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10歲女童被13歲劣跡斑斑的少年蔡某凌辱殺害，但因為蔡某不滿14歲，只能是收容教養。據說，這兩天調查期間，蔡某每天都被父母領回了家，在巨大輿論壓力之下，24日才被公安機關正式收容教養。
有媒體報道稱，蔡某劣跡斑斑，此次犯案更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而法律對案犯蔡某的處置卻不算重，這再次激起了普通人的激憤以及對《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質疑與譴責。
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法的關鍵時期，類似的事件再次提醒我們，那些一味強調保護未成年罪犯的人，不要只是站在道義高地沽名釣譽，必須嚴懲，以嚴厲的懲戒震懾未成年罪犯，以最大程度保護受害者！
當然，我們也需要深刻反省背後的社會原因與家庭原因，才能長治久安。
下文是我三年前所寫，今天看來，仍然有必要再次高呼：儘快修法！每一位家長要負起責任！
我想弄死他，反正我才十四歲，
殺人不必償命！
惡徒的背後是誰在縱容？
山東東營一位14歲的學生在學校手刃同學致死的案子進入人們的視線。原因是在檢察院的抗訴下，這位原判有期徒刑17年的未成年殺人者被重判為無期徒刑，引來一片叫好聲。
這位行兇的學生案發時只有14歲，還在捅死同學前5個月，捅傷另外一個同學，致其重傷。舊案未了，又犯新案，如此大膽的原因，就如兇手所說：我想弄死他，反正我才十四歲，殺人不必償命。
此類案子屢見不鮮。今年1月，廣州一10歲女生被姦殺，案犯韋某很快被抓獲，而且此人早就是惡行累累的慣犯。2010年，韋某故意殺人，因未滿14週歲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釋放。2011年，韋某再次故意殺人致重傷，但僅被判6年有期徒刑。在他剛剛釋放不足3個月的時間裡，韋某再次犯案。
今年7月，廣西岑溪市一13歲少年一次殺害3名兒童，最後因為不足14歲，不承擔刑事責任，被送到少管所，執行3年收容教養。
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愈演愈烈，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視。
首先是家長與家庭教育的問題。
一個問題孩子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問題家長或者問題家庭。一位教育工作者曾激動地表示：每一個未成年人罪犯背後都有一個混蛋家長或者混蛋家庭。
2015年6月，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發佈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監護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未成年人犯罪逐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對308名涉案未成年人的調查顯示，至少有55.52%的人未受到監護人或照管人的管教，而這些監護人和照管人中，保持婚姻關係的佔59.9%，近四成的被調查對象家庭不完整。
家庭教育的缺失還只是表面原因，更為可怕的是錯誤的教育理念。現在，從學校教育到家庭教育再到社會輿論，普遍對孩子過度驕縱，沒有懲戒，讓孩子們養成了“犯錯沒有成本”的習慣。
近40年來，在對西方先進教育理念的歪曲理解下，一些專家與社會輿論錯誤地強調對學生無條件無原則的保護，過分強調尊重與個性，學生的日常管理也完全禁絕了包括體罰在內的一切懲戒手段。學校教育只剩下賞識、鼓勵，“莫有不是的學生”，學生頂撞甚至辱罵毆打老師的事情屢見不鮮，老師不敢管不願意管的現象普遍存在。
更糟糕的是，這種錯誤觀念在社會上大行其道，誤導了很多家長，“嚴格管教”成了落後教育觀念的代名詞，沒有原則的縱容成了尊重個性的先進代表，很多家長對孩子百般呵護，甚至溺愛驕縱，把粗魯、沒有教養當個性，讓犯錯沒有了成本，孩子暴戾之氣日盛。
2014年6月，河北蔚縣，11個未成年人圍毆一位8歲同學致死，最後因為施暴者均不滿14歲，沒有一個人承擔刑事責任，未受到任何懲戒，只是被家長領回家了事。記者前去採訪，在鏡頭面前，行兇者之一流下了複雜的眼淚，而這時，在鏡頭前一直沒有表達任何歉意的父親卻抱著兒子安慰道：不要怕，有爸爸！
沒有了法律的懲戒，還有這樣的父親，這樣的教育，他怎能不會第二次犯錯？對孩子的每一次過度保護，都是家庭、社會、法律在鼓勵孩子犯更大錯誤，陷孩子於萬劫不復。
另外一個顯性因素就是《未成年人保護法》對未成年人罪犯過度保護，不僅沒有了懲戒，更是直接慫恿甚至鼓舞了更多的犯罪。就如開篇那位14歲少年，他知道法律拿他沒有辦法。
事實上，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嚴重的刑事犯罪現象日漸突出，已經引起社會各方的憤慨。降低承擔刑事責任能力的年齡，加重處罰未成年罪犯的呼聲此起彼伏。許多人甚至形容《未成年人保護法》為鼓勵縱容青少年犯罪的惡法。
一些法學專家與教育專家盲目學習西方，反對加重處罰，理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青少年罪犯也是受害者，而且刑事處罰會讓他們背上一輩子的標籤，只能讓他們破罐子破摔，因此需要手下留情。
其實，第一，西方對未成年人罪犯的保護不是無條件的，是在系統懲戒與社會矯正的前提下保護，在很多時候，西方恰恰比我們的懲處更嚴厲（比如剛剛被判決的洛杉磯中國學生凌辱同學案）。而我們只學其一，卻忘記了其他配套懲戒措施，導致我們往往對未成年人罪犯一放了之，包括殺人這種重罪。
第二，法律對這個社會最重要的作用是用嚴厲懲戒來威懾所有違規者、違法者，讓你不敢，所謂殺雞給猴看。上面兩個案例典型地說明了相關法律對青少年過度保護的負面效應：如果沒有法律嚴厲的懲戒，犯錯成本很低，甚至沒有成本，只會鼓勵縱容他們有第二次、第三次犯罪。
這不是保護，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鼓勵他們繼續做惡。東營這位14歲的罪犯，無非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激起了公憤而已。
更重要的是，這種沒有原則的保護，帶來更多的是惡劣示範，不僅是給當事人，而且很容易輻射至周邊的人。在沒有網絡的時代，這種負面效應還只存在一定範圍內，但是在網絡時代，這種負面效應明顯在放大，鼓勵縱容了更多孩子效仿。也就是說，可能在挽救一個人的同時，卻鼓勵縱容了更多的青少年做惡，戕害了更多的人。孰輕孰重，利害分明。
亂世用重典，在目前的情況下，即便是治表的手段，給予未成年人刑事犯罪者以嚴懲，刻不容緩。此起彼伏的未成年人連續惡性犯罪已經給我們敲響了刺耳的警鐘。
當然這還不夠，從長遠看，我們需要從另外一個維度“治根”。在加強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同時，更需要釐清正確的先進教育理念、家教理念，對目前被一些被歪曲的教育理念進行撥亂反正，對孩子從小嚴格管教，多些原則、懲戒，少些縱容、賞識、溺愛，進而少一些“糊塗”、“混蛋”父母。
我更憂慮的是，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我們不只是在過度保護未成年人罪犯，甚至是在無條件無原則地包容違法行為。
社會輿論也習慣於為違法者找有情可原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卻對執法者的嚴格執法百般挑剔，動輒強調柔性執法，最後往往邪不壓正。一位少管所的管教幹部曾說：在目前社會環境下，面對這些人，不敢管、不能管成了常態趨勢，令我們從警者陷入深度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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