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2年，輝煌豪勁了二百年的吐蕃王朝猝然崩盤。之後，西藏地區再也沒有建立起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政權。

關於吐蕃王朝崩潰的原因，長期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著作中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那究竟吐蕃王朝的崩盤應歸咎於外因，還是內應呢？

孟子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寫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按照孟子的理論，“國無外患，國恆亡”，可見國家的奔潰亡於內因。

那吐蕃是否亡於內因呢？

一、外部因素

1、吐蕃的外患

吐蕃王朝的中後期，在地緣政治層面一共有四個對手，分別是西方的大食、西北方的回鶻、東北方的唐朝、東南方的南詔國。

這四個戰略對手中，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回鶻汗國（爭奪西域）和唐朝（爭奪隴右和朔方）；

第二個層面是黑衣大食（爭奪中亞、吐火羅）和南詔國（爭奪雲南、川西）。

吐蕃與第一層面兩國的戰爭烈度和規模，遠超第二層面兩國。

因此，回鶻汗國和唐朝是吐蕃外患的主因。

公元838年（唐文宗開成三年），末代贊普朗達瑪執政的頭兩年，回鶻和唐朝非但沒有對吐蕃形成威脅，一切似乎還朝著有利於吐蕃的軌道發展。

作為嗜血搏殺了一百八十年死對頭，唐蕃關係自從821年（唐長慶元年、吐蕃彝泰七年）“長慶會盟”後，一直保持了和平。

這當然不是因為，戰爭販子突然都死了，而是兩個傷痕累累的大帝國，都打累、打煩了，也打不動了。

《冊府元龜》中保留了這段時間，吐蕃對唐友好往來的記錄：“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年)十二月，吐蕃……南詔蠻……各遣使朝貢。開成元年(836年)十二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兼御史中壓，充入吐蕃答賀正使。”

“開成二年(837年)十一月，天德奏，吐蕃東北道元帥論夷加羌使信物，乃木夾，到本道，以其書信上聞。開成四年(839年)三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為入蕃使。”

《新唐書》亦載：“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玉器羊馬。”

再看另一個死對頭回鶻汗國，這個為天山南北控制權與吐蕃死磕了幾十年遊牧政權，乾脆給吐蕃獻上了一份厚禮，自己先崩盤了。

文宗開成四年（公元839年），回鶻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謀作亂，被彰信可汗覺察後誅殺。

另一宰相“掘羅勿”正率兵在外征戰，因為害怕被株連，以馬300匹賄賂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

彰信可汗戰敗自殺，國人立“馺特勒”為可汗。

就在此年，倒黴的回鶻人遭遇罕見的大範圍瘟疫流行。年底，白災（大雪災）又至，數以萬計的牛羊凍死。

從此，回鶻汗國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公元840年，已岌岌可危的回鶻汗國再遭重創。

回鶻大將俱錄莫賀，“引黯戛斯（吉爾吉斯人的祖先）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馺特勒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

經此一敗，漠北迴鶻汗國覆亡，餘眾南遷、西徙。

南遷回鶻與唐軍發生多次衝突，為唐所敗，十數萬人回鶻降唐，漸漸被漢人融合。

西遷回鶻部落分裂為三支，一支西投葛羅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舊唐書》卷195記雲:“……回鶻散奔諸蕃，十五部西奔葛羅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其中，投奔葛邏祿的回鶻部落翻越蔥嶺，進入中亞地區。

另外兩支，其實都投降了吐蕃，區別僅在投降地點不同。

一支是在河西地區投降，唐史稱“甘州回鶻”、“沙洲回鶻”、“北庭回鶻”。

另一支在西域投降，唐史稱為“龜茲回鶻”、“安西回鶻”、“焉耆回鶻”。

回鶻汗國的崩盤，對吐蕃無異於天降之喜。從此後，天山南北只剩下吐蕃及其盟友葛邏祿人。

大家要注意這個時間節點——公元840年。此時，距吐蕃王朝崩潰，只有短短兩年。

換言之，坐享幾十萬回鶻人口紅利的吐蕃君臣，恐怕沒有一個人會想到，諸神黃昏的樂章已經奏響！

由此可見，國家層面的外患，並非吐蕃王朝猝然而亡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吐蕃重騎兵

2、天災和疫病

歷史上西藏是一個天災、疫病頻仍的地區，現存史料中多見遭受大災打擊的記載。

松贊干布、金城公主均死於疫病流行，而這種天災也多被宗教集團用來打擊異己。

公元740年左右，吐蕃發生大面積天花疫情。苯教勢力借用疫病流行打擊佛教傳播，赤德祖贊（尺帶珠丹）不得不將僧侶禮送出境，佛經、聖物都被潛藏了起來。

一百年後，朗達瑪執政的第三年，吐蕃也遭遇了大災的襲擊。

《賢者喜宴》記載，（840年左右）發生了大地震，天空呈現處出血紅色，流星隕石如雨而墜。吐蕃神山拉日山崩塌，因之堵塞了碌曲，碌曲為之倒流，暴漲的河水淹沒河灘、農田，大量農戶因此無家可歸。河中還發出巨大聲響和光亮，同時兼有雷擊。……這時的地震、聲響和光亮，在拉薩也感到十分清晰。

除地震以外，《巴協》還記載，“拉薩出現霜災，莊家生鏽病，發生旱災、獸瘟和人疫。”

這場巨大的災難，甚至遠在千里外的唐史也有記載。

《新唐書》亦載:“開成四年（839），（吐蕃）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間夜聞肇鼓聲，人相驚。”

這次災難的烈度，在西藏曆史上也屬罕見，可知受影響的民眾人數眾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當時吐蕃王朝的疆域，東至四川，北至天山、西至蔥嶺（帕米爾高原）可謂扶搖萬里，下轄人口千萬。

版圖如此巨大的國家，斷不會因一次大災便徹底崩潰，就像汶川大地震，不會讓中國崩盤一樣。

另外，吐蕃是中國周邊民族政權中的特例，相比於突厥、回紇之類的純遊牧民族，吐蕃是個披著遊牧外衣的農耕文明。

吐蕃王朝的核心區域，農業是國家經濟構成的基礎。

農耕文明雖爆發力不如遊牧文明，但勝在堅厚綿長，根基不易動搖。

因此，突厥、回鶻會因一場大災猝亡，但吐蕃卻不會。

綜合上述倆點的分析，吐蕃王朝不論是外敵還是天災，都不足以使其奔潰。

那我們再來看看，吐蕃王朝的內部因素。

雍布拉康腳下成片的青稞田

二、內部因素

1、國家經濟入不敷出

西藏地區的氣候條件、生產力水平和人口基數，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個疆域扶搖萬里的大帝國。

因此，“以戰養戰”是帝國擴張的必由之路。

這一戰略構想在初期確實非常成功，自從祿東贊帶兵吞併吐谷渾後。以青海牧場為基地的吐蕃軍隊，在河隴、西域兩個戰略方向，對唐朝發動了長達百年的進攻。

尤其是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被迫實施戰略收縮，吐蕃在河隴地區大規模拓展，劫掠的財物讓整個國家大受其益。

《敦煌吐蕃歷史文書》記載，“漢之財物往運河西，貯存於瓜州，悉為吐蕃所奪，吐蕃庶民也能身著絲綢。”

隴山（六盤山）地勢

但隨著，唐朝逐漸從安史之亂的打擊下逐漸恢復，唐軍在隴山（六盤山）一線構築工事，憑藉山高谷深的地形固守。

吐蕃軍隊掠奪獲得的收益日漸減少，為此吐蕃河隴節度使甚至率軍繞過隴山，向北在靈州（靈武）、鹽州（定邊）、夏州（靖邊）與唐軍爭奪。

但關中北部，靠近鄂爾多斯高原的地區，土地貧瘠、冬季寒冷、人口稀少，吐蕃在此方向的拓展很不順利，所獲甚少。

此時，吐蕃疆域的拓展已達到了極限，膏貽之地盡在掌握，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因此，以戰養戰的國家收益不可避免的走低。

德宗貞元晚期，唐蕃戰爭烈度逐漸降低，並不源於吐蕃對戰爭的需求減少，而是發動戰爭的性價比開始變差。

而與此相對，吐蕃國內的消耗卻大幅度攀升。

隨著，赤松德贊時期確立了，佛教在信仰領域的主導地位。

隨後兩任贊普（牟尼、熱巴巾）在弘佛方面的投入，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這導致，整個吐蕃興建寺院的熱潮幾近癲狂。

《西藏王臣記》記載：“（公元831年）遂由李域（于闐）招請善巧工藝匠師，由尼泊爾招請甚多之塑匠石匠等，修建了伍香多福德無比吉祥增善寺佛殿，高九層有大屋頂形如大鵬沖天飛翔，非常的富麗堂皇。對祖先所建的各個寺院，按照盟誓的規定對殘損的進行了修理。……到這一時期，吐蕃王臣在漢地和吐蕃共建寺廟1008處。”

如果，五世達賴喇嘛的記載的數量屬實，那吐蕃當時寺院數量，甚至遠超他所處的清朝初期。

再考慮到法會、禮佛、譯經，以及供養僧人的支出，天文數字量級的消耗，別說是資源匱乏的吐蕃，就是放在自然環境優越得多的唐朝，也不見得能承受。（唐武宗“會昌法難”，便源於“國窮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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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鬥爭日趨激烈

一直以來，吐蕃的政治鬥爭，都圍繞兩條主線展開：

王權與教權之爭；

教權與教權之爭。

每當教權甚囂塵上，凌駕於王權，吐蕃王室都會以“滅苯”（“滅佛”）的方式打擊，保持二者平衡。

當王室將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平衡力量引入吐蕃後，佛苯之爭成了教權博弈的表現。而王權則可以左右逢源，兩相其便。

（這是松贊干布引佛教入藏的政治考量，至於松贊干布本人是否篤信佛教，我持嚴重懷疑的態度。）

因此，藏傳佛教從其發端之始，便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這是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本質區別。

在漢地，秉持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階層，對佛教涉入政治具有天然的阻滯性。

因此，漢地滅佛多從經濟原因考量，更多是為了釋放青壯年勞動力，加入勞動生產。《唐武宗“滅佛”與朗達瑪“滅佛”的比較》

而吐蕃社會沒有形成一個穩固的世俗思想體系，貴族階層受宗教影響甚至比王室更甚。

因之，吐蕃爆發的“滅苯”（“滅佛”）事件，全部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

基本上，表現為“滅苯”全部由贊普推動，而“滅佛”則全部由貴族大臣推動（朗達瑪“滅佛”除外）。

另外，自從赤松德贊採取“獨尊佛教”的政策後，其後史料記載明確的4位吐蕃贊普，牟尼贊、赤德松贊、赤祖德贊、朗達瑪（牟如贊記載太模糊）有3位遭刺殺而死。

牟尼贊、赤祖德贊（熱巴巾）死於苯教勢力，朗達瑪死於佛教勢力。

贊普死於非命的比例，遠高於“獨尊佛教”之前。（《吐蕃王朝贊普被謀殺的比例，為何如此之高？》）

由此可見，全力弘佛的舉動，並沒有彌合吐蕃的社會階層，反而讓政治鬥爭變得更慘烈。

綜上所述，朗達瑪坐上贊普之位後，吐蕃國內的社會矛盾已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一方面，“四大供”、“七戶養僧”、“寺院不納稅、不徵勞役”等制度讓國家經濟不堪重負。

另一方面，世俗官僚無權鎖拿涉案僧人，“用手指點僧人，斷其指；用眼睛瞪僧人，剜其目”的律條，又遭到苯教和部分貴族勢力的嚴重抵制。

在此情況下，朗達瑪本人是佛教徒，還是苯教徒並不重要。

不論他“興苯”還是“弘佛”都是死路一條。

所以，他選擇了以打擊僧伽集團、寺院、譯經院為主的“滅佛！”

《吐蕃贊普朗達瑪，究竟是“滅佛”，還是“抑佛”》

但隨著，他死於佛教徒的利箭之下，吐蕃社會百餘年的積弊總爆發。幾乎在一瞬間，便吞噬曾經輝煌的吐蕃王朝。

這才是孟子所云，“國無外患，國恆亡。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佛教安樂了嗎？

吐蕃王朝奔潰後的70餘年，是公認的藏傳佛教“黑暗期”。

苯教安樂了嗎？

苯教在之後千餘年間，一直遊離於西藏政治核心之外。

吐蕃貴族、民眾安樂了嗎？

王朝的崩盤，誘發了席捲全藏的吐蕃屬民大暴動。（《席捲吐蕃全境的屬民大暴動——“一鳥凌空，眾鳥飛從！”》）

之後四百多年，吐蕃陷於割據的烽火不能自拔。

這一切，應歸咎於佛教？苯教？還是朗達瑪？！

後人自相評說吧！

詳解歷史細節，釐清來龍去脈，視角不同的中國歷史！