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金生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尤其是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中国革命发展大势已定，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一月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并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能否来出席做了考虑和安排：“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北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2月18日，又做了一个补充通知：“中央决定罗荣桓、薄一波、彭真、叶剑英、黄克诚五同志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现在华北的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于丑俭（1949年2月28日）前赶来中央开会。”
由于战事繁忙，路途遥远，原定的3月1日开会时间改在了3月5日。贺龙、彭德怀、王震、习仲勋接到通知后，安排好工作于2月17日启程，经过长途跋涉，于3月4日才到达西柏坡。会议筹备工作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总负责，由杨尚昆具体负责。之后，会议所需材料的准备与复印、会场布置、安全警戒、摄影照相等各项工作，都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央在进城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将明确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政策学习，目的在于要求与会的每位代表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及掌握近期党的革命任务，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做好准备。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西柏坡的合影
1949年2月26日晨，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要求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好学习材料的准备工作。信中首先指定的学习材料是《政策汇编》，是由当时西柏坡中央政策研究室编辑的1948年以来党的重要文件专集，是一份党内文件的汇编，分为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等八部分，主要汇集了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文章、中共中央以及新华社、中宣部等部门发布的文件、发表的文章等共107篇。
3月3日，毛泽东又函告周恩来，请其将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的各位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同时，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中央宣传部决定编译一套十二册“干部必读”书目，毛泽东批示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
除了准备有关会议材料外，周恩来还非常重视警卫工作，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亲自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处处长兼中央驻区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方志纯回忆，周副主席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秘密了，方志纯向周恩来汇报，在西柏坡周围五县，除部队外，民兵也进行了组织动员，加强了装备。同时我们还号召群众准备了些土武器，就是为了打敌人的空降兵和骑兵等。周恩来对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另外，周恩来还从前线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高炮营和第63军187师第560团担任外围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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