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下午，帶著票房直奔30億的國慶檔熱門電影《中國機長》，出品人於冬、導演劉偉強和主演張涵予一行走進了上海大學偉長樓，為師生們放映一場《中國機長》，並作觀影交流。現場氣氛十分熱烈，同學們和主創的交流足足進行了一個小時。讓我們一起走進《中國機長》的幕後，看看這部電影的創作秘辛。
觀影大合照
因為看到一隻凍紅了的手，決定投拍《中國機長》
2018年5月14日，關於川航備降成功的新聞報道轟動全國。博納影業總裁於冬也看到了新聞照片——“已經降落完了之後那個駕駛艙，我印象很深，已經被掀起來了，有一隻手被凍紅、凍傷的照片。就是那樣一張照片，讓我們有了很大的衝動，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拍成電影的題材。”
萬分之一的可能，飛機安全落地。這航空史上的奇蹟觸動了於冬。
其實《中國機長》不是於冬第一次拍主旋律電影，曾經的《智取威虎山》翻拍自紅色經典，也取得過好口碑和票房8.8億元的雙豐收。當年的導演是徐克，而現在的導演是劉偉強，都是香港人。
出品人於冬
編劇於勇敢
圈內人對於冬說：“紅色經典你都敢碰，還讓香港導演來拍，你給內地導演也留口飯吃啊。”
但是於冬還就瞄準了“主旋律商業大片”這種複合模式——《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建軍大業》《烈火英雄》，一直到《中國機長》，走的都是“主旋律+商業”的類型。
他說自己不想賺快錢：“《爸爸去哪兒》綜藝改編大電影，三天半就拍完了，票房7個億。”但是都這樣的話，電影一定會被玩死。
他覺得主旋律在年輕人中也會有市場：“我們年輕的時候看美國電影，那是特別嚮往電影裡的生活方式，《風月俏佳人》，一身西裝一穿，太帥了。但是現在的年輕觀眾，已經是不迷戀美國生活方式的一代人。他們想看情感的迴歸，敘事的迴歸，講述時代人物的情感共鳴。”
他找劉偉強，因為覺得香港導演拍類型片有他們自己的一套：“《中國機長》改編自真實故事，過程總共只有30多分鐘，結果是怎樣觀眾也都知道，所以在這樣知道過程結局的情況下，怎麼才能留住觀眾，是一個任務。我們對標的是《薩利機長》，在技術上，不會因為是國產片就放低標準。”
張涵予：這個角色不好演
“為什麼不好演？因為首先你演的是一個全國人民都知道的這麼一個真實存在的機長，大家上網都能查到劉傳健，演完之後，觀眾不免拿你跟真機長做對比，如果有一點不靠譜，那罵你的聲音你就接著吧，這個是第一。”
“第二，坐在駕駛艙裡，表演空間非常小，基本上是把你綁在座椅上，很長時間沒有臺詞，甚至戴上氧氣面罩以後也沒有臉了，對你的表演被限制住了，不可能生成很多外化的東西，來誇大你的表演。”
演員張涵予
張涵予給中國機長一個表演關鍵詞：剋制。
“這個剋制非常重要，從開始接這個戲的時候，我就想，劉傳健機長的表演一定要非常剋制。首先得有共性，飛行員的共性是什麼？接觸過很多的民航飛行員，包括跟劉傳健他們打交道體驗生活，發現個共同點：非常冷靜。而且很自律，這個是他們的共性。
剋制的目的是什麼？包括導演，包括我們所有演員，電影剋制的目的是儘量真實，讓觀眾有代入感，讓觀眾更加相信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結局，最後平安降落，但是不知道玻璃爆了之後，這34分鐘發生了什麼，我們就把這真實地還原給觀眾。”
飛機遇險之後，按照程序張涵予要完成36個動作，錯一個，就機毀人亡。
編劇於勇敢、演員張涵予和導演劉偉強被聘為上海大學特聘教授
為了演得像機長，他在模擬機上訓練了很久，“第一次練的時候，手從來沒出過這麼多汗，太恐怖，模擬機跟真的一樣，雲彩、山是一樣的。如果沒停穩落地的話，跟飛機砸在地上也是一樣的，所以現在好多的駕駛員要到模擬機上去訓練，時不時到模擬機去訓練，所有的儀表全是一模一樣的，一比一的。”
到了實拍的時候，還原的空客駕駛艙非常小，還埋了12根氣管，來模擬機艙失壓後的氣流湧入。
“各個不同的角度，天上、腳下，一聲令下，剛開始那個管子衝著我的眼睛噴氣，流眼淚沒法演，我說這個管子得挪一下，為什麼？因為玻璃破的是副駕駛，我這塊的玻璃並沒有破，我說風是這麼進來的，所以這個是真實的，因為我們每一個鏡頭都在考慮是不是真實。”就這樣，在每天12、13級的大風裡完成了演出。
導演劉偉強
事後於冬笑說應該給劉偉強發一個最佳攝影獎，因為全片在那麼小的飛機艙完成拍攝，很多時候機位都很難擺，“4000多個鏡頭，你看劉偉強的鏡頭裡有一個人臉部變形嗎？沒有吧？這就是導演的功力。”
到現在《中國機長》的票房已經直奔30億元而去，縱然早早知道了結局，觀眾仍然被感動，不少人流著淚出電影院。“我想他們哭是因為在電影裡看到了平凡人自己的影子——那是在平凡的崗位辛苦工作，日復一日，突然有一天被人點讚的感覺。”於冬說。
交流會後，來自上海、四川、重慶多地的電影學者匯聚在一起，對《中國機長》展開了一場深入的學術研討。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中國機長》拆掉了主旋律電影和商業片的一堵牆，可為未來的主旋律電影商業化創作提供借鑑。
與電影學者學術研討
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上海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賈磊磊教授：
“《中國機長》做的事情是拆掉了中國主旋律電影和類型電影之間的那堵牆，使這兩大類題材進行了組合。於冬這個團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原型，比如說《湄公河行動》《十月圍城》，框架都可以置換，提供了商業原型，這個是這個團隊特別重要的貢獻。
從《十月圍城》到《智取威虎山》，到《建軍大業》，一直到《中國機長》，我覺得我們中國的商業電影或者說類型電影、主旋律電影之間的牆，這堵牆一步一步被我們拆掉了。觀眾走進電影院，不是說看美國電影是找娛樂，看中國電影是受教育。國家品牌最終是由一系列的作品來支撐的，中國的電影越來越能滿足觀眾基本的訴求。”
上海大學電影學院副院長程波教授:
“我自己的感受，首先這是一個爽片，電影院的觀影效果特別好。其次，我有一個特別強烈的感受，這部電影其實是把一個關於國家的敘事內化到了一個人物身上，這個人可能是機長，也可能是這些普通人，在災難面前，大家擰成了一股繩，把一個個體的東西，擰成了一個人性層面上的共同體。所以《中國機長》既有災難片的類型，實際上又是一個超越災難的獻禮片，凝聚民族精神，把個體的感受和所謂的國家、民族、群體的感受打通。”
上海大學電影學院劉海波教授:
“博納給我們創造了一種主流媒體的新美學：一個是從煽情美學變成了真情美學，第二個是從宏大美學變成了微觀美學，或者是宏大敘事變成了微觀敘事。由於這個片子有大量的專業真實性，有高還原度，有身邊人物的真實情感和反應，使得它在觀眾之間建立了非常穩定的認同。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這部電影不是一部情節電影，是一部細節電影，是要看的，而不是講。好在哪裡？情節講不出來，要去看每一個細節，這些是看完了以後口碑自然發酵，體現在評分上，再帶動下一批的觀眾走進電影院。這會對中國主旋律電影的創作提供好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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