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甲骨文“從天而降”！
但是甲骨文的定義卻很難給出，《辭海》在“甲骨文”條目下的解釋是：
商周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這些文字都是商王朝利用龜甲獸骨占卜吉凶時寫刻的卜辭和與占卜有關的記事文字。
第一句話問題不大，但是第二句話卻有很大的問題，一是“都是”這兩個字的強調，二是確認了甲骨文的功能是“占卜”。占卜是指根據人工干預所形成的現象來預測兇吉禍福的自古至今都普遍存在著的人類活動。神並不存在，絕大部分的人在絕大部分的時候是這麼認識的。人類存在占卜活動，是因為對不可知不可控的未來的嚴重關切。滿足人類這種關切未來的需要，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就是被認為能夠溝通神意的人——巫。
甲骨文是怎樣變成“卜辭”的？
在普通人的知識體系中，往往認為遠古的人更容易迷信，因為古人駕馭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把占卜當作重要的決策手段，同時作為一種心理上的撫慰。有人甚至認為一個政權掌握者，一個領袖都會去以占卜作為行事的手段。這樣，商朝的人，甚至朝廷的主宰——商王（帝），也是必須占卜的。
於是，龜卜就成立了——在龜甲背面打洞，然後燒灼它，就會在龜甲上出現裂紋，根據裂紋的不同現象，得出結論，將所卜問的事情和結論刻在裂紋的旁邊，就是“卜辭”，甲骨文就是這些“卜辭”。
依據當然是很多的，比如那些龜板上的鑽鑿燒灼的痕跡，比如那些裂紋以及出現在裂紋附近的文字，再結合一些古代文獻，諸如《周禮》、《左傳》、《史記·龜策列傳》等。
甲骨文，從被發現的那一天開始，就塑造成了這樣一種有理有據的“知識範型”
1908年羅振玉發現了甲骨文出產地之後，由於缺乏政府保護，甲骨文開始更大規模地流向民間，從考古學的角度看，發掘現場遭到嚴重破壞。由於利益驅使，農民們紛紛以鋤頭上馬，在自家田地和院落中大舉挖掘，所得甲骨“往往盈數車”。
羅振玉（1866—1940年），浙江上虞人。曾任清廷學部參事及京師大學堂農科
監督，後又任偽滿洲國參議府參議及“滿日文化協會”會長。他是近代金石學研究的集大成者，“甲骨四堂”之一。
全國的古董商人，包括加拿大、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國的一些學者或古董商人，都加入到搜求甲骨的大軍中。據胡厚宣和李濟的分別統計，1899年至1928年，私掘且流向民間的甲骨數量高達10萬片。這10萬片甲骨雖然有不少著錄出版，但大部分未能著錄，且今日不知何所終，幾乎所有甲骨都沒有地層關係信息、出土位置信息，就更談不上考古發掘報告了，給甲骨學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這種局面在1928年徹底結束。
當時，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正負責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他派遣董作賓考察小屯，董作賓迅速給出了明確結論——甲骨挖掘確猶未盡，且痛陳：“長此以往，關係吾國文化至鉅之瑰寶，將為無知之世人私掘盜賣以盡，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是則由國家學術機關以科學方法發掘之，實為刻不容緩之圖！”
1928年，對於甲骨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捩，其功臣就是董作賓，董氏也將甲骨學作為其畢生投入的學問，是甲骨文研究者中影響最大、貢獻最多的學者，當然，也是受到詰難最多的學者。
董作賓（1895—1963年），河南南陽人。甲骨學家、古史學家、“甲骨四堂”之一。在考古學、殷商史、文字學、書法及篆刻藝術等方面頗有貢獻。
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共組織了15次對安陽殷墟的科學發掘，成果豐碩。
獲得甲骨25000片（其中著名的YH127坑，一坑出土甲片達17000餘片、完整龜板300餘片）。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殷墟的發掘，中國終於引入了現代考古學的理論與實踐，甲骨片的出土已經與其他的相關考古發掘形成一個整體，甲骨文的研究也擺脫了古文字學的範疇，而成為甲骨學。
中書匯遊學團參觀殷墟
這一時期，甲骨學成為一門時尚學問，人才濟濟，為數不少的研究者還具備了西學修養，創造性的認識層出不窮，堪稱甲骨學的黃金時代。董作賓、郭沫若、唐蘭、商承祚、容庚、陳夢家、胡厚宣，成為這一時期甲骨學者的代表。
1937年至1949年，戰爭使得國人自主的科學發掘停滯。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年，1950年的春天，中科院考古所（後轉入社科院）即展開了新的科學發掘。最大批量的收穫分別是1973年的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和1991年的花園莊東地甲骨出土。建國以來，共出土甲骨6000多片，其中有字的完整甲骨400多片。另外，新中國在殷墟以外的其他地方還發掘出商代甲骨，並且，還發現了早於和晚於商代的甲骨。
甲骨文研究也持續深入。
首先是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13冊從1979年到1982年間陸續出版，與其配套的釋文和材料來源表也先後出版。而事實上，這部採用董作賓五期分類說編排的著錄，也許隱藏了潛在的問題，因為沒有證據表明，這種分期是合理的甚至是正確的。其他一些大型字典、類書也紛紛出版，比如徐中舒主編的《甲骨文字典》、姚孝遂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這些集大成的甲骨文鉅製在80年代前後的集中問世，標誌著甲骨文基礎研究的逐步淡出。因為很顯然，人們已經將研究重點轉移到句式、文法、習卜、甲骨學史等方面。當然，考釋文字還是興奮點，只是令人興奮的發現越來越少，或者說，當一個體系穩固之後，這個體系的“掌門人”已經沒有能力接納所謂的新發現。
甲骨文發現100週年後，甲骨學雖由私學轉換為公學，但已經由一門“顯學”轉化為一門“絕學”，問津者逐步減少，老學者紛紛謝世，不少資深學者也退出此研究領域，轉向其他更容易說清楚、有成果、有用的、能夠商業化的領域，甲骨文專家變身為青銅器專家的李學勤先生即為一例。
甲骨文是怎樣一直被當作“卜辭”的？
• 第一，確實有占卜痕跡和典籍記載的文獻根據。
當人們發現了大量的出土甲骨後，結合《周禮》、《左傳》的典籍記載，就認定甲骨上的痕跡應當是占卜的痕跡，再參以《史記》中對占卜技術的詳盡記載（太史公有《龜策列傳》，但有錄無文，文為唐人補記），進一步證實甲骨文就是商代帝王占卜的記錄。
• 第二，沒有形成科學的研究體系，甲骨學先天營養不良。
即使考古發現了商以前的卜骨（這也很難說，因為占卜這種行為很多元化，不能看見一根有鑽鑿燒灼痕跡的骨頭就斷定這是古人的占卜行為遺蹟），周代以後又有占卜的典籍記載，也無法斷然下結論，甲骨文就是卜辭，因為缺乏嚴密的科學論證。
即使到今天，也很難講甲骨學界已經具備科學思維體系和科學方法體系，遑論甲骨學早期階段。早期建立起的非科學體系，一直深刻地影響著甲骨學，以至於後來無法撼動業已形成的框架。
• 首先，早期的甲骨文研究僅被當作文字考據之學，僅被當作私學。
• 其次，早期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背景缺乏現代科學支撐。
王國維（1877—1927年），浙江海寧人，號觀堂。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他學貫中西，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領域成就卓著，與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由於對甲骨文研究的重大貢獻，與羅振玉（雪堂）、董作賓（彥堂）、郭沫若（鼎堂）並稱“甲骨四堂”。
相當多的早期研究者，對古文字學浸淫深厚，或者說，當時釋讀甲骨文，就是古文字學家的事情。面對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他們所能使用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字形類比法，也就是調動大腦中、書本中儲備的《說文》小篆和兩週大篆，來比照甲骨文的字形，從而考釋甲骨文。這種考釋方法當然在很多場合都會生效，因為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大前提，甲骨文字是先秦漢字的源或者至少是上游，它們之間應該有形體上的一致性或者相關性，至少在造字方面有著內在邏輯的一致性或者相關性。
然而，由於時代的變遷，特別是文字使用場合、文字載體、書寫工具的截然不同，二者之間的一致性很難呈現，相關性也隱含模糊。事實上，甲骨文與小篆相比，少有形體一致者，即使與兩週大篆甚至商鼎短銘相比，也很少有形體一致的。因此，用形體類比法釋讀甲骨文，必然有疏漏。如果疏漏出現在關鍵位置就問題大了。
比如，因為金文中的“卜”與甲骨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卜”字形體較像，故將其認定為“卜”，假如是錯的呢？我們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嗎？再比如“貞”，如果不是“貞”而是“鼎”呢？甲骨文字的傳統辨識體系恐怕就會因為這兩個字的誤讀而垮掉。因此，字形類比法是一個起點或者契機，它可以引導出假設，但絕不是系統的、科學的方法。甲骨文最早被認定為商王卜辭，也許就是因為早期學者用字形類比法認出了“王”與“卜”這兩個字，再後來，就很少有人懷疑這兩個字。於是，商王卜辭的大輪廓、大語境就順理成章而少有人懷疑了。再次，陳陳相因的師承關係
在中國，學生推翻導師的學術體系，很罕見，他們能做的往往是闡發和維護、最多是完善導師的學術體系。師徒相授是其時私學乃至公學的基本路數。到了今天，學生更要維護師承關係，因為，你不維護，就不能過答辯，不能升職稱，那你還在學校裡怎麼混？和你一起做研究生的，人家10年前就升教授當博導住教授樓了，你呢，還是騎自行車回你的講師樓，丟不起這個人啊。
同時，甲骨學需要很長的時間積累，等到把自己的青春全部投入之後，才可能看到一點皮毛；等到對這個體系有了深刻認識，已屆不惑之年；可能已經發現了很多破綻，但是不能揭開它，因為這很有可能造成原有體系的徹底瓦解，不僅毀了導師也毀了自己，因為很難再建立起一個新的體系。
可見，目前已經看上去很成熟的甲骨文體系是多麼脆弱，不堪一擊。
總之，因為時代所限，雖然甲骨學是中國“舊學”走向“新學”的標本，但早期甲骨學沒有建立起科學的研究體系，天生營養不良，卻已經長成為一個老人，讓我們今天在甲骨學的科學化道路上障礙重重。
新的見解之一——黃奇逸先生
黃奇逸教授執教於四川大學歷史系，是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門派正宗。黃氏在參與編纂《甲骨文字典》的過程中，就發現了甲骨文研究舊體系的種種矛盾，按照黃先生的說法，就是強硬的約定，混亂、困惑。他在《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國古文字的產生與發展》一書中，舉出了四十多個甲骨單字，分別給予了剖析，最後指出：
就是這四十多個字，已足以說明甲骨學舊體系的約定與虛假、空浮的破敗事實了！在此我們要告誡學者的是，不要因為另外的甲骨文單字暫時逃脫了反駁與批評，那些文字的考釋與字義就是可以接受下來的，這才是剛剛開始。另外，若真正熟習甲骨文與舊體系的學者，一定會知道，我們對這四十多個甲骨單字的討論，已是根基性的與毀滅性的，有許多字只需一個字的毀滅，就是整個舊體系的毀滅！何況四十多個字呢？
黃先生列舉了舊體系在文字考釋中經常甚至故意犯下的錯誤。
比如生拉硬拽。舊體系中有不少單字，被隸定為很多的字，只要讀音相同或近似，就拿來用。試舉一例。包含“有”字的條目，在著錄中超過了1000條，是個使用頻率極高的字。以前很難讀通，而只要通假為又、侑、尤、祐，就都可以讀通了。很顯然，黃先生不認為這個字該釋讀為“有”，他甚至認為，在甲骨文所處的文字發育階段，甚至都不該出現假借。
再比如釋讀出一個字，用在其他文句中不通，就採取各種方法讓它硬通。例如重新句讀，用標點斷句的方法，讓整個意思看上去勉強通順；或者完全靠自己臆想，硬把它讀通；或者就說古人刻寫時也有錯訛。最後實在不行，就採取鴕鳥政策，置之不理。筆者按：事實上，目前被置之不理的甲骨文單字至少在3000個以上，佔到了甲骨文單字總量的60%左右，未能讀通的條目也許就更多了。在已經認出的1000多個單字中，只有大約500至700字是被公認的，其餘一半左右各家有各家的認識，這一家也經常反對那一家，而且都言之鑿鑿、有理有據。
換一句話說，甲骨文實際上總體未能讀通。當然，有些專有名詞，比如人名、地名、特殊的器物名確實很難讀通，它只屬於甲骨文時期的特別約定，後來這些語詞包括所指與能指都不用了。這些字，當然讀不出來，也無需去硬讀。但是，考慮到文化傳承，考慮到那些特殊約定往往也是從原有體系中派生出來的，出現那麼大量的不能釋讀的單字與條目，確實不正常。
黃先生給出了不是卜辭而是“錄辭”的核心結論。
他認為甲骨文的功用是記錄備忘，記錄什麼備忘呢？黃先生認為，日常的生產生活是不需要文字的，只有在處理相關於神的事情，比如祭祀，才需要文字的記錄，因為害怕搞錯。甲骨文上所記錄的也是一種卜問結果，只不過是卜問將要舉行的祭祀中關於時間、祭品、祭法（祭祀過程）的安排。這是誰給的呢？當然是神。也就是說，甲骨文仍舊是卜辭，只是不是卜問未來會這樣還是那樣、是吉是兇、是福是禍，而是卜問我們什麼時候、以什麼方法程序來祭祀列祖列宗。因此，甲骨文上的文字，都是文字按照祭祀時間順序的自然疊加，本身不是什麼句子，沒有完整的語言邏輯，這也是讀不通也無需讀通的原因。
這樣，黃先生的體系就很難動搖了。因為，它的每個字，都代表了一個（一組）物件或者會意了一個（一組）行為，能認出來的，比如鼎，那就是鼎，認不出來的，就是商代的一種器物，或者一種特別的行為，或者二者的結合會意，而由於時代久遠，我們已經無法指認它們了。所以，在這個體系裡，在甲骨文性質的研究領域中，沒有必要讀出的完整語句，甚至沒有必要去考釋那些沒有認出的字。
黃先生還認為，人類之所以產生文字，不是庸俗的唯物史觀所理解的來源於日常生產與生活，而是來自於祭祀。在中國上古人類的知識體系中，祖先就是神靈。神靈有支配萬物的能力，把神靈（死去的祖先）伺候好，是必須的，絕不能因違背神意而遭致災禍。祭祀就是一種對神靈的膜拜與賄賂（與神靈做交易）。所以必須按照神靈的提示，將未來祭祀的日期與賄賂物品（那時候沒有人民幣和美金）記錄清楚，一點也不能出錯。所以要用到文字，文字不是拿來作信息交流的，而是讓巫師們作為備忘錄的。
新的見解之二——璩效武先生
首先，他認定，沒有典籍表明在周以前，人類有過占卜的行為。（不過，這一點確實面臨很大挑戰。雖然先秦典籍沒有記載商人占卜，但東漢那些經學家眾口一詞所說的周人占卜難道會沒有繼承，憑空而出？而且，司馬遷的《龜策列傳》開篇，總算是一重根據吧。另外，二里頭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告訴我們，早在夏商之交，就有龜卜現象，因為出土了有鑽鑿燒灼痕跡的龜甲。這可以算作鐵證嗎？）
其次，璩先生認為，最應該做的事情是，考釋出這些單字，然後放到所有出現這個單字的句子中去讀，能夠讀通才行。讀不通，說明字認錯了，再認。璩先生通過近四十年的釋讀，終於能夠像讀報紙那樣，把絕大部分甲骨文整句讀通了，不僅符合邏輯，而且有一些得到了典籍的印證。璩先生反覆強調，傳統的方法之所以遇到很大障礙，文句考釋錯誤百出，就是因為把甲骨文當作卜辭的錯誤觀念。如果把甲骨文當作一般的文字記錄，對文字進行合理的辨釋，就可以很容易讀通。璩先生甚至認為，他已經考釋出70%到80%的甲骨文單字。這確實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因為在業內，今天還在做考釋單字這種基礎研究的人絕對已經是鳳毛麟角。
璩先生對甲骨文字的考釋，認定甲骨文是商王朝的文字檔案，它記錄了朝廷及其他政府機構的辦事信息，而絕非什麼“卜辭”。
在璩先生的描述下，一幅幅商代歷史畫面就生動地展現在我們眼前了：王子們是怎樣最終被確立為鼎主（即商王）的；長儒（官銜名稱）是怎樣因為收受賄賂而被撤職查辦、最終被鼎王取消了這一官職的；商帝、商王、領主們是怎樣任命各級官員的，是怎樣與政府部門進行對話並且發號施令的；農業活動、手工業活動是怎樣開展的；乃至更具體到皇家駕車的車伕是怎樣因為車禍肇事而受到囚禁的；妲己如何下令抓捕箕子的等等事件。
甲骨文字的研究，必須使用科學方法。科學方法本質上就是一個不斷的自我糾錯機制。假設，驗證（必須是邏輯和實踐的統一），再擴大應用範圍，發現問題，再重新完善理論，直到能夠解釋相關領域內的全部問題。
如果發現有些理論只能用在解決局部問題時，就說明，我們還無法全面認識這個領域，此時，我們對這個研究對象的定義就要做更高一級的歸納抽象。
基於以上的基本認識，筆者對甲骨文的定義是：
以龜甲和獸骨為載體的古代（主要指已發現的商周兩代）文獻。
那麼怎樣辨釋甲骨文呢？
前輩已經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討，比如字形類比法、偏旁推認法、借音法等等。實際上，這些辨識方法都僅僅是打開了一個缺口，而不能形成科學的文字辨釋體系。如何能夠正確辨釋甲骨文，學理上應該非常清楚——所辨認出的字應該與被檢驗文句的內在邏輯相一致，同時，相同的字，用在其他的地方也應是通順不悖的。
具體說，首先是試錯，先猜出一些常用字的意與音。這個“猜”，應該回到文字創造的根本而不僅僅根據字形類比，因為我們無法簡單地由後斷前，由周銘文推商甲文，更不能簡單地由小篆去推測甲骨文。
文字創造的根本，主要是象形。儘管一切符號加以約定都可以最終抽象為文字，甚至我們完全可以把八卦的符號延伸為一種文字體系——64卦象再排列組合一次就是4096個卦象，每個卦象代表一個字，這已經足夠了。
今天的計算機裡，漢字輸入編碼不就是靠簡單的阿拉伯數字就可以實現嗎？早一點的電報碼就已經實現了數字編碼。但是，在人腦記憶和手寫文字階段，這樣的文字體系是不可能成立的，最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望文生義、明義識字。
抽象出一匹馬的形狀，就是馬字；一隻狗的形狀，就是犬字；一頭豬的形狀，就是亥字。這樣，自然界中的可視物相，就能被抽象為相對應的文字，比如日月、水火、草木、人獸、家居、衣著、食品、用品等。也有一些動作行為可以用稍複雜的會意方式表達出來，比如，兩個人背靠背，就是“背”；兩個人朝向同一個方向就是“從”；三個人在一起，就是“眾”；耳旁有口，即為“聽”；天空落點即為“雨”。
在使用文字的實踐中，通過對文字記錄符號的局部形態加以改動和增刪，則能夠反映出更為豐富生動的信息，比如手分左右，人分為站立的和跪坐的，二者又有形態（非常形象的姿態）的不同，從而表達出身份地位的不同。比如在璩效武先生的釋讀體系中，同為人形，卻細緻地分為中央級高官、子級官員、基層官員，以及衛士、士、民眾、僕役等多種。
這些擬定、這些試錯、這些猜測，最終要拿到文句中去檢驗。有的時候需要若干組試錯的候選文字去排列組合，目的是達到句意曉暢，既符合客觀現實，也符合語法的內在邏輯，所謂“能指”和“所指”的統一。
做到這一點還遠遠不夠。試讀出一定量的文字、語句之後，還要拿到其他出現相同圖形符號的語句中去檢驗，必須做到在其他語句中也能通順，既符合現實，也符合語句邏輯，這樣才能確認釋讀的正確性，不應該在這裡讀成這個字，取這個意，在另外的地方又讀成那個字，取那個意。
應該可以肯定，出現頻率高的字，它們所組成的語句，假如釋讀正確，不會出現讀不通讀不懂的情況。假如有這種情況，說明釋讀有誤，就要重新再來。就在這種反覆試錯和檢驗的過程中，文字的訓讀就會慢慢沉澱下來，集字成句，集句成篇。最後，如果發現有些篇章恰好符合典籍的記載，就更能夠確認釋讀的正確性，然後用這種正確的訓讀再去檢驗更廣泛的語句，逐漸地，完成對甲骨文字的全面釋讀。
朱書龜板
在反覆釋讀過程中，我們會積累越來越多的造字方法，瞭解古人是怎樣造出這個字的。這種造字方法的得出，來自於釋讀的正確性。隨著對造字方法的深刻了解，就可以更有效地釋讀新的不認識的字。還有造句方法（語法）、文章體例（文法）、文章性質（陳述、抒情、疑問、命令或者祈使），等等。
必須重新將甲骨文“還原”為一般意義上的商代文獻，而不是商王占卜刻辭，才能夠揭開甲骨文之謎。
甲骨文是商代文獻這一定義的提出，非常重要。其價值主要體現在：
1、用“文獻”取代“卜辭”，內涵的特徵減少，擴大了外延，意味著甲骨文有著更多的可能性，以此可促進甲骨文研究跳出原有的框架。
2、用“文獻”取代“卜辭”，明確地展示了甲骨文更為重要的史料價值，使甲骨文研究能夠獲得更廣泛的支持，跳出文字學的框架，直接與歷史學接壤。以下一些要點是無論如何應該給予重視的
• 第一，甲骨文從理論上講是絕對可以被全面釋讀的。
• 第二，文字考釋是甲骨文研究的根，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
• 第三，有了完整的原始圖像信息資料，就需要一一驗證多種假設。
甲骨文是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從1899年被發現時，它就向世人彰顯著無窮的遠古信息。然而，四代學人的不懈努力，也許尚未掀開這部歷史寶藏的帷幕，這一切，都因為我們不認識那些字，更可怕的是可能認錯了那些字。因為從一開始，我們就走錯了路，沒有構建起科學的研究體系。
不怕，一切都可以重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們從來不會輸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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