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Jacques Lacan）
除了正統的學院派哲學界，拉康（Jacques Lacan）的思想在全球知識界得到了廣泛而深入的傳播，並對重塑二戰之後的思想版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相比歐洲和拉美的拉康研究，中國知識界對拉康的理解和闡釋相對滯後和薄弱一些，但中國的拉康研究仍然在穩步前進，而這一領域的最新成果就是黃作教授新近出版的大作《漂浮的能指：拉康與當代法國哲學》（人民出版社2019）。
拉康將人的存在分為三個維度，想象，象徵和實在。在其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他對這三個維度的關注程度略有差異，前期主要關注的是想象，後期則痴迷於探究不可能的實在，但對象徵的探索則一以貫之。之所以如此，不僅因為語言乃是拉康對弗羅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學進行革命性改造的關鍵鎖鑰，而且也因為想象和實在的工作也是在象徵或者語言的運轉中才有可能被探測。
拉康有一句名言：無意識就是大他者的話語。這一格言還有另外兩種相似的表達：無意識具有語言的結構，或者無意識是像語言那樣被結構起來的。無論何時，這個簡潔而又神秘的表達既是令人對拉康思想產生強烈好奇的磁石，又是阻礙人們走進拉康思想殿堂的壁壘。它吸引人們走向拉康，但隨後又阻止人們走近拉康。從某種程度上說，理解拉康就是理解這句箴言，並因此理解拉康的另一句同樣神秘的箴言：人的慾望就是大他者的慾望。
拉康之所以被公認為弗羅伊德（Sigmund Freud）之後最偉大的精神分析學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將現代語言學的發現引進了精神分析，從而革命性地改造了這一新興學科，並因此重新闡釋了無意識和慾望這兩個基本概念（以及與此相關的幾乎所有精神分析學概念），徹底滌除了殘留在弗羅伊德思想中的微量生物主義。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或話語，精神分析學的基本概念就是無意識，因為無意識就是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但無意識究竟是什麼呢？
毫無疑問，無意識是精神分析學的基本對象，精神分析學就是關於無意識的科學。在弗洛伊德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無論他探討的是夢、症狀、失誤動作，還是慾望、自我和人格，抑或藝術、宗教和文化，無意識始終居於他的事業之核心。為了探索無意識，弗洛伊德先後提出過三種觀點，即拓撲學的、動力學的、經濟學的觀點，這三種觀點構成了他元心理學（meta-psychology）的樞軸。然而，無意識既是精神分析學大廈的基石，也是弗洛伊德畢生拼搏但又最終未能圓滿解決的難題。
作為元心理學的三大樞軸之一，最早提出的是拓撲學觀點。根據這種觀點，弗洛伊德認為精神機器由不同的心靈區域構成，不同的心靈區域受不同程序支配。早在1895年寫作的《科學心理學方案》（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中，弗洛伊德就已經初步形成了一種心理拓撲學。在此，他將精神機器區分為意識、前意識和無意識三個區域。處於意識區域之內的乃是各種能夠直接為主體覺知的觀念，處於前意識區域之內的乃是那些雖然暫時不在意識之中，但隨時可以被覺知的觀念，而處於無意識之內的則是那些因為受到壓抑從而不可能被覺知的觀念。這就是人們熟知的第一拓撲學。隨著精神分析學的發展，弗洛伊德發現這一拓撲學不足以對付病態的自戀，因為它無法把自我安置到無論哪一個心靈區域，也無法安置主體在個體發展過程中內化的那些價值與法則。因此，在1923年寫作的《自我與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第二個拓撲學觀點，把精神機器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根據這個觀點，無意識不再被當作心靈之中一個單獨的區域，甚至在性質上也不盡相同，因為無意識不僅存在於本我之中，同時也存在於自我和超我之中。第二個拓撲學充分考慮到了無意識的複雜性，尤其有助於心理人格的分析。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無意識的核心地位，不利於精神分析的深化。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第二個拓撲學並未取代第一個拓撲學，而是與之構成一種相互補充的辯證關係。作為元心理學的樞軸之二，動力學觀點研究的是運行於精神機器之中的各種力量對抗、結合和相互影響的方式。其實，這種研究無意識的觀點從弗洛伊德開創精神分析學之初就存在，並貫穿其學術生涯，只是到1915年他寫作《壓抑》（Repression）時才得到集中表述。動力學觀點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的基礎之上：心靈之中運行著各種不同的力量，心靈就是這些不同力量相互衝突的場所。為了減少或者消除這些衝突引發的不快，精神機器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機制，而壓抑就是所有機制中的原型。藉助壓抑，精神機器改變了各種本能的觀念表徵所處的拓撲學位置。由此，通過使某些本能或者某些本能的某些方面成為無意識，它保護主體不因一些相互衝突的慾望而感到痛苦。後來弗洛伊德進而提出這樣一種看法，即除了反對沖突但又在衝突之內的一些防禦，精神機器還能實施另外一些防禦措施，這些防禦措施的目的不是組織起一些手段以對付衝突，而是從根本上預先阻止衝突的發生。因此，除了基本的壓抑之外，與動力學觀點密切相關的還有投射（projection）、否認（disavowal）和排斥（forclosure）等許多概念。就壓抑而言，弗洛伊德的辯證之處在於他始終強調了被壓抑者的迴歸：不管阻止衝突及其心理表徵的驅逐力量有多強大，精神機器都能為被驅逐者保留下一點蛛絲馬跡的殘餘。一旦條件許可，被驅逐者就會以某種方式迴歸。
經濟學觀點在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學中同樣出現得很早，至少在1905年完成的《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中就已經基本形成，十年之後在《驅力及其變遷》（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中傾向成熟。經濟學觀點基於這樣一種假設：精神機器被投資了一些為驅力所特有的能量，這些能量在強度上或者天生不同，或者因為驅力的變遷而受到不同的投資。弗洛伊德提出這種觀點是既是為了根據運行於心理事件之中並激發心理事件的那些能量的強度，以對付個體成長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一些心理事件，也是為了描述原始能量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這些能量由此而改變的強度。1920年以後，經濟學觀點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縱觀這三種解釋無意識的觀點，拓撲學的觀點有助於確認無意識的存在及其在精神機器中的位置，但不能解釋無意識的運作機制；動力學的觀點有助於解釋無意識的運作機制，但不能解釋這種機制背後的原因；經濟學的觀點有助於解釋驅力之變遷以及原始能量之間的相互作用，但又不能解釋無意識的運作機制。也許是因為這三種觀點各有利弊，所以弗洛伊德從來不曾認為它們可以彼此替代，而是將其當作探索無意識的三種共存的視角。正因為此，弗洛伊德指出：“當我們在動力學方面、拓撲學方面和經濟學方面成功描述了一個精神過程時，我們才能說這樣的描述夠得上是一種元心理學的表達。” 這三種觀點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產生的時刻沒有可以清晰分別的先後順序，這一事實也可以證明它們的確不存在互不相容的關係。
然而，儘管弗洛伊德提出了這三種觀點，並讓它們和衷共濟地為解釋無意識服務，他終其一生仍然未能對無意識做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因為這三種觀點都不能揭示無意識的存在論身份，也就是說，不能告訴我們無意識究竟是什麼。這三種觀點無疑對揭示無意識的真實存在、運轉機制和運作原則具有至關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們無一能夠揭示無意識的本質。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需要另一種新的方法，一種語言學的方法。事實上，在弗洛伊德開創其精神分析事業的全部歷程中，他一直都在和語言打交道。他獨闢蹊徑開創的自由聯想訴諸的是語言，他不辭辛苦地解釋夢的內涵以及夢的工作訴諸也是語言，他研究詼諧與無意識的關係訴諸的還是語言，他探索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學訴諸的更是語言。在成果豐碩的1915年完成的《論無意識》（The Unconscious）這篇傑出的論文中，他甚至發現了無意識與意識的區別就在於，“意識表象包含了事物表象和指稱這一事物的詞語表象，而無意識表象只有事物表象。無意識系統包含了對象的事物貫注，這是最初且真實的對象貫注；意識系統則來自於這一事物表象因為和與之對應的詞語表象相聯繫而被過度貫注。” 然而由於時代的限制，這種呼之欲出的語言學方法最終竟未能被明確提出。用一種嶄新的語言學方法去揭示和解釋無意識，歷史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拉康。
在歐美和拉美的拉康研究學界，“無意識就是大他者的話語”，或者“人的慾望就是大他者的慾望”，這兩句極為費解的箴言及其龐大的內涵已經得到了極為深入的闡釋。即使是在漢語學界的拉康研究之中，與此相關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比如吳瓊的《雅克拉康：閱讀你的症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和嚴澤勝的《穿越“我思”的幻象》（東方出版社2007）。馬元龍的《雅克拉康：語言維度中的精神分析》（東方出版社2006）也略微有所申說。然而拉康何以能夠解決這一弗羅伊德終生未能解決的難題？藉助語言去解釋無意識和主體，其對後現代哲學又造成了何種強大沖擊？縱觀中外拉康研究學界，這兩個重大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了，或者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掘和闡釋，然而它們對理解拉康哲學的來源和意義則是不可或缺的。就此而言，黃作的《漂浮的能指：拉康與當代法國哲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當前拉康研究領域中的一塊空白。
作為最為重要的法國後現代哲學家之一，拉康無疑具有超乎常人的學術思辨能力，但是，他之所以能解決弗羅伊德不能圓滿解決的問題，乃是因為他從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人類學，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學，和海德格爾（Matin Heidegger）的語言哲學中借得了一個弗羅伊德所不具備的工具：現代語言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漂浮的能指》最大的貢獻就是作者深入而且詳盡地挖掘了拉康的理論資源。比如，在發掘列維-斯特勞斯的人類學對拉康的影響時，將其上溯到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和博厄斯（Franz Boas），因為正是莫斯率先將無意識與象徵系統關聯起來，而博厄斯也曾初步探索語言現象的無意識特徵。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不滿足於挖掘拉康與列維-斯特勞斯、莫斯和博厄斯的關係，而且還深入剖析了莫斯、博厄斯和列維-斯特勞斯之間的思想異同。索緒爾的語言學是拉康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資源。索緒爾一方面區分了言語和語言，另一方面又區分了所指和能指，並主張能指和所指的關係服從兩個基本原則，即任意性和消極性。這些理論洞見直接啟發了拉康從能指著手去探索無意識的運作機制，但他創造性地顛倒了所指與能指的關係，將能指放到優先地位。然而誠如作者論證的那樣，拉康是通過雅克布遜（Roman Jacbson）走向索緒爾的，正是結合後者對隱喻和換喻的探索，拉康發現語言的運作機制正是無意識的工作原理。就此而言，在藉助語言學的發現上，雅克布遜同樣功不可沒。海德格爾的語言哲學是拉康的另一個重要理論資源，但此前關於這一關係的闡述甚至更加薄弱。雖然海德格爾對拉康的吸引在20世紀50年代尤其強烈，但他對語言的本體論強調對拉康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在拉康後期專注於探究實在時可能依然存在。就我有限的閱讀所及，《漂浮的能指》是第一部深入分析拉康與海德格爾關係的著作，雖然這方面的工作仍然還有開掘的空間。此書的另一大貢獻，如上所述，還在於它在追本溯源的同時，詳盡闡釋了拉康的哲學或者他的反哲學對法國當代哲學的貢獻，這種貢獻與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異曲同工，不過也正是在解構主義上，德里達與拉康產生了十分有趣的衝突或者誤解。
黃作：《漂浮的能指：拉康與當代法國哲學》（人民出版社，2019）。
西方學者治漢學，和中國學者治西學，最難之處在於考證，因為這極為考驗作者對史料和文獻的佔有密度和廣度。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漂浮的能指》正是一本攻堅克難的考證之作，或者說一本融思辨於考證之中的著作，尤其難能可貴。作者鉤沉索隱，鉅細無遺；溯本探源，條分縷析。不僅展現了敏銳的學術眼光，宏大的理論視野，而且還有潛幽發微的堅實的文獻功夫，以及由此體現出來的嚴謹的治學態度。雖然此書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弗洛伊德本人對無意識的探索，以及在個別問題的論述上可以更加明晰，但總體而言，實為近年來拉康研究領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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