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個體城市的研究有明顯進步。為一個聚落的本身，拓展到城市的群體，即拓展到對不同層級不同區位的城市的綜合研究。這其中又可以視討論側重面的不同，細分為幾個議題，例如強調不同城市相互間經濟聯繫的所謂城市網絡問題，梳理不同城市性格特徵的所謂城市類型問題等等。研究有實質性進步的，無疑當數借用歷史地理學方法、關於城市體系與空間結構的討論。關於唐宋間城市體系與空間分佈的演變，學界大致的共識是：隨著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城市分佈的重心也隨之轉移。到了宋代，尤其在江南地區，無論是城市的密度還是它們的發展程度，都已經後來居上，佔全國的領先水平。
江南地區
例如斯波義信利用他所統計的一百五十座城市的城郭數據，分析行政等級與城市大小之間的關係，得出結論，認為在當時的經濟中心華中地區（長江中下游流域），“自然的、經濟的城市化和行政的等級層次比較相稱”，因而發展水平最高。而在處於開發進程中的華南，與華北地區，城市均未如華中那樣得到“充分發展”。縣三級地方城市系統方鎮居處的州城地位顯然凌駕其他各州城之上，並且對周圍州、縣城市有極強的吸引力”，唐代後期華北地區定州、鎮州、魏州三個區表現最突出的當數長安、洛陽、開封、臨安等幾個唐宋時期的都城。
長安
除研究條件遠比其他城市優異，例如存世資料相對豐富之外，像“都城學”這樣學術思路的提出，也推動著研究者更多關注唐宋時期都城的議題，關於每個都城都有相當數量的研究專著出版。在考古領域也是如此，除長安城一如既往地吸引眼球，研究者眾多之外，洛陽、開封、臨安等城市也是研究的熱點。更有意義的是其他個體郡邑城市的研究成績斐然，儘管討論仍然集中在一些區域中心城市。例如揚州，早在1947年，全漢昇就已撰有《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況的繁榮與衰落》的長文，討論從唐到宋四五百年間揚州的盛衰演變，分析影響揚州盛衰的各種因素，尤其是交通條件的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區域經濟格局的調整。
揚州
近幾十年來，研究更有顯著進步。首先是關於唐宋揚州城的考古工作取得進展，基本釐清了城郭的格局規模，此外諸如經濟、人口等等各方面問題也都有深入的分析，更有學者出版了綜合性討論唐代揚州史事的專著，使關於唐宋揚州城市研究的總體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又如蘇州，也是一個研究的聚焦點。梁庚堯於1982年發表《宋元時代的蘇州》長文，從區域的自然地理與社會經濟兩方面背景條件入手，分析宋元時期蘇州城鎮發展的動因，最終促成區域中心城市的奢華繁榮。梁氏認為自北宋至元，隨著人口的急速增加，蘇州的經濟持續不斷成長，並沒有因朝代更替而中斷。
蘇州
它的發展程度，雖說“就當時全國而言，無疑是優異的，因為蘇州具有許多優越的條件；但這卻非特殊的，南方的許多地區，也都在這段時期經歷了類似蘇州的發展過程，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異”。他將蘇州視為當時江南地區城市經濟發展的典範事實上樑氏的研究也可以被視作從區域史的角度討論城市經濟的一個範例。在其他方面，也不乏精彩之作，如高柯立從士人群體的角度討論蘇州城市的地方社會等等。傳世南宋《平江圖》，由於其所記載的蘇州城市地理格局信息之珍稀，也引發了不少專題討論此外，例如關於廣州、成都等等其他區域中心城市的研究，刊佈論著數量都比較集中。
平江圖
更引人注目的是有不少一般地方城市，陸續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其中有一些研究已經比較深入。近年關於唐宋一般地方城市的研究熱點，自非宋代明州莫屬。明州的開發在唐宋時期加速，成為東南名郡，更以存世文獻相對豐富，歷來為學者所關注，例如斯波義信關於明州聚落開發史的經典研究，與黃寬重等人關於明州地區士人家族史的討論，都相當深入。近年更受到了日本“明州計劃”的影響。“明州計劃”的中心議題在於將明州視為大陸文化輸入日本的主要港口，從多方位研究影響日本文化形成的要素，與我們的議題略有距離。
日本
但這個計劃對於推動中外學者研究明州地區與其中心城市，其刺激作用則不容忽視。例如近藤一成以明州（慶元府）為例，討論宋代“科舉社會”的形成，認為到了南宋後期，明州（慶元府）“地域學術和科舉已經一體化，思想活動與應試學問和諧共存”。從近藤氏的研究可見，這不僅是當地士人科考成功率遞增的重要地域社會背景，更是此邦士人自詡為“詩書之鄉”的關鍵依據其中，自慶曆興學以來郡學的發達與郡邑的中心集聚作用，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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