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小詞的作者，正是那位羅織了“烏臺詩案”而害得蘇東坡悽苦半生的大名鼎鼎的“奸臣”舒亶舒信道。今天且讓我們來看看，這位“大奸臣”的詞是否也如同其名聲一般腐臭不堪，令人疾首蹙額。
元豐六年（1083年），舒亶因與尚書省意見相左被逐出京城，在家賦閒十年之久後才得以復起。這首詞是舒亶重新出仕後，感慨物是人非所作，並寄於友人。
“芙蓉落盡天涵水，日暮滄波起。”開頭兩句寫日暮登臺所見，境界宏大，隱有吞吐天地之豪氣，寥寥幾字便勾勒出一幅煙波浩渺的畫卷。“芙蓉落盡”點明時節，暗示草木搖落、衰敗孤寂之意。“天涵水”則是登高眺望所見之景，暮色將至，水面上騰起濃濃的霧氣，遠遠望去，水天一色，蒼茫一片。“滄波起”點出寒意，冬季傍晚時分，波濤湧動，帶來陣陣寒氣。此兩句重在寫天地之廣，暗含人世滄桑的慨嘆。
接著，詞人將視角由平遠而移向高遠。“背飛雙燕貼雲寒”，正當獨立蒼茫、黯然凝望之際，卻又見一對燕子，相背向雲邊飛去。 “背飛雙燕”尤言“勞燕分飛”。《玉臺新詠》卷九《東飛伯勞歌》雲：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牽牛）織女時相見。”後即用來稱朋友離別。“貼雲寒”狀飛行之高；高處生寒，由聯想而得。一個“寒”字，又從視覺昇華為一種心理，暗示著離別的悲涼況味。“獨向小樓東畔、倚闌看”是補敘之筆，“獨”字輕輕點出，既寫倚欄眺景者為獨自一人，又透露出觸景而生的孤獨惆悵之感。
下片“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滿長安道。”兩句是說光陰荏苒，轉眼又是歲暮，雪滿京城，寂寥寡歡，唯有借酒遣日而已。渲染出了一派冷寂的氣氛：雪夜把盞，卻少對酌之人，歲暮懷人的孤悽心境可想而知。
“故人早晚上高臺，贈我江南春色一枝梅。”故人即指詞人好友公度，“早晚”為隨時、每日之意。這兩句從對方著筆，心有同感，友情的思念彼此相似，我之思彼，亦如彼海內存知己之思我，想象老朋友也天天登高望遠，思念著我；即使道遠雪阻，他也一定會給我寄贈一枝江南報春的早梅。南朝時的陸凱曾折梅題詩，不遠千里寄於摯友范曄以表相思，傳為千古佳話。這裡運用此典，這一枝明豔清香的“江南春色”，定會給“雪滿長安”的友人帶來親切的問候和友情的溫暖。雖是用典，卻又切合詞人當年與友人置酒相別的一段往事。
若非知曉此詞為舒亶所作，恐怕有不少人會把它當作是稼軒手筆。此“張冠李戴”倒也無可厚非，小詞全篇都洋溢著豪邁的樂觀主義的革命精神，雖身處逆境、物是人非，可是心中所珍視者，卻從未改變。就像劉夢得“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像鄭板橋“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更像辛稼軒“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還真別說，舒亶的十年賦閒倒與辛稼軒在帶湖的十年有些異曲同工之妙。
出人意料，一個在史書中身敗名裂的“千古罪人”竟能作出此等壯闊雄渾，而又流淌著純淨清氣的文章詩詞。可揭開了這歷史這位絕世美人的面紗後，一切，卻又顯得那麼理所當然。
舒亶，慈溪人。慈溪，即今日浙江餘姚，魚米之鄉，人傑地靈，一方水土孕育了無數的英雄豪傑、才子佳人。及冠後，舒亶前往附近的明州，求學於“慶曆五先生”之一的樓鬱。
彼時代官家牧守明州的，正是後來的變法領袖王安石。王安石在明州鼓勵教育，興建州學，明州由是文運大振，學風漸濃，產生了並稱為“慶曆五先生”的五位德高望重的飽學之士。青年時代的舒亶，沐浴著王安石的恩澤，仰望著王安石的容顏，心中漸漸將王安石視為偶像，這也為他今後參與變法埋下了伏筆。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舒亶考中進士，僅24歲的他在禮部考試中獲第一名。寇萊公，尚未及冠即中進士；蘇東坡，年僅二十便中榜眼，在那個中舉比例千里無一的文人的時代，舒亶也可以稱得上“少年得意”這四字了。
此後，朝廷授臨海尉，他卻因少年意氣，一怒之下擅殺不孝部下而辭官回鄉。復起後，調任審官院主簿。不久，他接受了一個任務，即出使西夏，劃分宋夏疆界。西夏問題一直是大宋的一個沉痾宿疾，數百年來遊牧民族不斷侵擾進犯疆界，搞得西北民不聊生。那時的大宋剛剛與西夏結束了一場戰爭，雙方劍拔弩張、殺氣騰騰。但舒亶卻謝絕了護衛，單騎匹馬進入龍潭虎穴，向對方宣示朝廷旨意。西夏將領將鋼刀架在他頸上予以威脅，但他卻神色自若，慷慨陳詞。這些壯舉感動了尚勇崇武的西夏君臣，使之接受宋朝劃定疆界的意見，舒亶倚仗著他一腔為國的赤膽忠心，圓滿完成了任務。
此時，昔日偶像王安石進入中樞，出任參知政事，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大名鼎鼎的“熙豐變法”。舒亶當然也參與了這一歷史性改革，併成為王荊公的左膀右臂。
王安石很是喜歡這個忠直耿介的晚輩後生，覺得他很像自己，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一往無前。商君變法成功，卻慘遭舊貴族五馬分屍；譚公嗣同，變法失敗，亦殞命於菜市口。變法就意味著否定過去，意味要與朝中大多數的勳貴公卿為敵，無論新政結果如何，他們這些新黨都註定不會有好下場。王安石知道，他走的是一條不歸路，而能陪他一起走這段路的人，必須是和他一樣的“倔驢”，撞了南牆也不肯回頭。
變法開始後，舒亶進入御史臺工作。他天生就一塊做御史的好料。先秦時期，天子、諸侯、大夫、邑宰皆置“史”，負責記錄言行、糾察百官，國君之史即為“御史”。這些御史們，整天窩在滿是柏樹烏鴉的御史臺裡，眼高於頂，滿臉菜葉子般的青黃之氣，心中總是想著明天彈劾誰，同行之間也無話可說。他們被文武百官視為瘟神災星，碰到之後心立馬提到了嗓子眼兒裡，生怕有什麼刺兒被他們挑出來大做文章，百口莫辯。
毫無疑問，偏執而又忠勇的舒亶在御史臺裡做得風生水起，甚至做到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而此時，舒亶做出了最為後人所詬病的一件事：烏臺詩案。
當時的蘇軾已經接過了恩師歐陽修文壇盟主的位置，隱隱成為天下文宗，在廣大士子心中的地位也舉輕若重。而蘇軾又偏偏不與王安石合作，反而到處阻撓貶低新法。蘇軾嘛，典型的大嘴巴，口舌又毒，不給人留情面，便是寬厚如王荊公也被他弄得心煩氣躁。
當時出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給御史臺的新黨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機會。監察御史臺裡行舒亶經過四月潛心鑽研，找了幾首蘇軾的詩，就上奏彈劾說他“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
馬上，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腳後腳殺到，他們歷數蘇軾的罪行，聲稱必須因其無禮於朝廷而斬首。
最終，蘇軾被逮捕下獄，險些喪命。這便是由舒亶參與策劃的“烏臺詩案”。
雖然舒亶的初衷只是為變法掃除障礙，可是卻害慘了蘇東坡。自此之後，蘇東坡，兜兜轉轉，流浪於南北各地。
蘇軾，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個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名傳千古的散文家，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仙人。喜愛蘇軾成為了中國曆代文人的一個標誌性特徵。而舒亶，這個用文字獄將蘇軾置於萬劫不復的宵小之徒，自然背上了千古的罵名。
可一件事真的能代表人的一生嗎？
舒亶正應了那句話：願你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當年一怒之下擅殺部下是少年意氣；單槍匹馬闖入敵營也是少年意氣，用詩文陷害蘇軾更是少年意氣，最後，他的仕途也倒在了少年意氣上。
元豐年間，新黨雖仍佔上風，但神宗已對改革和改革派產生懷疑，進而對新黨由支持轉向利用。也正在這一時期，舒亶擔任御史中丞，從而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此時，新黨與溫和派之間，新黨內部，已多分裂。元豐四年，舒亶被人利用，捲入了攻擊王珪的政治陰謀。他終於把朝臣得罪了個遍，在百官一致的彈劾下，神宗以微罪將其罷官，閒置十年之久。這才有了那個“獨向小樓東畔、倚闌看”的遷客騷人。
那個閒倚闌干的孤家寡人，也一定不止一次地夢到國家富強、民風物阜，夢想著有朝一日在王荊公的帶領下，他全身披掛，為國出征，談笑間連下遼城，奪回燕雲十六州，撫平大宋王朝永遠的創痛。
我雖然很喜歡東坡，可這並不妨礙我喜歡舒亶。如果可以的話，我願做詞中那個“早晚上高臺”的故人，在遙遠的朔方，折下一枝白玉般的梅花，不遠千里將這明媚春色贈送給他。
我想，那個“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東坡先生雖可能對此碎碎念過，但心中也一定對他恨不起來吧。畢竟，他們同為當歌則歌、當笑則笑、當哭則哭的赤子，同懷著一顆胸懷天下、廣濟四海的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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