且涉及到道教、佛教等宗教問題。這是一個連續的傳統，從古至今，幾乎沒有中斷過。這種對關乎實用技術和民生問題的著作的偏見，明顯受到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影響。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身處“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代的劉向劉歆父子那裡，這些著作還能受到應有的重視，不能不說，這也跟學者的識見有關。
另外，古人的目錄著作，大多是對現存圖書的分類，有其實用性的一面，因而在目錄類例的劃分上，的確也會考慮各個類例之間數量上的平衡問題。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數量上的平衡，往往也能反映學術上的變化，甚至是非常重要的變化；如果忽視這種數量上的考慮，很可能會讓我們看不到學術史上的某些質的變化。例如四分法中的史部，在《七略》中只是作為六藝略中《春秋》小類的附屬，今人一般認為，這是因為當時史書的數量不大，不足以獨立為一類；而魏晉時期史學大發展，史學著作大量產生，所以史部需要單列一類。這種看法我認為是有問題的。史部之所以獨立，固然有數量上的考慮，但同時也反映了西漢以後關於“史”的觀念的變化。“史”在西漢以前的傳統中，是作為“天官”的一部分而存在，其內容遠遠超過後世所謂的政與事。李零先生已經指出，後人列在史部的著作，在《七略》中並不只是附屬於《春秋》類，其他還有《尚書》類（包括著名的《逸周書》），還有術數略的歷譜類（如《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參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8年第2版，第280頁）。實際上，古代的典章制度、檔案文書、天文曆法、巫祝占卜，都屬於史的範疇。這種史學理念可以用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一語來概括（司馬遷就是秉持這樣的理念來撰寫《史記》的）。因而，《七略》沒有單獨的史部，正是反映了這個學術傳統。魏晉以後，由於史的觀念逐漸固定在史事與制度上，同時也湧現了很多撰寫當時歷史的著作，因而可以跟其他的學術區分開來，獨立為一大類。
與此相似的，還有《七略》中的詩賦略與《詩經》的關係。餘嘉錫先生就說過：“以《七略》中史部附《春秋》之例推之，則詩賦本當入六藝《詩》家，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其所以自為一略者，以其篇卷甚多，嫌於末大於本，故不得已而析出。此乃事實使然，與體制源流之說無與也。”（餘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64頁。）餘先生的看法也值得商榷，因為詩賦雖然與《詩經》同源，但從《詩經》到《楚辭》以後的詩賦，之所以會有數量上的膨脹，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重視和欣賞辭章這一變化，關係到今天意義上的文學觀念的起源問題，不容忽視。說它“與體制源流之說無與”，是我所難以認同的。
因此，研究目錄學，我們可能既要以傳統目錄學的類例分合為依據，不但重視大類的分合，也要重視小類的分合；更要超越這種類例，從學術史、社會史本身的發展演變出發，來重新分析和總結，也許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大家小書《古典目錄學淺說》目錄
第一章 目錄學概說
第一節 目錄與目錄學
第二節 古典目錄書的類別
第三節 古典目錄書的體制
第四節 目錄學的作用
第二章 古典目錄學著作和目錄學家
第一節 官修目錄與史志目錄的創始—兩漢
第二節 古典目錄的“四分”與“七分”—魏晉南北朝
第三節 官修目錄與史志目錄的發展—隋唐五代
第四節 私家目錄的勃興和目錄學研究的開展—宋、元
第五節 古典目錄學的昌盛—明、清
第三章 古典目錄學的相關學科
第一節 分類學概說
第二節 版本學概說
第三節 校勘學概說
第四章 古典目錄學的研究趨勢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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