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船上的乘客，既有普通農商，也有趕考士子、官員等
寇研作家，出版了《思奔》《上官婉兒和她的大唐》等作品多部。
明代人愛旅遊，遠超前朝。
不過也如明朝開制時社會習俗的其他方面，明初旅遊也結結實實烙上了明太祖的“風格”。據說朱先生最喜歡的是《道德經》中描述的“小國寡民”式的生活圖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明太祖自己也一再教諭兒子們說：“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褻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簡言之，明太祖希望子孫乃至大明子民都像他一樣清心寡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老實實宅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如此一來，朱先生尤為厭惡一天到晚沒事閒逛的人，因之大明開國根本也沒有“旅遊”一說。洪武年間官方制定相關律法，將一個人許可的活動範圍規定在58公里，超過這個距離就得向當地政府彙報，簽發通行證，不然就等著捱打（八十以下杖刑）。
但隨著經濟的富庶，到了明朝中後期，明代人脫離洪武年間的律法限制，開始四處遊歷了。
首先大力為旅遊“正名”的當然是文人這個“閒人”群體了。比如袁中道認為，遠遊好處多多，“一者吳越山水，可以滌涴俗腸；二者良朋勝友，上之以學問相印證，次之以晤言消永日；三者，學問雖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見境生情……其功百倍。”
本著修身養性的宗旨，一大批文人開始參與旅遊，其中不得不提的大約是與柳如是齊名的才殊王修微了。作為明代女性，出行仍飽受種種限制，可王修微的足跡卻遍佈名山大川，如錢謙益曾記錄的她其中一條旅行線路：“布袍竹杖，遊歷江楚，登大別山，眺黃鶴樓、鸚鵡洲諸勝，謁玄嶽，登天柱峰，溯大江，上匡廬，訪白香山草堂，參憨山大師於五乳。”王修微在旅行見聞錄《名山記》中，形容自己的旅遊情結，是“草野之性，長同鴻鷹”。
當然，有明一代諸多形形色色的揹包客中，最為有名的無疑是“藥聖”李時珍和“千古奇人”徐霞客。李時珍為編著《本草綱目》，“採訪四方”，從各行從業者收集信息，歷經27個“在路上”的寒暑，才完成鉅著。探險家徐霞客更是不走尋常路，他自22歲起遊走四方，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其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來去，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潘耒《徐霞客遊記》）終成一代大家。
在如此繁榮的旅行風潮中，許多人帶著各自的目的“在路上”，吃、住、行、娛樂都需要相關的配套設施，明代交通、通訊及旅遊業便也乘時發展起來。自古江南多水澤湖泊，往來都靠船隻，隨著旅遊業的繁盛，明季“夜航船”在江南一帶舉足輕重。
據載，夜航船並非明朝特有，遠在宋代便已出現，至元代，已成為江南普及的交通工具：“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只是到了明中後期，人口流動遠超前朝，夜航船的生意才達到了極盛。
夜航船，顧名思義，其與普通航船的本質區別便在“夜”，也即晚上行駛、白天抵達的長途航船。作為公共交通工具，夜航船顯然不同於驢、轎子這種小型且封閉的私人交通工具，夜航船上的乘客，既有普通農商，也有趕考士子、官員等，而且在航行途中，不斷有人上船、下船，這些特點註定了夜航船公共的、流動的性質。
但相對茶館、酒樓這些可以隨時出入的公共場域，航行湖泊的夜航船，又是封閉的。各色人等一處雜坐，水泊將他們與內陸隔絕，又不像現代人可以低頭看手機，沉浸在自己世界，不管自願還是被迫，夜航船的乘客都必須要和旁人打交道，這也即學者所言，“藉助於水鄉獨特的航行網絡，以流動著的夜航船為媒介體，在明清江南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新聞、信息傳播網絡。”
夜長話多。夜航船都是有故事的船。
張岱為此專門寫了一本《夜航船》，記錄船中言談。販夫走卒行走江湖，都有一套他們自己的言論體系，這個體系也許駁雜、淺薄，比如有士子堅持認為“堯舜”是一個人，卻又自成一路，所以張岱在序中感喟：“天下學問，惟夜航船中最難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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