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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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天涯》2010年第3期
兰州畸人
韩松落
畸零人
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忘记了，他大概六十多岁。
可能是第十次登上报纸，或者更多。
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女皇。雪白的带有暗花的缎子上衣，同样颜色的裤子，脖子上有长长的白纱围巾，这样，他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的时候，围巾可以被风吹起来，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羊羔皮帽子，帽子很高，样式类似旧社会东三省的军阀的帽子。有的时候，他也穿别的颜色，宝蓝色的缎子衣服，鲜绿色的缎子衣服，一律是绫罗绸缎，上面有大朵的暗花，穿这样颜色的衣服时，他会配上同样颜色的贝雷帽，非常俏皮。
他穿着绫罗绸缎的衣服，骑着一辆被精心装饰过的自行车，高傲地昂着头，从闹市穿过，三十年了，或者更久，人们还是不习惯他，当他从路上骑车走过的时候，公共汽车上的人，都会涌到一边的窗户前去，车没因此翻个个儿真是奇迹。
无儿无女。大概也没什么亲戚愿意和他来往。
曾经有过职业，在歌舞团跳舞，在很早以前。因为他的穿着，还有他喜欢的人，他被开除了。他一点儿也不气馁，就在歌舞团的小平房里住下，在歌舞团的隔壁，开着小铺子卖馒头。到了晚上，他就走到街上去，在最热闹的地方，张掖路、静宁路、广场，放下一只小小的录音机，播出音乐来，开始跳舞。他曾经是歌舞团的演员呢，他很为此骄傲，即便是在街头，也严格要求自己，跳蒙古舞，就穿上蒙古族女人的衣服，垫上假胸；跳藏族舞，就穿上藏族女人的衣服，垫上假胸，戴上头饰，即便是大热天也一样。他一点儿也不马虎，如果音乐是《骏马奔驰保边疆》，他就认真地做骑马的动作，在围观的人中间跑上一圈又一圈，等到音乐终了，他胸脯起伏着，拿起一顶帽子，开始跟还没有来得及跑掉的围观者收钱，还会礼貌而矜持地说“谢谢”。市容、警察，开始还驱赶他，后来，他们也成了笑着围观的人中的一分子。
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永远目不斜视，永远不产生令人误会的笑容，即便那些给他钱的人，他也从不多看一眼，照样下垂着眼睫毛，只微微点个头。
他也及时更新他的曲目，《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流行起来，他及时地添置了花布衣裳和假辫子，排练了新的舞蹈，那舞蹈，在他看来，可能比较秽亵，但却讨好，他也懂得跟上时代，揣摩观众心理。
活着真不容易，尤其对他这样误入歧途的人。执拗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在他这里，除了让他变成一个畸零人，再也没有别的后果。他主动退后一步，站到人群的对面去，主动把自己归类到这个城市里标志性的人物当中：大教梁指挥交通的疯子、皋兰路跳大秧歌的傻孩子、铁路局扎着几十条辫子的疯女人。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的执拗有什么不对，他内心的观念极其强大，强大到，六十多年，从没理会过这些妨碍他目不斜视前进的事物，只下垂着眼睫毛，微微点个头。
还要活着，有这样强大的观念支撑着，搞不好，还会活上很久。注视他，是一件毛骨悚然而且难堪的事情，毛骨悚然到经常不得不低下头装作并不在意，写他，即便是以最善意的笔调，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小村
小村子隐藏在大片的枣树和桃树林子里，大约有几百户人家，村子背后是石头山，一些人住在山上。
有一天，有人带回来一个消息，在城市里，一副作为标本的人体骨骼，可以卖上六百块。城市并不远，从枣树林子和桃树林子里走出去，坐上46路车，大概只需要几站路。可以找到人体骨骼的地方也不远，从小村子里走出去，上山，北面的山坡上，全是坟墓，黑压压的墓碑，从山上一直铺展到山下，像一片黑颜色的树林。
有好些人家立刻有了主意，很快形成分工，青壮年上山，去挖坟墓，女人留在家里，拾掇尸体。
开始还遮遮掩掩，要等到晚上，月亮从石头山背后沉下去，野鸟开始鸣叫以后，他们才到山上去。很快，他们发现，很少有陌生人穿过枣树和桃树林子到村子里来，这行动就蔓延到了白天，白天，他们也扛着铁锨、洋镐上山。还是略微有点忌讳，这忌讳表现在，他们在山路上遇到的时候，不像在村子里遇到那样，畅快淋漓地打招呼，而是阴沉着脸，轻轻点一下头。
警察包围最猖狂的那几家人的时候，小院子里，到处是挖来的尸体，报纸上这样描述：“眼前的情景让大家都大吃一惊，水缸里浸泡着尸体，一口大铁锅里，煮的也是尸体。”还有，院子里，留守的女人茫然地站起来，丢下正在拾掇的尸体，像干活计的时候被人打扰那样，习惯性地在围裙上蹭一蹭双手。
要浸泡、要煮、要刮，在黄昏的院子里，独自一人，她一点都不怕。
现在看来，恐惧是一种尊贵的情感，让人有避讳、有忌惮、有敬畏，不敢任意妄为。但显然，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讯息，恐惧是本能的天生的情感，但恐惧的形态却是环境的结果，是经学习得来的，什么事情可以引起恐惧，恐惧到什么地步，是约定俗成的，是由大家一起来规定的。在食人部落，劈开一个头颅，显然不是足以引起恐惧的行为。
即便是已经被规定好了、被培育成形的恐惧，只要有另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出现，就足以让禁忌和恐惧消失。让某种禁忌某种恐惧消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现在我知道了，六百元。
六百元，男人想着这六百元，扛着铁锨、洋镐，走在上山的路上，即便是夜晚，心里也暖洋洋的，也不害怕。女人想着这六百元，独自坐在空旷的院子里，系着围裙，一会去看看水沸了没有，一会儿添点儿煤，小凳子坐久了，腿有点麻，她就揉一揉，手里的活，可一点也不敢停，不然，男人回来，是要骂的。她寻找着下手的地方，看看从哪里刮起来快一点。骨架在她手里摇来摇去，像一个秋天被砍倒的向日葵；头颅在她手里翻来覆去，像一个凿了眼的南瓜。暮色来了，她坐在院子里张望着，别人家烟囱里已经冒烟了，她洗洗手，去揉面，今天是揪面片呢？还是下面条？她想着。
月亮是大家的
头版，头条，标题的字号也非常大，非常黑：“俄罗斯科学家要炸毁月亮！”
“五位俄罗斯科学家向俄罗斯政府提议，用俄罗斯的‘联盟’型火箭装上六千万吨级的核弹头射向月球并摧毁它。他们认为月球是地球的一个庞大的‘寄生虫’，正是月球引力使地球倾斜，自转速度变慢，引起海潮起落。如果没有月球，地球不再倾斜，地球上将不再有四季变化，有些地方会拥有永恒的春天，还能减少很多自然灾害。俄罗斯政府表示将对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进行研究。”
下面加了编者按，才情洋溢的按语里，引用了古往今来，与月亮有关的诗歌，最后，编者愤怒地向广大市民提出，对于俄罗斯科学家的行径，我们能答应吗？我们能听任他们炸掉月亮吗？欢迎广大市民参与大讨论。
第二天，还是头版头条，还是关于炸毁月亮，标题的字号非常大：“月亮是大家的！”
下面的段落由我凭借记忆模拟出来，大概，错不了。
“昨天，我报关于俄罗斯科学家要炸毁月亮的消息见报后，在市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富有正义感的市民纷纷打来电话，对俄罗斯科学家自私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家住排洪沟南路的颜老先生冒着大雨拄着拐杖连夜赶到报社，愤怒声讨俄罗斯科学家的企图，并说‘月亮是大家的！’一位姓王的中学教师打电话到报社，在吟咏了许多关于月亮的诗歌之后，认为月亮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他对俄罗斯科学家不顾他人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不只我们这里进行了大讨论，这是来自南方的报纸：“本报读者刘先生：月球不是你俄罗斯人的月球，它属于全世界，全世界人民不答应，每人吐一口口水，就可以将这几个异想天开的人淹死。”
愤怒情绪在蔓延，再继续下去，全中国的市民，都将在等待吐口水的这一天早日到来，准备把天杀的俄罗斯科学家淹死。不过，我终于等来了我想看到的。没几天，这个让人人心惶惶的消息被揭下了画皮，这条新闻是专门刊登奇闻逸事的小报《世界新闻周刊》在4月1日那天刊出来的。
“月亮是大家的”令我深思，关于人的缺乏辨别力、盲从、冲动，还有无处放置的、对“盛大”事件的热情，还有“市民”身上所共有的奇特的、不寻常的气息。排洪沟南路的颜老先生，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想到，他一辈子都在等待下一次“炸毁月亮”，可以让他在雨夜拄着拐杖到报社去。他如此盛大地准备着他的说辞，他的出发，他所要乘坐的公交线路，犹如年少时候盛大地准备观看一次露天电影、一次春游，心里有惴惴的欢喜。这种盛大还可以扩张，扩张成野蛮的、可怕的热情，为月亮、星星，或者不沾边的什么。没人关心月亮，所有人只是在期待着参与“盛大”。我们对自身对“盛大”的渴望一无所知。
排洪沟南路的颜老先生找到了他的“盛大”，而我比他更危险，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盛大”是个隐患，像迟来的麻疹，还没有发作过，越迟，越危险。
焚心似火
三十万，在我们这城市，可以在市中心的位置买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或者可以和某个人逃离这个四季灰蒙蒙的城市，去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新生活。传说中的新生活什么样？谁都没有把握，但跟眼前这着实熟悉到厌倦，温暖到腐烂的窝比起来，还是值得冒险一试。
这个女人，大约就是这样想。
警察，三十多岁，平凡的脸，短头发，胖，画凶狠的黑眉毛，嫁个索然无味的丈夫，已经受够了眼下的生活，不死心，和年轻一点的后生有一点暧昧，大致如此。没什么可以多说的，大致如此。只是，她不一样，她不甘心，她不死心，年轻男人出现在她生活里，是小小一簇火苗，跳一跳，再跳一跳，成了大火。她如何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而不成为千夫所指的中年荡妇？带一点钱，和他一起逃离这个城市，大概是最稳妥的一条，值得冒险一试。
她的工作给她一点便利，她顺利地领养了个弃婴，女孩子，上了户口，办了手续。为什么抱养女孩子？女孩子太可怜了，老是被弃，她身为女性，同情女孩子。她回答。她立刻为这女孩子保了人身意外险，总额三十万。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保？对领养的孩子，要更疼爱一点才行。她回答。
但她等不住。只三个月，再也等不住，那天是个阴天，再迟一天也可以，但她等不住，一个主意一旦快要落地，和肚子里的孩子快要落地是一样的，再也不管什么天气、时机。她抱着孩子，和她的母亲、她的姐姐，在春寒料峭的四月，先去坐上山的缆车，可惜风大，缆车停开，她们马不停蹄地抱着孩子，在寒冷阴天的四月，去划船，孩子终于被她母亲失手落到水里，再救上来，还活着，她送孩子到了第一家医院，只看一看，就嫌那里不好；去第二家医院，输液还没几分钟，她说，这家医院也不好，拔下针头，回到第一家医院。那孩子终于咽了气，她立刻去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拒绝了这笔可疑的索赔，她立刻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报纸给了这件事情几个整版，一个星期都在讨论，所有的细节都被放大，这个城里所有的办公室，所有的人，早上打完开水，就在等着看，这个女人是不是拿到了三十万。这个女人，和她的妈妈、姐姐，这三个同样画着凶狠黑眉毛的女人，一次次出现在报纸上，她们最可怖的地方在于她们并不像任何一个人肉叉烧包店里的老板娘，她们是那种最常见的、最世俗的本土女人，沉闷、阴郁、狭小，有点点自以为是的聪明，这样的女人，下班高峰期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最起码有二十个。
官司在拖延，没有证据，没有结果，一年以后，她再次上了报纸，又是几个整版。她把她的丈夫杀了。
她说，他是喝醉了酒自杀，但那把刀子插入的角度证明了她是在说谎。她被判了死刑。
小小一簇火苗，燃起来，就收不住，连燃料都不必有，欲望是真正的永动机，她必须要做点什么，不管天气、时机，不管自己那点自以为是的聪明是不是奏效，必须要做，要赶快做，手忙脚乱、披头散发、破绽百出、接二连三也要做，才能与生活的缓慢迟滞对抗，才对得起她自以为是的渴望。
一个沉闷、阴郁，有着凶狠黑眉毛的女人，让这城市在两年里，兴奋了两次。然后呢？生活还是老样子，下班高峰期的公共汽车上，二十个沉闷的女人，扬起二十个手腕子，看看手表，六点，就是六点，再过十分钟，就是六点过十分。车窗外的树上，有小虫子在咬噬树叶子，一点点地咬。
韩松落，作家，现居兰州。曾发表文章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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