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在漫长的民风民俗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为了谋生而去往他乡的行为，就认同我们现在说的“出去打工”了。但在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的浩浩景观中，“走西口”远不是简单的人口暂时的移动，它是一种深刻的，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生存平衡和发展平衡的历史现象，它产生的效应不仅是农耕时代一口饭的问题，而是人口数量与结构在地区间的内在与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走西口的历史价值和痕迹就说明一种生存哲学：人挪活，树挪死。

综合各种史料文献，“西口”，最早指山西省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后指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时称归化城。所谓“走西口”就是晋西北、雁北、陕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的贫困农民为了生计，越过长城，到归化城一带及内蒙古西部进行劳作谋生。

《走西口》中太春和玉莲的故事 是一个新婚离别的故事

在老一辈人的街谈巷议中，类似“走西口”“走口外”“跑口外”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这个历时3个世纪的社会人口流动现象，不仅流动成为一个历史标记，而且流动成为很多实物痕迹，比如后面要讲到的村庄，更加有创意的是，形成为一种民间文化。

文化，既是一种艺术形式表达，也是生活的再现和流传。

在内蒙古西部，《走西口》 这个二人台小戏是一个经典保留剧目，就如同国粹京剧《霸王别姬》《三放曹》等为票友们喜爱。《走西口》中太春和玉莲的故事是一个新婚离别的故事。玉莲，太原二里半村人，十六岁 ，与太春正月刚刚成婚。正是新婚燕尔之际，太春去和别人借粮食，但无果。迫于生计，太春要和村里的其他人结伴去口外讨生活。

“咸丰正五年，山西遭年限，有钱人粮满仓，受苦人真可怜。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口外好收成。”

这是太春大年一过就要走口外的原因。

这些来自山西传统文化记载的史料，告诉我们很多要素：时间要素咸丰五年；地点要素山西太原；人物要素一对小夫妻；背景要素借粮不成决定跑西口；当然也交代到那个梦想的好收成的地方——西口。

从这个小戏中就可以发现很多社会大问题。比如，咸丰年间，山西人口众多，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因为遭遇年限，严重歉收 。这个时候既然“二姑舅” 捎来信，又提到口外好收成，说明农耕社会的亲情主导和“西口” 的出名。也间接说明，当时整个朝廷对“走西口” 的态度：西口是可以走的。但是，为什么太春是一个人走，而不能带着新婚的妻子一起走呢？说明朝廷有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清朝前期官府的封禁政策：不准带妻子前往，本人要春出冬归。

所以正因为如此，虽然玉莲凄凄惨惨，万般不舍，万般挽留。“正月里娶过门，二月里你口外行，只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二人不成亲。”太春作为男人，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背起简单的铺盖执意要去挣点口粮，也没有提一句，玉莲也可以跟着走。

时禁时松的出口外耕商政策

历史资料《晋乘搜略》中就曾就山西的天然资源有过论述，大意是山西人口增长较快，土地贫瘠稀少，自然灾害频发，人们的生活日益困难，生物鲜少。 类似情况延及山西西部和西北部延及陕西的府谷、神木、榆林等地。黄土高原本身就干旱缺雨，再加上大自然的风不调雨不顺，自然资源不给力，开垦有没有意义，所以，食不果腹成为日复一日的常态。

而此时，一段明长城之隔，内蒙古西部的草原，却是水草丰饶，畜业发达。但牲畜的大量繁衍，粮草问题开始出现，草原的游牧生活随着生活的发展和外界事物的影响，耕作土地，补给不足，成为必然。于是开垦土地成为草原的新课题。但是牧区之人对耕作非常不熟练，对于农耕一筹莫展，尽管清政府着急上火派去农业专家，带去种子，甚至手把手教牧区的人怎么中庄稼，一些蒙民也学会了种植，但因为内蒙古西部的土地辽阔，水道丰沛，阴山脚下，清代，真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富庶之地。一方面是晋陕豫等地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草原上大耕地却急等来开放利用，于是地界的封禁政策便在需求中松动。

在清代，清政府对明长城内的民众去口外谋生劳作的政策有过三次高潮。

据史学家研究，第一次是康熙到乾隆时期。这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很多措施也是大手笔。

封禁政策非常明确，出口民人，不能在口外结婚，如发现有结婚的，必须离异，把妻子归还母家。私娶者要治罪等等。同时，每年有严格的出口人数，这个期间是印票八万张，逐年换给。这个时期的出口民人，被称为“雁行客”，意即要春去冬归，像大雁一样。口外只是一个暂时的栖息地，到时候要回去的。

因为口外生活较为容易，口口相传，口外是当时每个成年男人的梦想淘金之地。清政府的封禁更加刺激到晋陕豫鲁地人的“野心”。口外如此富庶，移民问题出现，封禁开始调整。史称，雍正元年，专门设置了归化城理事同知，管理口外的汉人。去口外谋生和淘金已经成为官方和民间公认的趋势。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咸丰年间，这便是小戏《走西口》故事发生的时期。“去年遭年馑，寸草也不生，没打下一颗粮，活活饿死人。官粮租税重，逼得人跳火坑，没钱打官债，不走西口怎能行。”

据地方资料记载，就在这一时期，仅托克托县一地，走西口人所建的村庄就有69个。现在，当地人总是这一说，某某人是走西口的后人。所以，内蒙古西部，很多人的祖籍都是山西、陕西和河南的。

第三次高峰是在光绪年间，因山西一位官员建议“移民实边”，堵不如疏，光绪一想也是，朝廷也累，百姓更累。于是，放垦口外全部土地，取消口内口外限制，“走西口”一下井喷。

“西口” 路上的“雁行客”和“旅蒙商”

长城内外皆故乡。明长城是内蒙古与山西的界墙，历史上，明长城就是中原和塞外的分水岭。各种要求都围绕这这段长城而起。山西的老百姓称家乡为“口里”。小时候听大人们说，这是个口里人。不知道口里是什么地方。可能是因为口里与口外的渊源，感觉里，大人嘴里的口里人很仔细，说白了就是很“小气”。当然，现在时过境迁，历史已经尘封，一切都在谈笑间，只是感觉很有趣。走西口原来也是充满了辛苦和无奈，但历史在前进，从当时被迫寻生路，到后期的做大，进而成为带动地方发展的有生力量，为口外带来生机勃勃，说明走西口的生存内涵很是非凡。

大量的“雁行客” 春来冬回，演绎出想象和现实中的“

春季载耒耜而往，秋盈橐囊而还。”虽然有离愁，所以风吹雨打，但冷雨湿衣衫，心中仍微笑。为了家人的生计，吃点苦算什么，只要春华秋实就好。只可惜，清朝前期，还是不能让这些“雁行客”定居口外。每年的一期一会成为这些农人商旅的希望和激励。

当然，光绪年间，口里人在口外从事的事务之多，贡献也大，经常奔波闲人不显示，也影响口外经济、农牧业的发展，因为山西巡抚张之洞的上书，大量“雁行客”终于可以在当地定居，大雁终于可以在北方过冬，西口路上，行色匆匆的路人少了许多被迫回乡的脚步。

如果说清期走西口只是解决了晋陕豫的饭碗问题，那就太小看这些走西口的人了。事实上，走西口的人中，一部分人是从事农耕，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经商，特别是旅蒙商。

旅蒙商其实是一种统称。清代活跃在中国北部草原地带的伤人、商号和商帮，都归在旅蒙商之范畴。

旅蒙商最早的买卖启蒙不过是为了温饱，物物交换彼此需要的东西。内地的茶、布、丝绸成为草原民众的向往，而草原上的皮毛、肉类、奶食也是内地所没有的。所以，两地私下里的交换成为官道之外公开的秘密。这应该是旅蒙商的雏形。

随着各方面的开放和发展需求，更多的贸易需求被发掘出来， 官方逐渐认可内地和塞外的贸易，并成立了护商队，以晋地商客为主的商人开始大规模和草原进行生意往来，所到之地远到乌里雅苏苏台、恰克图、 大库伦等地，近则在归化城、包头一带。旅蒙商的名号开始发展壮大。当中尤其以大盛魁商号为响亮 ，总部设在归化城，骆驼、牛马羊不计其数。胜极时期，大盛魁每年的交易总额达1000万两银子。因为晋地各种商号的驻入，归化城和包头市成为旅蒙商的桥头堡。

“大盛魁，半个归化城”“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两地现在的很多商号还有保存，有的成为了现在的街道名，有的成为了村庄名。

旅蒙商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历史给予了一线生机，他们就在这一线生机中发扬光大。没有舍本逐末，也要生存，但生存之后却是对商贾之道的深耕细作，终成就一代传名久远的旅蒙商。这可以说是当初被迫“走西口”的一个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