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宗教在很早以前便已經傳入中國，但高潮卻是隨著大航海時代而來的明清交接之際，這一時期不僅有大量的西方傳教士湧入了中國，少量的西方傳教士還進入了中國的官僚體系。
但由於宋明理學和儒釋道三家在中國長久的影響力，特別是從宋代開始的新儒學，已經將古代中國的封建政權與理學思想體系緊密聯繫在了一起，並且逐漸讓二者成為了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這種情況下，來源於外國，與儒家學說大相徑庭的西方宗教，便被越來越多的貼上了“異端”的標籤。
那麼在明清兩朝，面對這個異端學說，他們都想了什麼辦法呢？
一、理論質疑
在17世紀初，面對四處傳教的西方西方傳教士，出生於釋儒道的文人和學者深感憂慮，相繼寫了近60餘篇雜文和奏章對西方宗教進行理論上的質疑。
這其中的集大成者要數出生於浙江的一位文人所編輯的《破邪集》，顧名思義就是要攻破西方邪教的書籍。
這本書使用各種各樣的論據對西方宗教的理論體系進行了攻擊，如有一個作者以推理和常識發問道：如果上帝象天主教徒所說確實是好心的和強有力的，那他怎麼能讓亞當和夏娃犯下一種遺傳到後世的汙穢的罪孽呢？即使一個軟弱無力的人都能在某種程度內防止邪惡，全能的上帝為 什麼不能連根剷除這種邪惡呢？
還有一種使用懷疑論的論據進行質疑，書中說：天主教徒責罵佛教徒和道教徒，說……他們關於因果與輪迴的教義含糊不清和無法證實。但天主教教義所謂崇拜上帝的人保證可升入天國、否認上帝的人肯定會進入地獄，……這說法就能得到檢驗和證實嗎？
除此之外，清初官吏楊光先（1597—1669年）的著作也掀起了一場反對西方宗教的高潮。
楊光先以性格暴戾出名，有強烈的仇外情緒，對著名的耶穌會士、天文學家湯若望（1591—1666年）在北京掌管的權力心存嫉忌，當時湯若望在清朝的欽天監任職，並是少數能夠接近清帝的外國傳教士。
楊光先對西方宗教和湯若望曆法的抨擊文章，於1665年發表在《不得已》一書中。此書的論據極為敏銳，是楊光先花了大量時間熟悉過早期基督教歷史和教義的基本內容上而寫成的。
但是他後來之所以有感召力（他成了十九世紀反基督教的英雄，他的著作經常再版）的主要原因，是他對於西方傳教滲透的問題流露出心急如焚的感覺。在他那個時代，這種憂慮是與威脅的程度不相稱的。
這些具有代表性的質疑觀點，雖然極為偏頗，且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邏輯，但是在當時對於遲滯西方宗教的推廣，促使明清兩朝對西方宗教的擴散進行打壓都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二、律法制裁
雖然在明清之際，已經有部分諸如利瑪竇、南懷仁等西方傳教士進入了明清的官僚體系，但是在整個明清的學術氛圍和權力意識中，仍然將西方宗教視為異端學說。
特別是當西方傳教士堅守他們神權高於皇權，皇權受之於神權之時，它不僅成為了旁門左道的學說，更被明清兩朝視為具有煽動叛亂動機的邪教和秘密會社，在清朝時，一度將西方宗教與天地會、白蓮教等等同視為清朝的權力威脅。
為此，明清兩朝制定了專門的律法對西方宗教進行限制，如明朝曾制定法令，主張禁止夜間集會，反對天主教徒的某些可疑的活動，並指出外國宗教以其政治上和教義上的原因應視為異端等。
1724年清雍正帝對西方宗教同樣下達了禁令，在禁令中把它作為被禁止的教派而載入清代法典，而同一年頒佈的《聖諭》有雍正帝的詳盡批註，其中將西方宗教與當時許多人心目中感受極為恐怖的秘密會社之中的白蓮教與天地會聯繫起來。
雍正之後，西方宗教在中國的傳播陷入低潮，在形式上越來越類似於反抗清朝統治的秘密會社，直到一百多年後，西方列強再次打開中國的大門。
閱讀更多 歷史有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