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晨露
第32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於昨日開幕。
除了入圍影片，今年電影節的另一個亮點，便是“準媽媽”章子怡作為本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團主席挺著孕肚優雅亮相，這也使她成為繼鞏俐（2003）、張藝謀（2005）、陳凱歌（2013）之後的第四位東京電影節主競賽評委會主席。
自1988年張藝謀的導演處女作《紅高粱》在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斬獲金熊獎以來，華語電影便引來了國際影壇的關注，開始了迄今三十多年的國際電影節征程。
無論是入圍評獎、參加展映，還是出席活動、豔壓紅毯，越來越多的華語電影和電影人在國際電影節上亮相。而受邀擔任電影節評委，則更被認為是國際影壇對電影人專業能力的高度肯定。
在大大小小的眾多電影節之中，最被中國觀眾熟悉的，當然是歐洲三大電影節——戛納電影節、柏林電影節和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它們頒出的最高獎項金棕櫚獎、金熊獎和金獅獎，也代表了全世界電影的最高榮耀。
那麼，三十年來，都有哪些華語電影人擔任過三大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審？成為電影節評審需要具備哪些條件？華人評審坐鎮又對華語電影的獲獎有著怎樣的影響？
三大電影節中的華人評審
電影情報處統計了在三大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中以導演、演員、作家、製片人等身份擔任過評審的華語電影人，共計39人。
可以看出，三大電影節中，柏林電影節更加青睞華人評審，共邀請過21位華語電影人擔任評委或主席。威尼斯則最少。
王家衛、張藝謀、李安三位導演擔任過評審團主席，其中王家衛以兩次主席身份領跑，鞏俐則是唯一擔任過評審團主席的女演員，且和王家衛一樣擔任過兩次主席。
導演評審多為男性，只有許鞍華和《末代皇帝》的副導演寧瀛兩位女性導演，這也與華語電影的知名導演多為男性一致。
演員評審則恰恰相反，大多為女性，也說明華人女演員在國際影壇更具知名度和影響力。截至19年10月，只有張國榮、梁朝偉、張震三位男演員擔任過三大評審，而這三位都出演過王家衛導演的《春光乍洩》。
陳凱歌、鞏俐、張曼玉都曾做過三大電影節評審，實現大滿貫。李安、張藝謀、杜琪峰、姜文、許鞍華、張艾嘉、徐楓、楊紫瓊、舒淇、陳沖各做過兩個電影節評審。
相比之下，一些評審更受到某一個電影節的喜愛，多數是因為其作品入圍過該電影節，和電影節有著很深的淵源，這一現象在導演做評審方面尤其明顯，他們也被稱為電影節的“嫡系”。
比如柏林電影節之於王全安。早在07年，由王全安自編自導、余男主演的《圖雅的婚事》便獲得第57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令他一舉成名；10年，《團圓》再次入圍柏林電影節，並獲最佳編劇銀熊獎；12年的《白鹿原》也曾入圍。
在14年身陷嫖娼門事件後，柏林電影節仍不避嫌地請他去做17年第67屆電影節評審，今年又以新片《恐龍蛋》再次迴歸主競賽單元。王全安如今在國際影壇的地位可謂由柏林電影節一手造就。
同樣的還有戛納與賈樟柯。
2002年，賈樟柯的《任逍遙》首次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而從2008年《二十四城記》再次入圍開始，賈樟柯十年間的五部電影《海上傳奇》《天註定》《山河故人》《江湖兒女》全部入圍戛納，除《海上傳奇》入圍“一種關注”單元外，其餘四部均獲得主競賽單元金棕櫚獎提名。
賈樟柯本人也在2015年榮獲第6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終身成就獎“金馬車獎”，是獲此殊榮的首位華人導演，因此也有人稱呼他為“戛納親兒子”。
除了導演、演員，還有三位華語電影人擔任過三大的評審。
編劇黃宗江其實早於張藝謀，於1983年出任柏林電影節評審，成為三大電影節第一位華人評審。他10歲時以“春秋童子”的筆名在《世界日報》上發表獨幕劇，畢業後組織燕京劇社，演出曹禺《雷雨》等名作。
作家阿城也曾做過2005年第62屆威尼斯電影節評審，他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其中陳凱歌執導的《孩子王》、侯孝賢執導的《刺客聶隱娘》都曾入圍戛納電影節競賽單元。
製片人施南生曾任07年柏林、11年戛納電影節評審，導演徐克的前妻，80年代在新藝城，創出港產片的黃金時代，出品並監製了《黃飛鴻》系列、《倩女幽魂》、《新龍門客棧》、《龍門飛甲》、《七劍下天山》等一系列電影。2017年，獲得柏林電影節“攝像機獎”。
電影節得獎之道，
華語電影人齊“撐腰”
在有華人評審坐鎮的電影節中，觀眾自然會好奇華人評審的加入會為當年入圍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拿獎帶來怎樣的影響，說到底，在雲集當年各國最優秀導演與電影，含金量最高、競爭也最激烈的主競賽單元中，華人評審是如何為華語片加分“撕”獎的？
1.首先，一部影片質量過硬，自然會受到評審團的一致喜愛，這時的獎項，不需要華人評審“撕”。
如2007年摘得金熊獎的《圖雅的婚事》，時任評審施南生透露：組委會一度曾想將影后和金熊一起授予《圖雅的婚事》，後來因為最高獎和額外獎不能並存作罷，充分說明了電影的實至名歸。
而2004年徐克任評審的戛納電影節上，張曼玉也是以全票通過奪得影后。
2001年柏林電影節上，王小帥《十七歲的單車》和臺灣片《愛你愛我》分別獲得評審團大獎和最佳導演獎，當時擔任評審的謝飛導演後來在柏林電影節見聞中，也描述了當時評獎的詳細情形，證明了兩部影片的高質量。
相反的，質量、題材、類型不過關的影片，即使是華人評審本人也愛莫能助。
如2015年威尼斯電影節，趙亮的紀錄片《悲兮魔獸》入圍，紀錄片入圍電影節已經不易，再加上題材原因，爭奪獎項方面評審侯孝賢也無能為力。
還有2009年李安任主席的威尼斯電影節，雖有兩部華語片《意外》、《淚王子》入圍，質量卻都差強人意，連技術類獎項也沒有分到。
有同樣遭遇的還有2008年杜琪峰任評審的威尼斯電影節。杜琪峰在電影節結束後的採訪中頻頻表示當年入圍作品質量都不高，提到唯一入圍的華語片《蕩寇》未能獲獎，直接一笑置之，無言以對。不知道是該同情未獲獎的華語片，還是同情看了太多“爛片”的杜琪峰。
2.華語評審數量多，在實行一人一票的電影節評審團裡，自然會構成人數上的優勢。
如95年蔡明亮、斯琴高娃任評審的柏林電影節，《女人四十》的蕭芳芳奪得影后，《紅粉》獲藝術貢獻獎；96年的柏林電影節有許鞍華、陳沖兩位華語評審，最終嚴浩的華語片《太陽有耳》獲得最佳導演獎。
3.而比起數量，更為重要的，則是華人評審是否掌握足夠的話語權。
89年侯孝賢憑《悲情城市》為華語片捧回第一座金獅獎，據當時的威尼斯電影節主席馬克·穆勒在一次採訪中回憶，當年其實是評審謝晉導演說服了所有評審團的其他成員，最終把金獅獎給了一部華語電影。
張藝謀任評委會主席的第64屆威尼斯電影節，也讓李安捧得金獅獎，而早在93年張藝謀任評委的柏林電影節上，李安就憑《喜宴》獲得了金熊獎，同樣獲獎的，還有另一部華語片《香魂女》。
1997年，鞏俐出任戛納電影節評審，據悉，為了力保當年唯一一部入圍戛納的華語片《春光乍洩》爭奪獎項，鞏俐與評審團主席伊莎貝爾·阿佳妮針鋒相對，甚至拍桌子叫板，才爭取到了王家衛的最佳導演獎。
2005年出任威尼斯電影節評審的作家阿城，也在評審團討論中力薦李安的《斷背山》拿大獎，最終《斷背山》以四票對三票擠下了喬治·克魯尼的《晚安，祝好運》，捧回金獅獎，阿城的一票相當關鍵。
之後在2013年，李安作為已經多次奪得奧斯卡獎，摘得過金熊獎和金獅獎的世界大師級導演，加上語言優勢和毋庸置疑的專業水準，自然在評審團中擁有較高的話語權。在他的支持下，賈樟柯的《天註定》也獲得了2013年戛納電影節的最佳編劇獎。
而王小帥的《闖入者》2014年入圍威尼斯電影節，雖有陳沖任評審，映後中外媒體一致看好女主呂中衝擊影后，最終還是失之交臂。
4.不過除了華人評審，如果還能受到主席的喜歡，勝算就又多了一成。
比如2014年的第64屆柏林電影節，梁朝偉擔任評審，共有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婁燁的《推拿》、甯浩的《無人區》三部華語片入圍主競賽單元。
在《少年時代》《布達佩斯大飯店》這樣強大的競爭對手包圍下，最終《白日焰火》拿下最佳影片大獎與最佳男演員兩項大獎成最大贏家，《推拿》獲得了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使這屆電影節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大年”。
而在梁朝偉之外，更大的推動力，或許來自當年的評審團主席、李安的老搭檔——詹姆斯·沙姆士，他同時也是《臥虎藏龍》和《斷臂山》的編劇。
5.還有一類相當具有戲劇性的，則是演員評審和入圍導演的情侶檔。
2000年柏林電影節上，鞏俐作為主席，為前男友新作《我的父親母親》頒發評審團大獎。十年後的柏林電影節，余男作為評審，為前男友王全安的《團圓》助力，拿下了最佳編劇獎。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6.當然，電影節評獎最心酸的，莫過於華人評審到位了，當年卻無華語片入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無奈，沒有人比王家衛更懂了。
<strong>
在63屆柏林電影節、59屆戛納電影節擔任主席的王家衛，沒有在主競賽入圍片單裡看到過一部華語片的身影。不知墨鏡王的墨鏡後有沒有留下墨一樣的淚水。
相比三十年前，在電影節奪得獎項，進而讓中國電影被世界看到的意義，如今的國際電影節，更多地成為華語電影人向世界展示自我，和世界電影人交流對話的平臺。
而無論評審和評審標準如何改變，用作品說話，永遠是電影人最強的自我表達。在不斷奔騰向前的電影浪潮中，電影節和觀眾，世界和中國，都期待著更多優秀華語電影人和電影作品的出現。
閱讀更多 電影情報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