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建章:若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少於美國,是福是禍?

導讀

人口多並不表示會強大,但人口急劇萎縮則一定預示著衰亡。一個文明或種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後代方面長期處於劣勢,最終必將沒落

梁建章:若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少于美国,是福是祸?

對於人口預測來說,有一個關鍵指標是總和生育率。生育率可通俗理解為平均每位婦女生育的孩子數。如果中國未來一直保持1.2的生育率,那麼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降至6億左右。圖/視覺中國

梁建章:若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少于美国,是福是祸?

文|專欄作家 梁建章

前幾天,我在烏鎮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發表了一個演講,即興提出了一些論點和論據。現在我抽空寫一篇文章,對於那天演講的內容作進一步的發揮和充實。

我在那天演講中提出,到2100年,中國人口有可能少於美國。很多人不相信這一點;而另外有些人則認為如果中國人口真的少於美國,這對中國是好事。下面我就具體分析一下。

對於人口預測來說,有一個關鍵指標是總和生育率(簡稱“生育率”)。生育率可通俗理解為平均每位婦女生育的孩子數。更替水平是指足以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每代人數不增不減的生育率。對於發達國家來說,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由於中國存在性別比偏高現象,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2。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為1723萬,抽樣調查生育率為1.58,看起來生育率不算低,但其實是兩孩政策帶來的生育堆積推高了生育率,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別為0.67、0.81、0.11。可見,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還高,甚至佔到總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於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狀況穩定時,二孩生育率必然低於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積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達60%的母親會生育二孩,那麼2017年的自然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這一趨勢在2018年更為明顯。雖然2018年的抽樣調查生育率還未公佈,但由統計公報出生人口1523萬推算的生育率僅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數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兩個倍數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著二孩生育率至少與一孩生育率大致相當。也即2018年1.46的總和生育率中還有約1/4可歸因於堆積。去掉生育堆積因素,2018年自然生育率僅1.1左右。如果生育率長期保持1.1,這意味著每過一代人,出生人口就會減半。

到2025年,二孩政策的生育堆積效應已經完全消失,中國生育率跌到1.1,出生人口只有1000萬左右。如果生育率保持1.1,再過一代人,也就是到2050年左右,中國出生人口將減少一半,只有500萬人左右。美國現在一年出生將近400萬人,生育率在1.8左右,而且美國每年還吸收大約一百萬的移民。如果美國的生育率在將來有所提升,那麼到2050年,中國新出生的人口有可能會少於美國。

如果中國未來一直保持1.2的生育率,那麼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降至6億左右。現在我國臺灣地區的生育率僅有1.2,韓國的生育率更是跌破1.0,中國未來生育率很可能低於1.2,所以到2100年,中國人口有可能不到6億。雖然美國人口現在只有3.3億,但美國生育率遠高於中國,並且每年還吸收大量

移民。如果從2050年起美國每年出生人口超過中國,那麼到2100年,美國總人口很可能超過中國。按照聯合國2017年的中方案預測,2100年印度人口15.2億,尼日利亞人口7.9億。所以屆時中國人口在世界中的排名,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很可能是第三或第四。

如果本世紀末中國人口真的少於美國,屆時中國的綜合國力很可能也不及美國。因為屆時美國人口不但多於中國,而且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與美國在語言、文化、安全上是一體的,在科技交流與合作上更密不可分。而漢語國家的人口主要在中國,屆時英語國家的人口將遠遠多於漢語國家的人口。此外,美國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顯著放大了美國實際可利用的人口基數。

回顧世界歷史,在每次技術跨代升級之時,或許會有一些人口小國憑藉效率和靈活性方面的優勢佔據先機,但在充分交流形成新的經濟均衡之後,最終決定各國興衰的還是各自的人口規模。正因為如此,在近代世界性強國的名單中,我們先是看到數百萬人口規模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之後是數千萬人口規模的英國、法國和德國,再然後是數億人口規模的美國和蘇聯。在強國更替的過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國家開始步入正軌,人口較少的昔日霸主往往會被邊緣化。

從歷史經驗來看,如果兩個處於相同技術階層的國家競爭,那麼,人口多出一倍所形成的規模優勢將難以撼動。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及文化創意等新興領域,人口規模效應更加明顯。這些行業需要巨大的研發投入,而邊際成本卻很低,有利於優勢企業在的大市場的快速擴張。目前人工智能最發達的是中國和美國,而這兩個國家需要和開發人工智能的有效人口也最多。

中國不僅是一個國家,也是中華文明的主要載體。人口是文明傳承的基礎,中華文明一度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現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兒只佔世界十分之一略強。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占世界比例將降到5%,中國的份量可能一落千丈,中華文明可能徹底衰微。

當然,影響文明興衰的絕不僅是人口數量,還有人口素質、發展水平、組織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質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數量是基礎條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時,文明的力量與人口數量成正比。隨著人口數量下降,人口質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並不表示會強大,但人口急劇萎縮則一定預示著衰亡。一個文明或種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後代方面長期處於劣勢,最終必將沒落。

有人可能會說:“雖然人口減少後,綜合國力下降了,但人均GDP會提高,像新加坡和瑞士雖然人口少,但它們不是富裕得很?”在長期計劃生育思維下,許多人習慣於把人口當成分母,認為減少人口有利於提高人均GDP。事實上,對人均GDP來說,人口不僅是分母,更作用於分子,而且對分子的作用更基礎、更長效。因此,其他條件不變,人口下降,對分子的影響可能大於對分母的作用,導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新加坡和瑞士雖然人口少,但人口密度比現在中國的人口密度還高。中國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5人,瑞士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15人,新加坡人口密度更是高達每平方公里7900人。新加坡和瑞士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為何也能躋身於世界上最富裕國家之列?因為人口密度越高,居住越密集,現有需求和供給的匹配越容易。人口密度越高,推廣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就越小,公共交通的效率就越高。即使在人均意義上,城市也比鄉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

計劃生育倡導者們一直宣揚“少生快富”,但從東北與全國的對比可以看出:從198

0年到2017年,東北佔全國人口比例從9.01%降至7.87%;而東北人均GDP則從1980年的比全國高39%,變為2018年的比全國低18.9%。也就是說,人口相對減少了,人均GDP卻更低了。實際上,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東北,也出現在江蘇如東和湖南常德這些當年計劃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區。這種結局也印證了所謂“少生快富”的口號完全是違背經濟規律的臆想。人口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與核心;少生不僅不會快富,反而是致窮。

又有人說:“現在中國的大城市交通太擁擠了,如果中國人口大幅減少,大城市就不會那麼擁擠了。”實際上,貧窮的國家,哪怕地廣人稀,城市也擁擠;富裕的國家,哪怕地少人稠,城市也寬鬆。巴西的面積是中國的89%,人口僅有中國的14%,但聖保羅的擁擠度與北京和上海基本相當。而東京、巴黎的擁擠度則遠低於聖保羅,儘管日本和法國的人口密度比巴西大得多。人口眾多的國家會形成更多的規模不同的城市,給人們提供更多選擇。在中國,不喜歡北京或上海等一線城市的人還可以去武漢、南京、西安、鄭州、杭州、成都等省會城市,有各種工作機會和豐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廣人稀的俄羅斯,除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外,其他城市的規模都偏小,生活單調。如果中國人口下降到幾億,有志向的年輕人更會湧入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百萬人口的城市則會萎縮到幾

十萬人,而很多中小城市更會衰敗,讓人們可選擇的城市數量大幅度減少。

還有人說:"人口質量比人口數量更重要,以色列人口比周邊阿拉伯國家人口少得多,以色列不是在歷次中東戰爭中打敗阿拉伯國家嗎?"儘管以色列人(或猶太人)非常優秀,內部凝聚力強大,但人口規模的劣勢卻是其最大軟肋。以色列空間狹小、土地貧瘠、自然條件惡劣, 幾乎所有自然資源的人均佔有量都要遠少於中國,比如人均水資源僅有中國的1/7,但擴大人口規模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國策。除了從世界各國吸引猶太移民之外,以色列一直採取各種措施強力鼓勵生育,所以,以色列建國以來,人口快速增長。1948年,以色列人口僅有約80萬人,而如今其人口已達880萬人,在過去70年內,以色列人口增長了十倍以上。以色列目前生育率是中國的兩倍多,卻依然強力鼓勵生育,與中國的生育限制政策形成鮮明對照。那種認為中國應該降低人口規模、走猶太人少而精的路線的想法,與猶太人夢寐以求的人口目標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況且,如果生育率只有1.1,意味著平均每位婦女只生1.1個孩子,整個社會變成接近

四二一的家庭結構,養老負擔極其沉重。低生育率帶來的老齡化危機,最直接的體現是養老金收支平衡面臨沉重壓力。現在東北三省的養老金已經入不敷出。2018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只有17.9%,將來會一路上升到接近40%。如果現在就感受到老齡化的不可承受之重,將來怎麼辦?

綜上所述,如果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少於美國,對於中國來說將是災難。當然,如果中國將來出臺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並且能夠有效提高生育率,那麼在本世紀末,中國也許可以繼續保持對美國的人口優勢,並且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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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劉登輝 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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