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我們將陸續編髮國管局離退休老同志撰寫的一些回憶文章，以緬懷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激勵大家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新貢獻。
1966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童小鵬的電話，要我5點鐘趕到人民大會堂，周總理要在二樓會議室見我，主要是交代人民大會堂的“紅色革命化”佈置工作。具體情況到那裡再說。我不敢怠慢，及時趕往人民大會堂。
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社會上盛行一股“破四舊、樹新風”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一些中學裡的紅衛兵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肆意橫行，到處進行打砸搶活動，許多文化書籍和歷史文物慘遭焚燬和破壞。我在趕往人民大會堂的路上，看到一群群的“革命小將”們正在搗毀北京街頭豎立的各處路牌、路標，說是要給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定名。
我按時來到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大會堂管理處的劉劍副處長（當時人民大會堂歸國管局管轄）和朗雷鳴副書記。劉處長對我說：“我們已經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通知，知道局裡派你來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工作，這邊由陸學貴科長配合你，有事你就交給他辦”。接著他的話，我問起大會堂的具體工作任務。他說：“你的工作我們不清楚，你去直接問總理，今天總理在大會堂接見外賓和造反派頭頭，現在還沒有走”。
我來到大會堂二樓會議室門外，遇到中辦警衛局警衛處副處長成元功同志，他是總理的老衛士長。我向他說明了來意，他對我說：“總理還在與客人談話，你得多等一會兒。”我說：“總理要我來的具體任務是什麼？”他說：“可能是要你將大會堂重新佈置一下，多搞些毛主席語錄、詩詞之類的東西，裝飾一下環境”。他還對我說：“上午總理接見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四個頭頭，來到大會堂後，他們當面向總理發難，說大會堂裡到處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是破銅爛鐵，是‘四舊’，統統應該砸爛。如果人手不夠或下不了手，院校可以派革命師生幫助清除。總理當即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這才打電話讓童主任通知你來的。”聽了成處長的介紹，我大致瞭解了來大會堂的工作任務，看到總理實在太忙，就先離開了二樓會議室。
晚飯後，我和大會堂的陸科長一起，從三樓開始一個廳室一個廳室地巡視著，謀劃著哪裡應該張掛毛主席像和詩詞、語錄展板，哪裡的古董、國畫、文物需要撤換。有些青年服務員，見我們來是要更換廳室的陳列物品，隨意地說到：“這些東西都是‘四舊’，早應該砸爛和焚燬。”聽了他們的議論，我的心一下提了起來。大會堂各廳室，各處陳設、懸掛的藝術品，都是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時，各省、市、自治區選送的珍品，是國寶級的文物。許多珍品是經總理親自審視後確定下來的。我也參與過檢驗工作，對它們的出處、質地、工藝、價值十分熟悉。這批珍貴的文物一旦處理不好，將會給國家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想到這裡，我立刻想到了總理，我必須要向總理請示。
我又一次來到大會堂二樓會議室的門口。總理還在辦公，我在門口的椅子上一直等到深夜。後來，我見成處長從屋裡出來，忙上前詢問，成處長說：“總理辦公一直到現在都沒休息，已經很疲憊了。”我說：“既然是總理要我到大會堂來，我就要對工作負責任，總理忙我不打擾他，就請你進去轉告總理，一是告訴他我已到大會堂開始工作了；二是請示一下大會堂撤換下來的文物珍品如何處置。”成處長看我焦急的樣子，回身輕輕推開了會議室的房門。我低頭看了一下手錶，已是深夜兩點鐘。當時我既為自己不該在這個時候打擾總理的唐突之舉深感懊悔，又為總理鞠躬盡瘁，為人民日夜操勞的精神所感動。
不一會兒，成處長走出了會議室，對我說：“總理讓我轉告你，大會堂撤換下來的東西先保存起來，一切等到運動後期處理。”聽了這句話，我懸在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心情一下輕鬆了許多。
第二天，我向大會堂的領導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得到了他們的支持，並一同驗看了地下室準備保存物品的房間。在那以後的日子裡，大會堂的員工們開始了撤換、包裝、造冊登記等繁雜精細的清理文物工作。他們將這些珍貴文物，分廳室編號，一批批地存放到大會堂地下室的十幾間庫房裡，妥善地保管起來。
在大會堂“紅化”佈置的工作中，除了大會堂陸科長協助我開展工作外，還調來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部分師生配合我。我負責設計語錄、詩詞等展板的內容、字體和尺寸，由工藝美術學院負責製作，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負責清理場地和張掛。我把“紅化”的重點首先放在了大會堂的正門和北門，按照先外後內，先大廳公共場所，後廳室過廳的順序開始策劃佈置。
大會堂正門廊柱兩邊的外牆上，原有許多工藝精美的磚雕，為了保護這些磚雕，體現“紅化”成果，我設計了兩面長方形的大標語牌，遮蓋了整個牆面。一進大會堂的正門，有四座前廳大門，大門之間的牆壁上我設計懸掛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四個偉人的巨幅油畫像。
中央大廳裡需要安放一尊毛主席站立招手的巨大塑像。經領導同意，毛主席像的塑造任務交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師生創作完成。他們將毛主席塑像的小樣呈報給周總理審閱，得到了批准。安放毛主席塑像的工作是在一天夜晚進行的。我和大會堂的陸科長及一些員工早早等在了大廳裡，中央美術學院的幾十名師生用卡車拉來了塑像。這些青年師生懷著對毛主席深厚的感情，小心翼翼地將沉重的塑像卸下車，然後手抬肩扛，眾星捧月似的一步步抬進了大會堂的中央大廳，在我設定的基座位置上，開始安裝毛主席的主體塑像。
在緊張忙碌之餘，我突然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指揮著：“大家小心，不用急，慢點放啊！”我回頭一看是周總理站在我們身邊。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看到周總理來親自指揮他們安放毛主席塑像，更是興奮異常，激動萬分。大家在他的指揮下，輕手輕腳地將毛主席塑像安裝固定在基座上。大會堂的員工們看到落好位的毛主席塑像，即刻上前用白白的乾淨抹布開始擦拭。
周總理抱臂在一旁仔細審視著毛主席塑像，我輕輕走了過去。總理說：“小楊，工作還順利嗎？”我對總理說：“一切順利，大會堂的同志很配合我的工作，外圍已基本搞完，各廳室正陸續在搞，撤換的東西按照您的指示也開始造冊入庫了。”總理眼睛沒有離開毛主席塑像，只是默默地點點頭，親切地對我說：“小楊同志，你的工作任務很重，辛苦你了。”隨後，周總理向在場的所有同志揮手示意，健步離開了中央大廳。當時，我看了一下表，時間已經過了午夜十二點。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遵照周總理及國管局領導的指示，搞了近兩年的“紅化”佈置工作。在“紅化”人民大會堂的過程中，又抽時間“紅化”了北京飯店、中南海的幾個大門、紫光閣和宋慶齡故居等地，其中，新華門兩側的帶框標語一直保留至今。
1969年初我被下放到寧夏的“五·七”幹校勞動，後又下放到青海，1976年調回北京被分配在國家文物出版社任美術編輯。1978年初，時任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局長的高登榜同志將我叫到人民大會堂，和我談了一次話。他說：“現在‘四人幫’已被打倒，一切都要撥亂反正，大會堂怎樣搞你有什麼好的建議？”我回答說：“周總理生前曾說過，人民大會堂是屬於全國各族人民的，我看應該和過去一樣實行對外開放，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參觀，再搞些小紀念商品，一方面給參觀者留作紀念，一方面也可以增加點經濟收入。”高登榜聽後很有興致地點頭說：“你的建議很好，我可以請示一下中央領導，今天叫你來是通知你做好思想準備，當年大會堂的“紅化”佈置工作，是你一手經辦的，現在要將大會堂的佈置全面復原，工作仍由你負責。中央辦公廳的調令隨後就發送你單位，先借調半年，你回去準備一下，儘快來大會堂上班吧。”
聽到這些，我又驚又喜，十年了，沒想到在歷經磨難後（我下放勞動時在青海的高原患病還造成左眼失明），我還能再次走進人民大會堂這座神聖的殿堂，繼續為它服務和工作。
在恢復人民大會堂各廳室原來佈置的工作中，當我看到那些封存多年的珍貴文物、國畫、陳列品時，心情格外激動。這些珍貴的文物，是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指示、安排下，才得到了妥善的保存。今天它們能夠再次被安放在人民大會堂，繼續為人民大會堂增光添彩，完全是周總理的功勞。
撫摸著這些珍貴的文物，我腦海中又浮現出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裡那神采奕奕的身影，彷彿他又站在了我的身邊，親自指揮我們，一起為恢復人民大會堂的本來面貌而辛勤工作。
作者：楊亞人，1927年1月出生，1949年6月參加革命，1988年12月離休，原在國管局賓招司工作。
審核：胡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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