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奇12
近年来, 西方国家“黑天鹅”事件、“逆全球化”浪潮、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频频发生。其中, 既有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问题, 也有不断新生的现实问题, 它们相互交织、互相作用, 导致西方呈现出许多乱象。西方之乱, 使整个世界陷入不确定、不可预知的恐慌之中, “西方怎么了, 我们怎么办?”成为各国不得不深入思考和共同应对的世界性难题。那么, 西方之乱究竟“乱”在哪里?西方之乱的“乱”源何在?西方之乱对中国又有哪些影响和警示呢?
一、外在表现:西方之乱的“乱”象
西方之乱既不是单一现象, 也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发生在多维度、多领域和多层面的常态现象, 具有时间延展长、空间分布广、影响程度大等特征。具体而言, 西方之乱的“乱”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政治活动之“乱”
西方之乱首先反映在政治领域, 如所谓“特朗普式折腾”、“黑天鹅”事件、黄马甲运动等, 使西方一些国家政治活动偏离常道, 呈现出政治局面失常之“乱”。一是所谓“特朗普式折腾”。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 打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度伟大”等旗号, 使劲地折腾世界, 全球政治罕见地遭遇“特朗普式折腾”。一方面, 特朗普“折腾”美国, 在国内制造分裂。特朗普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 美国《时代》周刊就把他称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 上任以后, 特朗普颁布“禁穆令”、废除奥巴马医改、减少接收国际难民、在美墨边境“造墙”、“走马灯”般更换政府高官、频发推特“治国”、怼对新闻媒体、为修墙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等, 加剧了本已尖锐的国内矛盾, 撕裂了美国社会。另一方面, 特朗普更是使劲“折腾”世界。首先, 特朗普疯狂地“退群”, 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 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退出《伊朗核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中导条约》、退出万国邮政联盟, 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其次, 特朗普使美国与盟国间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冷淡。特朗普敦促盟友分担防务责任, 对盟友征收惩罚性关税, 使美欧关系、美国与其他传统盟友的关系, 出现不同程度的冷淡。有学者称, 特朗普的做法使美国主导的同盟关系陷入“同盟萎缩”时代。再次, “特朗普式折腾”使大国关系紧张, 竞争性和对抗性升级。以中美关系为例,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把44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出口限制的黑名单、对中国赴美国投资设限、《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有11条涉及中国、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派舰机到南海“航行自由”等, 这使中美关系有陷入全面倒退的风险。对于“特朗普式折腾”, 美国着名战略家基辛格认为, 特朗普“属于世界历史中出现的意外, 他无意识地宣告了旧时代的终结”。法国《费加罗报》刊文称, “特朗普统治下的美国已经成为西方的‘无耻老妇人’ (一部法国电影的名字) ”。
二是所谓“黑天鹅事件”频现。“黑天鹅事件”一般是指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或一些意外性事件, 这些事件通常发生在人们的预测之外, 而一旦发生, 就会产生重大影响, 如英国脱欧、特朗普赢得大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 就震惊了全世界。以美国大选为例, 通常情况下, 美国选民心目中的总统标准应该是办事按规则, 说话有分寸, 道德要高尚, 按照这样的“政治正确”要求, 当选的应该是希拉里·克林顿, 但做法激进、口无遮拦、甚至还侮辱女性的政治素人特朗普, 却完成惊天逆袭而最终入主白宫, 爆出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再如英国脱欧, 按照常理, 每一个英国选民都是一个“理性”的人, 即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大家都知道留在欧盟中的好处应该比“脱欧”要多, 既然这样大多数人理应支持留在欧盟内部, 但投票结果却出乎意料, 脱欧派占微弱多数, 脱欧成功。
三是“黄马甲”运动。该运动始于2018年11月, 也称“黄背心”运动, 参加的民众有工人、学生、公职人员等群体。从表面上看是法国巴黎民众不满马克龙政府上调燃油税, 其深层次原因是金融危机以来法国社会矛盾加剧、经济低迷、分配不公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抗议活动, 是法国民众对获得感缺失、失业率高企、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的强烈反应。这场运动最终引发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 重创业已低迷的法国经济。虽然马克龙政府进行了全国大辩论, 并宣布放弃燃油税、对最低工资收入者进行补贴, 但并没有彻底平息这场运动, 而且这场运动还波及荷兰、比利时、加拿大、以色列等国。
2. 经济领域之“乱”
近年来, 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所呈现的各种危机病灶, 是西方之乱的又一表现。
一是由金融危机所诱发的各种危机。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 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危机又引发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的债务危机。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下, 许多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陷入危机, 继续推进高福利政策, 国家财政难以为继, 而削减福利, 民众又强烈反对, 进而陷入“两难”境地。
二是“逆全球化”浪潮。经济全球化是指贸易、资本、人员、知识信息等在世界范围内流动, 进而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 使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大势, 符合各方利益, 但近年来, 在世界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影响下, 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主观意愿明显减弱, 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逆全球化”思潮。
三是贸易保护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后, 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特朗普上任后,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凸显, 特别是特朗普对世界挥舞关税和制裁“大棒”。特朗普以美国国内法“242条款”对许多国家的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对中国启动“301条款”, 挑起贸易战, 直指《中国制造2025》。除征收惩罚性关税外, 特朗普还对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国发动贸易制裁, 给本就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据瑞士预测研究所报告预测, 特朗普推行的保护主义, 将使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显着降低, 最终将伤及美国自身。
3. 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乱”
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区别于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威胁, 主要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核安全以及跨国犯罪等。
一是“恐怖主义”猖獗。由于“基地”组织剿而不灭, “伊斯兰国 (IS) ”虽然遭到重创, 但其残余势力仍然兴风作浪, 国际恐怖主义向“独狼式”“网络化”转型。据统计, 2017年全球有68个国家共发生了1136起恐怖袭击案件, 其中美国等7个国家发生了伤亡人数超百人的国际重大恐怖袭击, 这些恐怖袭击共造成了7 656名人员遇难, 给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二是难民危机。2015年以来, 受西亚北非等地区战乱局势的影响, 大量难民涌入欧洲, 造成欧洲难民危机。虽然2018年涌入欧洲的移民只有11.3482万人, 比2017年的17.2301万人有大幅下降, 但难民问题已成为“烫手山芋”。据联合国难民署报告显示, 难民主体的规模愈益扩大, 其缘由“主要不是为追求经济和生活福利而引起的‘经济移民’, 而是由战乱和社会动荡衍生出来、以求生为主的难民”。大量难民的流动, 对流出国和流入国都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是网络安全的隐患。近年来英、美等国发生的“窃听门”事件, 反映了网络安全已成为一大世界隐患。尤其是在美国“窃听门”事件中, 窃听的对象十分广泛, 从外国政要和普通民众到本国政要和普通民众, 都在其监听之列。更为严重的是, 在监听过程中, 往往伴随有网络黑客的侵袭, 造成他国核心机密的外泄, 严重侵犯他国核心利益和主权安全。2019年2月, 美国宣布正式组建天军, 成为美国第六大军种, 副总统彭斯甚至强调, 将按照美国国内法, 对在网络空间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进行惩处, 网络安全很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冲突新的爆发点。
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不确定性、协同性、跨国性、动态性等特点, 因而极不容易预见, 这使得西方之乱愈加变得扑朔迷离。
此外, 西方还存在制度危机、民主危机、文化危机等, 这些西方“乱”象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 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 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形成一个“乱象链”或“乱象群”, 最终使西方民主模式陷入严重危机和严峻挑战。 二、生成机理:西方之乱的“乱”源
西方之乱虽然“乱”象丛生, 甚至不同“乱”象的具体起因可能存在差异, 但如果从不同“乱”象的个性中抽象出共性, 则不难发现西方之乱的根源。
1. 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的反映
对于西方之乱, 许多学者从制度层面进行了反思, 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异化为对抗式的制度体系。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一篇题为《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的文章中, 对美国出现的各种乱象进行分析后指出,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 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苏长和认为, 对抗式制度体系主要“由竞争性政党制度、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等制度形态组成, 其基本假设是制度体系应该建立在对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基础上”, 从而保证自由民主的实现, 避免出现权力专制和独裁。张维为则指出, 西方民主制度存在三个“基因缺陷”, 即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人是理性的”, “权利是绝对的”, “程序是万能的”, 由于这三个“基因缺陷”的存在, 导致当今西方之乱。
西方的民主制度, 其初心和本意是为了表达民众不同的利益诉求,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 由于政党是“部分利益党”, 政党要为不同群体的利益代言, 导致这些精心设计的制度与民主和自由的真谛相去甚远, 最终沦为不同党派争权夺利的工具。对此,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塞莱斯廷·波伦的文章称, “美式民主已被金钱腐化”。
一方面, 从政治选举看, 不同党派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而赢得执政权, 往往相互攻讦、批评和推诿, 甚至还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这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的竞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此一来, 本是正常竞争的政治选举便异化为政治恶斗与零和博弈, 一些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选举利益而大肆滥用制度权力, 不断放大狭隘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 而全然不顾众多选民的利益。在选举过程中, 尽管竞选党派都会漫天开价, 对选民许下政治诺言, 但在赢得选票和选举后, 由于“金钱—政治”的游戏魔力, 最终这些诺言很多都化为空谈。这正如恩格斯所言, 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轮流执掌政权, 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 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 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 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另一方面, 从政治运行过程看, “三权分立”制度意在平衡权力机构的力量, 但在现实中往往蜕变为权力的相互否决, 政府、议会以及法院经常上演打架拆台的闹剧。美国乔治城大学查尔斯·库普乾 (Charles Kupchan) 教授曾撰文指出:“自共和党2010年获得众议院控制权以来, 党派对抗阻挡了几乎所有问题的前进步伐。促进经济增长的法案要么未获通过, 要么被明显打折没有效果。移民改革和遏制全球变暖的立法甚至根本无法摆上桌面。无效的治理, 加上日复一日的党派斗争, 已经将公众对国会的支持率降至历史低点。”权力机构的彼此掣肘, 导致政府往往不能对一些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策和部署, 甚至还会时常出现政府运转失灵现象, 最终演化成政府关门危机。
西方的对抗式制度体系, 不仅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对立、民族之间的分裂以及地区之间的隔阂, 而且给国际社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如国际合作效率大大降低、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横行全球、全球治理成本大幅增加等。这表明, 西方之乱不是简单的个人所为, 而是有其内在的制度性根源。
2. 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
西方之乱频频发生, 但是对于西方国家而言, 或者视而不见, 或者失语失声, 陷入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灯下黑”的现象, 实际上与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密切相关。
工业革命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优越的条件率先实现了发展。在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主导下, 它们的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地理空间不断扩大, 在与世界其他相对落后民族国家的交往中, 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西方国家创造和主导世界历史为圭臬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即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 西方中心主义反映了西方国家“唯我独尊”的自大心态, 它自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者, 视西方世界存在的一切都理所应当, 人类文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 都应纳入西方模式和文化形态的坐标系中来衡量和判定。
正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浓厚情结, 西方社会陷入了孤芳自赏的境地而无法自拔, 从而失去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 由此, 西方之乱的各种“乱”象被遮蔽了。西方一些人士往往带着有色眼镜, 只看到非西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而对自身的问题则选择性忽视。对此, 郑永年指出, 西方国家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 而把非西方国家“妖魔化”, 这样的结果往往是赞美自我而指责他人,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正视并研究自己的问题;即使在自己身上发现了问题, 总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盲目地相信自己
3.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近年来,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每年都会评选出上一年国内外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 其中, 新自由主义思潮每年都榜上有名, 而且排名一直居高不下。这说明, 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中影响极大的社会思潮之一。新自由主义, 最初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中蜕变而来, 后来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起伏而愈益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 “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促使新自由主义由单纯的理论思潮而演化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政策工具。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与价值, 即在经济上主张市场万能而反对任何外在干预, 极力推崇绝对的自由化、全面的市场化以及彻底的私有化;在政治上宣扬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观, 极力推崇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政治制度;在文化上强调文化霸权主义, 极力推崇以资本主义文化来塑造世界文化体系;在价值观上信奉“个人主义”, 极力推崇“自我优先”“本国优先”的处世原则。这种思潮在全球的泛滥, 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造成了严重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就会遭到巨大的灾难”。
一方面, 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 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强调由市场进行自我调节。在资本逻辑的催生下, 只有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能够得到永恒的保障, 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则日渐式微。如此一来, 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增加并存, 必然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据英国乐施会2018年1月报告显示, 在过去的2017年, 全球创造的财富82%都流向了1%的最富有人群, 即全球1%的富人拥有82%的财富, “全球贫富差距继续拉大!”
另一方面,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一些国家完全市场化和私有化, 不加任何限制地进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以及自由贷款。在短期内, 尽管这些国家如拉美地区诸国一度实现了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撤掉了自我保护的屏障, 在经济危机爆发时无力应对,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无法自拔, 最终沦为西方的附庸。不仅如此,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地区动荡, 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之所以发生持久性动乱, 与新自由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推行不无关系。
另外, 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也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两极分化, 从而导致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