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公益眾籌是通過互聯網方式發佈公益項目，並利用互聯網特點，籌集社會資金，相對於傳統的額公益融資方式，更為開放，高效，能夠彌補傳統公益融資的短板，降低了公益融資的門檻，實現了公益項目多樣性，讓傳統公益融資難以觸及的領域，藉助社會力量，發揮輔助的“救急難”的作用，公益眾籌匯善心，匯群力，以信任為基石，連接你我，實現善意眾籌。
然而，公益眾籌始終存在爭議，從2016年羅一笑事件，到今日德雲社吳鶴臣眾籌事件，公益眾籌的規範性、真實性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以水滴籌、輕鬆籌為代表的一批網絡眾籌平臺上，求助人相關信息屢被質疑，大眾的情感屢被傷害，更是對公共資源的浪費。眾籌是危急之下訴諸公眾善意，獲得大眾救濟的方式，在無須獲得回報的基礎下，驅動為公眾善意，而每一次爭議都傷害了一次次善意，一次次浪費公共資源，我們不禁要問，公益眾籌何去何從?
網絡公益眾籌在中國屬於新模式，隨著以水滴籌、輕鬆籌為代表的一批網絡眾籌進入公眾視野，為困難家庭提供幫助，雖然不屬於法定慈善組織，具備商業屬性，但也是慈善行業的有效補充，但為何頻頻受到社會質疑。網絡眾籌的基礎源於社會信任，在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中，信任定義為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基礎，而基於中國社會結構，這份信任是建立在親疏遠近的人際關係上的，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闡述，中國的社會關係是差序格局，從近向遠不斷減弱，在情感上家人是國人首選，類比眾籌，無論羅爾還是吳鶴臣均是跳過了最先求助次序，而直接選擇向社會眾籌，違背中國社會關係引發質疑。
眾多眾籌非議的背後也折射出網絡眾籌的權限，從羅爾和吳鶴臣事件看，大眾對於公益的認知存在偏差，當事人的自辯中充斥著自願、看似無法解決的現實困難等，以吳鶴臣為例，作為北京戶口享受北京醫保、家庭收入、所屬單位均可以提供幫助，同時腦淤血也不必百萬治療費用，缺乏足夠的認知讓公益眾籌走向非議，同時也透露出平臺自身規範性，救助金額填寫，醫療證明造假頻繁，相關證明頻造假，看似是被救助者道德問題，實則是平臺審核不嚴之禍。網絡公益既是社會信任、社會文明高度的體現，也是社會信任的痛點。
因此，如何確保愛心不被侵犯，莫讓痛點病變，對症效應方是正途，自律與他律相結合。莫讓社會資源被濫用，莫讓每一份愛心和善意被浪費，用規範與道德呵護愛心與善意，為信任構建保護傘，讓愛心傳遞，讓公益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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