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能忘本，延安作風永遠不能丟。”——李培英·97歲
【人物簡介】李培英，1922年11月生於陝西延安米脂縣，1935年10月參加革命，1944年調120師野戰縱隊政治部任民運幹事，參加過綏遠戰役、青化砭戰役、蟠龍鎮戰役、隴東戰役、榆林戰役、沙家店戰鬥。歷任原蘭州軍區後勤衛生部保衛幹事，戰地工作隊隊員，第五後方醫院連長、政治指導員，青藏兵站部教導員，原蘭州軍區總醫院保衛股長，原總後青藏辦事處管理科長，原總後興平武器庫副主任等職。榮獲人民功臣獎章、解放獎章，1988年被授予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76年4月離職休養。現居陝西西安。
只要一說起過去的事情，96歲的李培英就打開了話匣子停不下來了，甚至有好幾次記者都插不進去話。
看著眼前記憶如潮水般洶湧奔騰的老人，記者不禁感慨，時間並不能帶走一切，那些用生命為之犧牲奮鬥過的經歷和信仰不管到了任何時候都一樣地清晰、堅定。
來到李培英老人家中的時候，比約定的時間早了半小時。可是老人一家已經早早在等候了，桌上的水果擺放得豐盛而整齊，飲料、茶水一應俱全，好像是在等待久違的客人。看到記者出現，老人顯得格外高興，在輪椅上衝著記者打招呼。牆壁上一面寫著“關愛村民暖人心，軍民魚水一家人”的錦旗很是耀眼，電視裡放的《地雷戰》聲音縈繞在整個客廳。
李培英身穿軍裝，胸前的軍功章格外耀眼。中國軍網記者 伍行健 攝
沒有什麼比找到一條正確的路更幸運了
李培英7歲的時候離開了出生地陝西米脂縣，隨母親逃荒來到了延安。在他的記憶裡，兒時的生活是艱難的，吃穿條件差不算，還要面對國民黨軍隊的騷擾，“抓丁、要糧”，老百姓只能跑到山溝裡邊藏起來，直到紅軍來到這裡。
1935年，是中國革命史上永遠無法繞過的一個里程碑。這一年，毛澤東率領的中央工農紅軍率先突破重圍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會合。
第一次見到中央紅軍的時候，李培英只感覺難以置信，眼前這支打著赤腳、穿著破舊衣服、武器裝備也不怎麼充足的部隊怎麼看都會覺得“不太正規”。
李培英所在的張山圪臺村，地處交通要道。紅軍來了之後，在各村成立了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等組織，李培英當上了兒童團團長。對當上兒童團團長這事李培英記得很清楚，站崗、放哨、出操、訓練、學唱革命歌曲，他為自己“紅小鬼”的身份驕傲不已。後來，李培英加入了當地游擊隊，跟隨劉志丹的部隊參加戰鬥，在炮火的洗禮下，“紅小鬼”逐步成長為一名真正的革命戰士。
1935年11月，直羅鎮戰役取得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紮根陝北奠定了基礎。說起這段經歷，李培英記憶猶新：“直羅鎮戰役不容易啊！我們隊伍裡，有一部分人連武器都沒有，用的還是大刀長矛，沒有統一的軍隊制服，穿的都是家裡平時穿的衣服，白天穿、晚上蓋。”
為什麼會加入紅軍，加入共產黨？李培英說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真正為了人民。他還記得，當時紅軍經常吃不上菜，就往飯裡撒一點鹽。“彭德懷說堅決不能找陝北老百姓要糧食。”在李培英眼裡，紅軍有組織有紀律，一定能帶領鄉親們過上好日子。老人說著說著就笑了，好像剛看到紅軍時那般欣喜。
革命歲月總是能讓人飛速成長。1936年，李培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李培英在講述自己的往昔歲月。中國軍網記者 伍行健 攝
沒有什麼比兩顆相愛的心更珍貴了
採訪到一半的時候，李培英開始不時地動一動他的右腳。他的右腳明顯比左腳腫大很多，老人說那是戰爭時受傷留下的故疾，現在仍然會隱隱作痛。
1947年，延安保衛戰打響，李培英從晉綏奔赴延安，負責民運工作。最令他難忘的是1948年的寶雞戰役。當時，我軍部隊被來自河南、四川、甘肅的敵軍三路包夾，彭德懷下令部隊渡過涇河向北撤離。在大撤退時，每個戰士都揹著一枚炮彈，一匹布，還有糧食，總共有幾十斤重。李培英右腳就是在跑的過程中受了傷。
禍兮福之所倚，或許可以作為李培英這次負傷的最好註腳。誰能想到一次負傷住院會遇到那個相愛一生的人呢！在當時的西北軍區第五後方醫院，26歲的李培英遇到了21歲的護士高仰芝，兩個滿懷革命理想的熱血青年，在那個炮火紛飛的年代相識相知。相戀一年多後，在西安崗家寨康家村的一戶農家裡，兩人正式結為夫妻。李培英回憶說當時的婚禮特別簡單，婚房都是和當地老百姓借的，但特別幸福。
婚後不到半年，高仰芝跟隨李培英去了蘭州，在原蘭州軍區總醫院做了一名護士。蘭州的冬天很冷，風沙很大，吃不飽也穿不暖，條件比想象中的惡劣很多。李培英夫婦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越發堅定對彼此的選擇，不離不棄。從此以後，蘭州、青海……最後回到西安，因為工作需要，李培英一直在中國西北地區輾轉。可是不管李培英去到哪裡，妻子高仰芝始終陪在身邊給他支持和呵護，至今兩人已經攜手70年。
在李培英的臥室裡，記者看到了兩位老人的結婚照。黑白的色調也掩蓋不住他們兩人年輕時俊美的容顏，高仰芝穿著裙子，李培英穿著軍裝，青澀而不失莊重，那一段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就這樣被銘刻在一張黑白照片裡。
兒子李建軍推著李培英。中國軍網記者 伍行健 攝
沒有什麼比重走父親的路更感慨了
因為身體原因，對李培英老人的瞭解更多地在與他的兒子李建軍的交流中。
李培英共有5個孩子，2個兒子、3個女兒，李建軍是家中老四，今年也63歲了。
李建軍年輕時也參了軍，李培英並沒有要求他一定要當兵，因為從小受到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他主動要求去參軍，他說在部隊裡學到的自律和作風影響了他一生。
2018年，李建軍做了一件自認為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事。他和發小朋友等10人一起去了青藏高原，去到了李培英曾經工作過的納赤臺兵站。對青藏高原，李建軍一直有一種情結，想到父親曾經在那裡工作過多年，他更想上去看看。
李培英曾經在納赤臺兵站工作的情況，李建軍知道的並不多。李建軍在《1951—1979解放軍文藝散文選》上找到了關於李培英的一段報道（原文載於1963年第2期《解放軍文藝》）：
提起李培英同志，更使人難忘，矇眼就想起了他那可親的形象。他是站上的政治教導員，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者。他經常拿延安作風教育全站同志，說：“革命不能忘本，延安作風不能丟。”大家叫他“好管家”。聽說汽車兵還叫他“李大嫂”，起先，我很奇怪，怎麼把個男同志稱大嫂？後來明白了，原來是他經常為過往汽車兵縫縫補補而得名的。他一年到頭一個樣，哪裡忙，他就頂到哪裡，過往的部隊多了，他白罩衣一穿，去到伙房，一會炒，一會端。要是他不掛領章，誰也看不出他是個少校，還以為他是一名炊事員。在飯廳的牆壁上，貼著不少表揚他的大字報。他有一套搞生產的豐富經驗，是個最會為革命打算盤的細心人，頭腦冷靜心腸熱，手足閒了沒處放，走到哪，就幫哪過好日子，真是個永遠不知疲倦的人。看相貌，大概近四十歲了。他那飽受風霜的臉上，顯示了高原人特有的倔強，那股子火辣辣的幹勁，如同一團烈火，和他接觸過的人，沒有不敬佩的。他和全站同志一起，為革命不避萬難，在高原苦心經營，以兵站工作為自己一生的光榮。
“自己真正到了兵站後才對父親有了更多的理解，在當時那種環境下生活工作，父親那一輩人真的很不容易。”踏上父親曾經走過的路，李建軍眼前一直在浮現父親的身影，就好像他在身邊一樣，那種感覺很微妙。而事實上，他上高原去兵站並沒有事先告訴父親。
在李建軍眼裡，李培英是一個傳統而純粹的人，對孩子們嚴格但卻又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管教。“父母對我們都沒有太高的要求，不用大富大貴，但是一定要人品好，堂堂正正做人。”如果說父親身上最鮮明的特點，李建軍覺得是精力充沛，能吃苦。說到精力充沛的時候，李建軍笑了，帶著一點“寵愛”又無奈的意味。原來，李培英特別愛玩兒，離休後沒有太多的事情，他會騎著自行車到處跑，80多歲了還要騎著摩托車自己出門。“現在他跑不動了，但是天天都得推著他出去，他喜歡到人多的地方去，愛跟人聊天兒。”在李建軍的這段講述中，李培英與記者腦中革命者的形象不一樣，卻更顯得真實可親，在孩子心裡，父親的標籤永遠都先是父親。
李培英在接受中國軍網記者的採訪。中國軍網記者 伍行健 攝
如今，李培英97歲了，自從去年摔了一跤後，許多事情都得靠家人幫忙，但是他依然儘量保持著之前的生活習慣，早睡早起，看新聞看抗戰劇，出去跟人聊天。
他接受自己的老去，也享受著當下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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